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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南疑似指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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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各为其主，参政议政，能言善辩。其政经方面的成果，为后世引为经典。其中，少不了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之论，不经意间，还为后人研究科学史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科学方面大家公推墨子为最能，其实，管仲、韩非也不是等闲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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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溯源指南针的历史时，发现《管子》一书，不仅涉及了地图学，还兼论了地矿学。其《地数》最早透露了磁石的信息“山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春秋初期，铜铁界线不清，美金（铜）铸剑戟，恶金（铁）制农具。而关于磁石吸铁的特性，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已有了准确表达“慈招铁，或引之也”。而最接近指南针的叙述，则在《韩非子·有度》之中，“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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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毕竟戴不起科学家这顶大帽子。那些关涉科学的文字多是为政论服务的片言只语，细究起来，往往又不知所云。比如，韩非子最早提到的司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司职方位的官员，还是个指南的器具？人们找不到下文。《鬼谷子》中也有“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的记载。大约400年后，在东汉的《论衡》中，我们又见到王充的“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简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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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南好像是个指南物，但怎么指也没说清。唯一的图像证物是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石刻：一个小勺子放在一个小方台上，旁边还绘有风水先生一类的人物（见图1.13）。人们据此推断，这就是传说中的“司南”，即指南针的原形，所不同的是那根“针”（勺）是石头做的。用磁针指南的历史，还要更晚一些。最早见于9世纪的《酉阳杂殂》，书中有“勇带磁石针”和“遇钵更投针”的记载，11世纪的沈括《梦溪笔谈》则有更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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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各地的出土文物中，确实见到了石刻所描绘的方盘，盘多是用青铜做的，也有涂漆的木盘，盘子的四周刻有表示方位的格线和文字，是不是占盘？但磁石勺，至今没有出土实物。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司南实物，是国家博物馆里摆着的那个仿制品。其他博物馆也依此仿制（见图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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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据文物学专家孙机先生讲，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个司南是用人工磁铁做的。实际上，天然磁石加工不出能指南的磁勺。1952年毛泽东要访问3年前已造出原子弹的前苏联，郭沫若要求制作一个司南，作为毛泽东的出访礼品。钱临照院士找了最好的天然磁石，请玉工做成精美的磁勺，可是不论怎么转，它都无法指南。后来人们分析：一是加工过程的热度消解部分磁力，另外磁距太小，摩擦力又太大，使之无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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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斗胆猜想：《韩非子·有度》中所说的“司南”，如果确有其器，也许是一种巫用的轮盘把戏之具；而鬼谷子记录司南，他本人就是一个四处游说的方士。后来，在汉代墓葬中，考古工作者见到了许多玉制的司南之勺。大家知道，汉代占卜之风大盛，最为流行的“三大避邪之宝”，既有玉司南，另两个是刚卯和翁仲。刚卯是由商周的玉管演化而来，四面皆刻有驱鬼之辞。翁仲，是一种驱鬼力士玉佩，采用“汉八刀”雕法，生动古朴。这些避邪佩饰，生时多挂在身上，死后随主人葬入墓中。所以，说司南是奇技淫巧之物，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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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司南唯一的图像证物是河南南阳出土的东汉石刻：一个小勺子放在一个小方台上，旁边还绘有风水先生一类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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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出土文物中至今未见磁石勺，现在人们博物馆里看到所谓司南都是后人按东汉石刻图像复原的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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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再说一则汉代的故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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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方士栾大，曾利用磁石原理做了一副“斗棋”，通过调整两个棋子的正负极，忽而相吸，忽而相斥。栾大为显示自己通神，便为汉武帝演示“斗棋”。武帝深信其神通，遂封栾大为“五利将军”，甚至，把女儿也许给了这位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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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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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第一个磁罗盘是阿马尔菲人发明”的说法，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在意大利做沿海文化考察时，我曾到过这座历史名城。虽然，没看到那个12世纪的古罗盘，但小城依山面海的自然环境，让我相信，这里的人对航海罗盘会有强烈需求，且不说意大利产生的那些大航海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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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科书，对“四大发明”介绍得很多。但课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与我们的说法相冲突的西方科学活动。在说春秋初《管子·地数》“山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是关于磁石的最早记载时，从来不提同一时期古希腊“科学元祖”泰勒斯（约前625——前547年），不仅发现了磁石，而且还明确指出了磁石吸铁的现象，“万物充满了神的意志，马格尼斯（磁石）吸引铁是因为它有灵魂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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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石的发现，东西方至少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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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磁石指南的现象，尚无证据显示西方这方面的认识比中国早。所以，我一直相信指南针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说法。关于磁石指南的最早记载，在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有度》中即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三国时，魏国的马钧受魏明帝之诏做指南车。人们多以为，这是一个磁指南的工具，其实不是。那个立在车上的小木人，不论车行何处，手始终指着南方。那是因为，车行之前，已事先定好南的方位，车子利用差动齿轮的原理，通过齿轮的作用，使小木人的方位不再改变（见图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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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有说服力的是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谓“指南鱼”，即用一块薄薄的钢片做成“鱼”，令肚的部分像小船一样凹下去，将“鱼”人工磁化后，使其浮于水面，“鱼”就能指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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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人的态度很端正。由先秦到晚清，先人从没说过“司南”或者“指南鱼”是中国最先发明的，也没说夷人的指南针是盗版。将指南针列入“四大发明”，这样“震惊世界”的说法，是英国人李约瑟提出的。此外，他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推论水罗盘是从陆路传到西方的。但西方学者不这样看，他们认为阿拉伯人至少在11世纪之前，就先于中国在航海中使用磁罗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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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讲，指南针分为两种，一种是水罗盘，一种是旱罗盘。中国人发明并使用的是水罗盘，北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见图1.16）。而欧洲人发明并在航海中使用的是旱罗盘。前边说过，意大利阿玛尔菲人在12世纪最先发明了旱罗盘。13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又将旱罗盘加以改进，将其装入有玻璃罩的容器中，成为便携仪器。后来，这种携带方便的指南针被欧洲各国的水手广为应用于航海实践中。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将这种罗盘带到日本，又经日本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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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四大发明”，这个今天看来有点可疑，当年确实“震惊世界”的说法。它是由李约瑟先生一手创建的。1941年，对中国科技史充满兴趣的李约瑟，来到中国实地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一年后，即推出“四大发明”的研究成果。当时，正值抗战进入关键期，这个说法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战斗志，遂被广为传扬。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首卷正式出版，成为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权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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