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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日益开放与变异足以孳生某些特殊角色，比如臭名昭著的匪首与伸张正义的游侠。此二者一邪一正，在道义上截然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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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贪念有大小之分，小者“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大者“入人栏厩，取人牛马”（《墨子·非攻上》），而江洋大盗，乃是时代难题。《庄子》里记载：“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其实，各地皆有流氓无产者，他们既不附于封建体系，也不容于城市产业，作为拼命改善境遇之社会存在，严重困扰着诸侯。《列子·天瑞》似有一段隐喻明显的故事，说齐人国氏大富，宋人向氏大贫，于是这个宋人去齐国请教国氏。国氏回答他说：“吾善为盗。始吾为盗也，一年而给，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闾。”此宋人闻国氏之“盗”既能发家致富，又可劫富济贫，于是效法，最后却以赃获罪。宋人愤愤来找齐人理论，国氏讲出一段高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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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宝，谷帛财货，人之所聚，岂天之所与？若盗之而获罪，孰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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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故事既反映盗徒之猖獗，又为齐人勤劳致富的传统正名，这个国氏便是齐人的典范，是勤奋加上地利，凭自己的一双手创造财富。宋国也可能确实多穷人，有一宋人在路上拾得一块废弃的契据，他连忙拿回家收藏，并仔细清点木契上的刻齿（符与契必须合齿才能证明契约的真伪），他甚至告诉邻居：“吾富可待矣。”（《列子·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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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真可谓知难行易，盗贼毕竟不可去，以致专门针对盗的相面术与侦查术可补政府治理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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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苦盗。有郄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之盗为尽矣，奚用多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盗谋曰：“吾所穷者却雍也。”遂共盗而残之。晋侯闻而大骇，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且君若欲无盗，若莫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则何盗之为？”于是用随会知政，而群盗奔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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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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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子深刻地指出，郄雍这类特殊人才并不能根治国家的盗贼问题，要清除盗贼，必须从净化政治、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开始。故事的最后，晋国重树羞耻之心，盗贼转战秦国，秦国成了藏污纳垢之地，此又是一影射。秦国学者牛缺在去邯郸的路上遇盗而亡，而几个燕人也在函谷关为盗扑杀，这些事例都在《列子》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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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侠客，首先要将其与“兰子”区分开来。“兰子”是一些耍江湖把式的民间艺人，由于精通踩高跷、抛剑、轻功等杂技，他们往往去取悦君王，以求赏赐。而侠是不会取悦君王的，所谓“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汉纪·武帝一》）。司马迁很留心这些古时“靡得而闻”的群体，善于把这“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与“暴豪之徒”区别开来，发掘他们的优点。他承认游侠的品质是言必信，行必果，重承诺，能不惜身体发肤，救人急难。而站在国家的角度，侠被法家认为是“以武犯禁”，是乱源之一。但在“仁义”的审视下，游侠的轻生重义、锄强扶弱又显得那么的稀有而可贵，以致“侠”最终能从一种处世方式变为一股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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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又易让人想起资本疯狂年代的道德危机。儒家对一切关乎民生之事都抱有警惕。从学理上言，儒家不支持“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但此类话题在先秦尚未成为一问题。商品经济的活跃本是旧制松动后的必然，因为市场就是自生自发的个体互动秩序，这种秩序可以包容每个个体的目的，而没有共同的具体目的来统领个体。但是“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若放任市场，则必会出现垄断。“垄断”一词正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孔子当年已将富与贵并称，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富”是指经济利益，“贵”是指政治地位，这表明商业力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孟子相信，谁都想富贵，但垄断富贵却不行，绝对不允许个人把升官发财的渠道给独揽了。孟子更痛心疾首地说：“征收商税就是因那些低贱的垄断者而起（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逐渐繁荣的市场必然会出现欺诈的歪风。对此，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开出了“市贾不二”的药方，即规定长短相等的布匹丝绸价钱一样，分量相等的麻线丝絮价钱一样，数量相等的粟米谷物价钱一样，大小相等的鞋履价钱一样，以此类推，强制物价实现平衡。而孟子充当起市场坚定的辩护者，他说：“物品种类不一，这是物品本身之特性，相差一倍五倍，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万倍，都是正常的。若将同类物品等量齐观，便是淆乱天下。试想优质的鞋和粗劣的鞋卖同样的价钱，这本身就是一种欺诈。若行此道，就是搅乱市场，鼓励人们欺骗（夫物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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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农业文明转轨进入工业文明而言，社会之病是必有的。社会转型固然需要文化制度方面作相应的调整，但绝对不需要将传统全部推倒重构。人类不可能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一种外在模式而完全抛弃曾支持他一路走来的内在力量。人心不能只随利益、时势而变，否则变不如不变！变终究要变，如何变，变如何，此是关键。欲解此结，必明变之两种，一曰“顺变”，二曰“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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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土地滑向市场买卖，这是几百年间贵族私自交换、抵偿，甚至侵占、兼并土地造成的后果。那么经济进步是否必须以摧毁封建为基础？土地交易行为固然是对土地国有制的冒犯，但只要在尊重国体的前提下，土地私有这类社会变迁是足以应对的，只待制度松绑，认可既成事实罢了，这就是“顺变”。正是在西周铭文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书面文字契约。其实，宗法血缘政治的瓦解，并非礼乐所不容，也绝非华夏文化衰退的症状，而正是周朝天下主义的兴盛，此容后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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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政治上，市民阶层没有形成可观的力量，尽管市民文化极其早熟。战国氛围为市民中的工商势力准备了两种结局，一是屈从于专制，任凭处置，极可能“暴毙而亡”；二是巴结权贵，或直接进入政府，这是工商业的“安乐死”！战国著名的私营手工业主与大商人中竟无一人是秦人，盖因秦邦的国有经济最为咄咄逼人，如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全部为政府所垄断，民间自生自发的经济力量岂能分一杯羹？如果秦吞灭天下，那么经数百年积淀之商品经济无疑将遭遇重大挫折。这就是“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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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秦始皇为了解除六国故旧势力的威胁，不仅大坏城郭，以六国都城为主，此多是通都大邑。又将大工商主迁离原籍，导致其生产活动中断，飞速前进的经济发展戛然而止。一座座大型水利工程的相继问世向世人宣告——“固本”才是时代潮流。鸿沟是一段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始建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秦亡后楚汉相争，它曾被划作临时分界线，后来一直被用于比喻事物间明显的界线。具有帝国倾向的政府便是一道鸿沟，将农业与工商再次割裂。此前，农、工、商自然“沟通”，此后，城市生活中虽有白天而无黑夜，但就承载工商经济的大都会而言，可谓“夜长昼短”，因为政治属性在都会的价值份额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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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十话 乌托邦与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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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天地道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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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说：“严格地讲，全部西方哲学就是希腊哲学。”若言之成理，则列位看官也不得不重视先秦思想。遥想“诸子蜂起”之盛况，先秦思想者共同打造了一座永属华夏世界的思想库，而言及老子思想便犹如“开门见山”，真乃奇峰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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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和“道”一般，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在中国，人人皆可自称“老子”，而外人很难相信，这二字竟是一思想偶像的尊称，此人甚至被胡适先生封为“中国哲学始祖”。然而，“老子”的身份又是混乱的，历史上曾有数人疑似，每欲细辨，则疑窦丛生。史载孔子问礼于老子，或跟着“老聃”助葬于乡党；“老子”还可能是周惠王时的老莱子，或又是周幽王时的太史伯阳，甚至是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因有此种种分身，种种传说，年份相计，竟可得百岁之差，故可言“老子”是一个系列，孔子是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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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又称《道德经》《五千言》等）一书的时代背景明显是“知识爆炸”的战国时期，其“着力点”指向高倡仁义与复古的儒墨两家。但老子的生卒年代与《道德经》的成书年代本就是不同问题，换而言之，《老子》成书于孔子之后并不妨碍老子是孔子之前人。就如《中庸》《管子》的成书皆晚于挂名作者子思和管仲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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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若非“乌有先生”，则其人的“模糊”恰恰折射出私学兴起前的状况，如果他是孟、荀时代的“大”学者，便不可能如此“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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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学识之深，口气之大（如“天下皆谓我大”，“我恒有三宝”），绝非细民出身可至。尤其见识超尘拔俗，言说气象非凡，而他的苦闷，尽显大时代的全面动乱。他显是久经“贵族政治”的熏陶与“世职学术”的训练，更有收集天下诸种信息的渠道。因其必是朝中之人，故观察深刻冷峻，他说常人往往不喜欢“孤”“寡”等字，然而王公偏偏以为自称，他实在见过太多“强梁者不得其死”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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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较为可信的身份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他本应是王官高参、学界领袖，可偏逢一个官学不景气、权威靠不住的年月。《汉书·艺文志》便认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老子》一书词约义丰，更像是长篇哲学散文，其原型可能是思想札记。话语有轻重，情绪有沉浮，故虽可赞五千言字字珠玑，却也不能尽视作不刊之论。偏激话、牢骚话、丧气话、反话甚至暗语，未必不掺杂其间。而《老子》到成书之时，已是一派思想言论的汇编。《老子》一书的内容究竟有多少出自老子本人，这是古今一大难题，正如西方学者也无法排定柏拉图的对话诸篇的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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