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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5 厚今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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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曾对孟子这样说：“大禹的乐声要胜过周文王啊（禹之声尚文王之声）！”高子可能得到一件被视为是大禹时代铸造的青铜古乐器，他大概是在把玩时发现钟钮都快断了，料想这是因为音色音质之美而使用得频繁。高子此论颇有深意，反映出当时舆论实有一种扬夏道抑周道的倾向。孟子明显不屑于厚古薄今，他说：“这怎么足以说明问题呢？城门口的车辙很深，难道只是一辆马车的力量所造成的吗？”文物年代久远，难免残损，文王之器只是年代较近，怎能说它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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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都知道“音乐无国界”，故先人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可在有的人眼中，此乐非彼乐。他们认为只有钢琴、提琴等西方乐器演奏出来的才是音乐，而先秦的钟鼓之声反不称为音乐。乐本是音符之和谐，不成秩序者是噪音。今人实不可将“乐”狭隘化，将“乐”统统划为西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李斯曾对比东、西音乐，他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谏逐客书》）气质虽大不同，但都是好音乐。面对近代西乐的强势，中国人必须实现古乐的转化。此种转化尚称不上“创造性转化”，而是顺理成章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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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持论轻浮，不见根底，近世中国真大有人在，如一边说无须在先秦思想里找现代民主宪政的本土资源，一边却扎根希腊神话里挖掘人本主义、自由精神对民主的供养。他们不仅站在民主的立场上夸耀雅典政制的早熟，又以科学主义的视角去审视古典思想家的先见，一一追封前贤，表彰功业。某某属第一人，某某之为首创云云，这是学史编纂者的连根接脉，避重就轻，其实先哲们的浅薄臆想并不比他们的睿智清醒少。谁与古人神交，谁获先哲启发，谁得大师真传，其间附会真有信口开河之嫌。然我国学者也依样画葫芦，构建一部部严丝合缝的学术史，对历代思想家不仅追封还加鞭尸，更拒绝接纳儒家思想为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故会一再出现诸如“孔子首开思想罪之先河”这样的污蔑。这些个“建树”的确填补了空缺，但终未圆满，因为历史本不是这般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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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自由，自由的诉求是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事后诸葛之发明。现代民主政治也根本不是民主思想的直接产物，而是历史多面相发展的最终产物。如果大众有民主诉求，那么就该结晶为民主思想，从而再开化出民主政治，历史似乎很简单，如《泰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主政治不过此十二字而已！反之，中国无民主政治，则必无民主思想，也就谈不上民主诉求。可中国人若无民主诉求，岂非都是奴才？倘若中国人有民主诉求而未能提出民主思想，岂非都是庸人？如果中国人既有民主诉求，又有丰富的民主思想，却未能建立民主制度，那就必是现实中有巨大的阻碍。然而，数典忘祖之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自觉“逻辑”在手，便热衷咬文嚼字，总认为先哲言论经不起推敲。他们也不屑于东方的道统论，却深得欧洲人那种维护自家人、言必曰希腊式的学术史编纂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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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此处，只是给国人提个醒，在大谈自由、民主之时，不能被近世的苦难糟蹋得失去理性，不能被拼命追赶的情绪压迫得感情用事，以致将所有渴求与崇敬的目光都投向实际上并不完美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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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像样的）民主自古有之”的意见，源于两种心思，一是“这个应该有”，二是“这个可以有”。事实却是“这个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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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强说民主，那么周朝与雅典的政制同样是文明早期只属于部分人的“有限民主”，雅典公民的民主以奴役其他族群为支撑，城邦就是政治特权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也是社会等级制的拥护者，他甚至认为农民与工匠不应拥有公民权。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借助抽签选举，又是何等“轻率”！实际上，“道貌岸然”在《独立宣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那时的奴隶制仍然健在，而女性的选举权更在其后，可见全体公民的民主是晚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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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西周，国人对野人的歧视尚谈不上严酷的压迫，而国人有着较大的权利。何兹全先生更是称整个先秦时代是“君权、贵族权、平民权三足鼎立的时代”（《中国文化六讲》）。《国语·鲁语下》有云：“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另据《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记载，当国家有危难时、国家要迁都时，或者国家需选立嗣君时，小司寇必须在外朝召集民众征询其意见。从“诗人作刺”、周厉王不堪国人的言论、子产不毁乡校（不毁虽不代表不能毁，毁是可毁，但就如英法的议会，国王要解散也是可以解散的）、稷下先生“不任职而论国事”等事例都可看出社会上存在着较大的公共议事空间。说宽容，在周朝体制下源起的学派虽互有批驳，但未闻有哪门哪派火并群殴，哪位思想家被处火刑，哪位门徒被乱棍打死，也未闻各学派追杀异教徒。反观古希腊，公民触犯宗教传统便会受到严惩甚至判处死刑，而伟大的苏格拉底先生正不幸死于投票，死于“思想罪”。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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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诸贤的确有益于后世的民主、理性、科学（实际上古希腊未能把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又何尝无补于后世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呢？我们是否该“选择性”地追根溯源呢？好的就是前人铺就，坏的就是后人造作，岂有此理呢？在修昔底德笔下，所谓的希腊文明也分一个雅典与斯巴达两大模式，而到了中华文明的评价上就成了暗无天日，一黑到底，不亦可笑乎？埃德加·莫兰也不得不承认：“欧洲历史更鲜明的标志是绝对专制政体、独裁政权、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我们无须挖掘西人的黑历史，却不能只见一端，不能因为一时腰杆被压，便不再开口说话，我们必须得问一句，中国人岂是从来就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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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浅薄见识真是遗毒匪浅，培育了晚近中国人自卑的民族心理。欧洲不是“先天伟大”，不是“一贯正确”，其优越处在其“懵而能醒”，尤其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求知若渴者饥不择食，甘受愚弄，信以为真，立志摒弃传统，从此做一新人，殊不知新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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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火焚空，终将自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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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地心说”的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若是由近世中国人来反思，首先便会狠狠揭批两千年前的希帕库斯，因为他所提出的“地球中心说”蒙蔽了西人十几个世纪。一些学者在数落自家哲人时，对西方大家学说的浅陋、鄙薄缄口不提，于是中国先民竟成了饱食千年、无所用心的劣等民族。西餐固然可口，但去论证它绝无分店则大可不必，若还去阻止诋毁它的分店，便是别有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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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6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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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羸与魏王同立于高台，此时上空飞来一只大雁。更羸主动为魏王表演了拉弓虚射而坠大雁的“神技”。此技果真神乎？其实不然。这是一只离群无措且受伤未愈的大雁，更羸虽是虚放一箭，但弓弦之声足以吓到大雁，大雁振翅高飞反而撕裂伤口，应声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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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画面颇有些得意与凄凉的对比，很不幸，中国文明不是那根老谋深算的“空弦”，而恰是那只饱经伤痛的“孤雁”。时至今日，诸多看客仍然称赞射箭者的高明，殊不知大雁败给了自己的脆弱心理，它何尝没有一鸣惊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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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实在该想想文明的断翅之痛，是什么阻碍了文明的交流传播，又是什么打断了文明的延续推进。中华作为一底蕴深厚的文明，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遗产与超强的生命力，面对改变，不怕弄不通、学不会、跟不上，只怕不肯学、不愿跟、不思进取。我们本不该叨唠中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而是该忧虑中华文化是否具有“见贤思齐”的品质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禀赋，同时，我们还要仔细整理，中国的思想史上究竟有没有“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吕氏春秋·谨听》）的心理资源。显然，这些都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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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仿佛留下一段启示——好的坏的，善的恶的，生命力与破坏力，它们都来自西方。“文明西来”乃空穴来风，“商周和合”何尝不是“东西合璧”，“秦师东进”何尝不是西土再兴，而佛教东传仍是一股西来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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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华文明史，所谓东西之短长，不过细碎之边角料，东西融通才是主旋律。数千年的历程表明，“中国文明”总借助西方完善自己，壮大自己，而中国之“西界”也确实一直在向西推移。“学贯中西”是中国学者的高标准，“中国文明”则要坚守一“中”字，其魅力就在于“不偏不倚”，其生命力就在于超越“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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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逢大劫，摆脱困境自是当务之急，静观与自省反倒显得几分不合常理。中国在近代便处于“人穷志短”的关口，且不论重现“老子化胡”的自信，国人自然是巴不得背负数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国立马焕然一新，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一班政客文士从未细看历史，只刚刚摆脱奴隶身份，便天真地以为有何种万能公式通向富强，只相信因果，只追求结果，却未深究效果。文化上的百年大计、千古忧思都抛却脑后，然而，罗马真不是一天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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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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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乃一时髦提法，也是一场时空错置的闹剧。所谓“现代性”与各后进国家之传统社会兼容与否，不是单看理论如何，而需从实际出发。“被现代化”可谓中国文明史上一大挫折，今日究竟是“后现代”还是“后殖民时代”尚难厘清，故我们至今还要学着“主动现代化”。此不关纵身一跳之果敢，而系慎之又慎的理智。我们须知，在挫折面前，不可造次，首先自省，然后奋进变通。所谓变通，仍是自己主导着在变，不是躺在传送带上而变。无任何捷径可供穿越，无任何神明可资向导，无任何英雄可凭依附，应踏踏实实走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过程，也必谨记“欲速则不达”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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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需慎之又慎的是，“现代性”的降临不是空投，不是将现成建筑原封不动地搬移过来，没有地基，高度无从谈起。若再将传统土壤挖坑刨尽，只留废墟，又何以巩固重塑？个体与社群的道德、价值观、归属感等等只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赋予，此之谓“底蕴”。底蕴与底线不同，只顾底线则水浅至脚丫，人若站起，只能袒露下体，难免龌龊。中国人不管如何变，永远不会舍箸筷而取刀叉，林语堂在《四谈螺丝钉》一文中借柳夫人之口说道：“我想文化最后的标准，是看他教人在世上活得痛快不痛快。活得痛快便是文化好，活得不痛快，便是文化不好。”西人嫌中国的皮蛋与腐乳恶心，难道我们便要扔掉？该变的要变，无须变的则不必盲动。变与不变，其实和“是否还是中华文明”或者“中华文明本身优不优秀”没有本质联系。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国家可以变，那么作为一个主体，中华文明为何不能变？变了终归还是自己在变，岂有“变了就不是自己”之理？难道真是“昔日所云我，而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属后来谁”？黄河都可以改道，中国为何不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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