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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也晚”——如果让长江写个自述，开头的肯定是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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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质学上，长江与黄河同时诞生于青藏高原的冰峰雪谷，是一奶同胞。但依文字的发生而论，长江则是黄河的“晚辈”。我们在甲骨文中甚至找不到“江”这个字，直到金文中，“江”字才出现。生得晚的“江”字与早生的“河”字一样都是专字。“河”在古代专指后来所说的黄河，“江”则是专指后来所说的长江。其他的弱势水流都叫这个“水”，那个“水”，如汉水、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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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由文字写成的，谁先掌握了文字，谁就拥有了文化的话语权。中国的古文字率先发生于黄河地区，所以，在中原人的史籍里，黄河文明一直是中华文明的老大，长江文明没有被当作一个文化源头来认识。这样的观念一直到了20世纪，才被新的考古发现所改变：长江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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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成了长江文明论证者的“创世纪”。专家们用新的考古发现，建立起长江上游地区先秦文化的发展序列，即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文化，最后到晚期巴蜀文化。特别是近年来，在民间兴起了一股三星堆玉石铭文的研究，使甲骨之前，长江流域是否已有了文字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不过，这些据说出自三星堆的玉石及文字，有一个民间收藏的致命伤，就是它们多没有“坑口”，也就是说“出身”不明。所以，这些玉石文字或蝌蚪文暂时还没有被学界认可（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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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这一理论的确立使得江与河的文化有了对比。历史学家先以宝墩文化PK龙山文化，宝墩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晚期，长江中上游已初现文明曙光。再以三星堆文化PK中原青铜器，三星堆到底受没受到商的影响，尚难论定，但至少证明了三星堆也有成熟的青铜文化。至于巴蜀文化，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相互影响，已到了“有案可查”的历史阶段，江与河共建中华文明，如此这般地成了学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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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据说，这是来自三星堆，但却没有“坑口”的民间收藏。此蝌蚪文龙玺上面的4个古文字，目前没有人能破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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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多元统一”或“统一多元”的中华文明理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不断有考古发现并扯出长江文明领先于黄河文明的说法。1988年云南元谋县出土了一具人猿超科头骨化石，距今约300万——400万年。它把1965年发现了距今约170万年左右的元谋猿人，又向前提了200万年左右。若以化石论英雄，长江流域的猿人比黄河流域的猿人更有历史。但猿人毕竟不是证明文化的元素。但当我们将目光由人类化石转而投向石头文化，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良渚玉器横空出世。早在5000年前，长江下游就孕育了神奇的玉器文化。良渚的玉琮、玉钺等玉器，不仅切割规整，纹饰神秘，而且具有了专业化生产的痕迹，新石器时期的良渚玉器文化，明显优于黄河玉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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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吃惊的是浙江省考古所于2007年底公布的考古新发现：在距今4000多年的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超大古城。有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城”。更有学者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在夏商周三朝前，加上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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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有三星堆青铜，下游有良渚古城，长江文明以合围之势，挑战黄河文明。黄河文明只剩下尚能守住阵脚的重要武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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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我想起摩尔根的理论（马克思非常喜欢这位美国学者的《古代社会》），“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如果我们把长江文明带入著名的“文明三要素”（即城市、文字和青铜器）之中，就会发现长江文明独独少了文字这一重要环节。无论是三星堆的青铜器，还是良渚的玉器，其器物上都没留下任何文字符号。没有文字就难以进入文明状态，更难成就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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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怀疑那个要“改写夏商周断代史”的良渚古城（有人说它是个古代的水堤，也有人说它是后世的采石场），但还是寄望于某一天，长江流域挖出了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那时，我们再来谈“江”与“河”的文明，或许更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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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五岳中的王朝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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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人生于水，却跪于山——这是为什么？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连喜马拉雅山都是从海底挤出来的——但初民不拜海洋，只拜大山。我猜，山作为崇拜对象，是由于其维度比之水，更有形，更有势，可以拟人、拟物、拟神……甲骨文的“山”字，描述的就是一个耸立眼前的高大对象——山神。甲骨残片上与“山”字相连的卜辞，“其求雨于山”“其燎十山雨”，也都是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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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祭山的卜辞中，有许多与山相连的数字“往三山”“侑于五山”“勿于九山燎”“燎于十山”。三、五、九、十这些数字是言其多，还是代表着群山的座次，专家也无从猜测。山与山，分出差别，拉开距离，排出座次，是在它叫“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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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的“岳”字，从羊从山，大约是给山神烤个全羊以献祭的意思。所以“岳”不是普通的山，有了神山或名山之意。岳由单独的名山神山，变为四方神山，始见于《尚书》，其《尧典》是最早提到“四岳”的古代文献。它记录了舜王四季巡守四岳的制度（实际上，尧舜并非信史，古人借此说事罢了）。有学者依《尚书》成书年代推断，“岳”应该是春秋之前掌管大山的官吏职称，后人们把主管方岳的官名与驻地大山之名混称，于是有了“四岳”之说。山的地位、地德与礼数，借此得到了明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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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是《尧典》提到的东西南北“四岳”，只有东岳“岱宗”有名字，其他三岳皆不知何名。“五岳”之说，晚于“四岳”，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但没指明“五岳”到底是哪五座山。东汉末年遍注儒家经典的经学大师郑玄在注《周礼》时，考证了五岳：“东曰岱宗、南岳曰衡山、西曰华山、北岳曰恒山、中岳曰嵩山”，这个说法也是我们今天沿用的五大名山（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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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虽然是名山，但祖先选定四方之岳，可不是给老百姓推介旅游景点，更不是为了向外国人“申”什么“遗”。商周之时，各王朝已经有了明确的方位观，开始通过“四岳”“五岳”的岳的范围，表达国朝中心和疆界的道统。据史家考证，商周的国都，皆在河洛之间，当以嵩山为中岳，其他四岳各随其方。秦并天下后，定都咸阳，周朝的“五岳”，有碍秦的地德。于是，秦以咸阳为中心，重新排出十二大名山，并首次封禅泰山。汉代的“中央”思想更加明确，正式创立了五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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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作为一种明确王朝地域正统性的地德，被历朝历代所接受。但王朝轮转，忽北忽南，五岳位置也有一些改变。汉武帝登礼天柱山，封为南岳；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诏定衡山为南岳；元、明、清定都北京，几次调整北岳，由恒山之阳，改为恒山之阴。清朝还“诏封长白山神秩祀如五岳”，将其发祥地长白山升格为“岳”，也借此岳，宣示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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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就这样从群山中“脱颖而出”，且待遇不断提高：皇帝在这里祭祀、僧人道士在这里修行念经、文人雅士在这里赋诗作画……所以，明朝人登临五岳后，发出“五岳归来不看山”的慨叹，并非是指五岳之美；而那后半句“黄山归来不看岳”，才是赞美的实话，若以美而论，黄山不仅是中国第一，还有资格PK地球上任何一座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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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时有关于五岳联手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之议（泰山已于1987年列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如果，五岳能扩展“申遗”成功，自然是五岳史上的一件大事。但与烟火气太重的五岳相比，我更喜欢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十大名山”（南迦巴瓦峰、贡嘎山、珠穆朗玛峰、梅里雪山、黄山、稻城三神山、乔戈里峰、冈仁波齐峰、泰山、峨眉山）的天然与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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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太华山图》即华山图，原载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李好文编绘的《长安志图》历史地图集。此图用中国山水画的绘制方法，描绘了华山的山川与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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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岳镇方位，当准皇都”的地德，到原始神奇的美德，我们的山文化仍在进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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