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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寻找夏墟的工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半个世纪过去，认定河南是夏之地望的学者们，仍对登封王城岗狂挖不已。中华文明史“大跃进”的思想仍鼓舞着部分学者对这片不大的土地进行推想。据说1996年的那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在王城岗根据碳十四数据等成果，确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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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夏与商的文化圈是相叠的，为什么商的卜辞中没有夏的先王唐尧虞舜的记载，而商的先王又都是以“甲、乙、丙、丁”来记录的。值得注意的是，以时间证空间，虽有科学的一面，也只是一面而已。夏的地望最终还是要靠考古实证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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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王城遗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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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王城，其遗址年代被测定为据今3700年左右（见图4.1）。这个王城到底是商的前传，还是夏的正史？在所谓“禹都”的“身份证”没有出现之前，谁也不敢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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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的地望，所有的考古活动皆依据西周之后的描述，如果西周人别有用心设下“三代”的陷阱，那么这两千年的寻找不就白忙活了吗？我不是在这里重起疑古之心，只是想：我们那么急切地想挖出夏墟，是不是有点文化上的虚火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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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中国都城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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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在理论上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但因为此朝没有文字传世，终难成为信史。虽然，自1959年人们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后，就有考古工作者在那里持续挖掘了半个世纪，但仍没有挖出个夏王城，或者禹都。因而，古代中国的都城史，还要从商朝起笔；事实上，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是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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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有人群就要有领袖一样，有居所就要有核心，都城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承中诞生的一种特殊的城市。随着原始部落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在黄河中下游率先涌现了我国最早的城市，同时，国都也随着各王朝的建立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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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16日，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在河南安阳开馆。为什么要在安阳建中国文字博物馆，因为它是甲骨文的故乡，信史是从这里开始的，同时，它也是考古证明的商代故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都城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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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原本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部落，为东夷族的一支，如果说有夏王朝的存在，商应是其“诸侯国”的一员。约公元前16世纪，夏亡商立。商汤决定在夏的核心地区建一座新邑，因商汤是从南亳迁此地，故史称此邑为西亳。据汉代写的《史记·殷本纪》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又云：“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如果这个描述可信，商王即忽而居河之南，忽而居河北，河南有亳，河北有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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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0年代起，人们开始对殷墟进行考古发掘，现已发现有王陵区、宫殿宗庙区、族邑聚落遗址、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等众多城市遗迹，它至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城市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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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证，自商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都于殷（今安阳市小屯村），安阳遂为殷商国都，直到武王伐纣，殷商王朝在此历8代12王，使这里成为一座有254年历史的都城。虽然，商代的甲骨文中，没有国都这样的字与概念，但殷实际上就是商晚期的政治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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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的出土文物证明，这里已具备了都城所应有的一切：一是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二是出土了反映古老的中国礼仪的青铜器，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亦称后母戊鼎），该鼎是商王武丁之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三是发现了武丁夫人妇好墓，它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及其墓主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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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殷墟的宫殿或宗庙建筑中，已具备后来的周礼所说的“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对称的都城规划（见图4.2）；而殷墟的大王之墓的四个墓道，又喻示“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归王所管辖”的统治格局，隐约透露出“王者居天下之中”的都城概念。所以，1956年9月，郭沫若先生在此留下了“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的著名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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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遗址在今天的河南北部的安阳，地处晋、冀、豫三省交汇处，它是商朝从东向西移的产物，虽然，从方位上看这是向内发展，但它寻找的确是华夏的中心。因而，殷已具备了国都的雏形，也可以看作“中国”概念的萌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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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宋代《新定三礼图》中的“王城”示意图：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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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从两都制到五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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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网上发帖问：“什么时候国都被称为首都？”几大门户网站上有人跟帖，但都没回答上来。中国首都是北京，日本首都是东京，京即国都，现在已是通识；但国都是不是一开始就谓之京呢？京又是如何成为京都的呢？后来京都又怎么成为首都了呢？这就要费一番考据，且不一定能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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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京”字，这个甲骨文中就有的字，看上去像是一座高台，大约表示的是崇高与聚集的意思（见图4.3）。甲古文中与“京”相对应的字是“鄙”，京引申为城邑之意，而仓廪之形的鄙，则引申为郊野之意。今天仍保留着的“鄙人”之说，表示的就是乡下人的意思。不过，“京”作为城市之首，国家核心城市，是商代之后的再度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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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清华校友捐赠的“清华简”被专家鉴定为战国简册，此中最引人的是《尚书》残简。这是迄今见到的最古老的《尚书》，将《尚书》成书年代至少推至战国。这部最古老的史书，记录了“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记录了“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但再涉及国都时，用的是“邑”，而没有用“京”与“都”来表示；也就是说殷，虽有商王居住，但它是不是后世所言的国都，还不一定；至少，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国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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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作为国都的代称，或成熟的国都概念，始于西周；而文王也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君，而不是部落首领。在周朝诗歌总集《诗经》中，可以找到“京”的记叙，如《大雅·文王有声》即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大雅·文王》中有“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京在此时已是国都的代名词。同时，《诗经》中也出现了“京师”一词，如《大雅·公刘》中有“京师之野，于时处处”。如《公羊传·桓九年》所言，“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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