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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鲜活的外国语，都是从海上飘来。比如，明代人称香烟为“淡巴沽”，这个词就是从荷兰占领的南洋传来，是荷兰语香烟的音译。16世纪，打开东方海上通道的葡萄牙人率先在广东澳门登陆，各色西洋话随着西方列强的东侵，涌入了中国南方。最先与广东人打交道的是葡萄牙人，这一时期岭南的通事，也就是翻译，基本以口译为主，葡萄牙语、拉丁语作为对华交往的重要外语，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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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第一个官方使团访问中国，此团的副使（老）斯当东的只有十一岁的儿子（小）斯当东，作为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随团访问中国，这个小童极具语言天赋，跟船上的华人传教士学习汉语，使团到达中国时，他已成为团中唯一会说汉语的英国人。小斯当东随使团拜见乾隆时，因会听中国话，深得皇帝的宠爱。后来，他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行服务，1808年任中文翻译。1810年他将《大清律例》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这是第一本直接由中文翻译为英文的书。1816年当亚美士德率英国第二个官方使团访问中国时，小斯当东已成为使团的副使，担当翻译的是（老）马礼逊。后来，他在马六甲办了一个英华书院，是中英文译介的引路人。他的儿子（小）马礼逊出生在澳门，长大后继任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秘书及通译员。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出时，小马礼逊随英国将领义律直接参与了战争与谈判。中英交涉的英方文件全由他经手翻译成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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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英国对华交往增多，和英国“日不落”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张，中国的英语翻译开始替代澳门葡语翻译，以及拉丁翻译，而这些中国通又带出一批懂英文的中国翻译，中国和英国都有了可以参与交流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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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国这个不想开放的封建帝国，不得不应对来自海上的“红毛夷”的挑战。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首先应对的是一场语言的备战，于听说读写中体味这个世界的刀光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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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有两顶后世送他的帽子，一是禁烟英雄，二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前一个，毫无疑义。后一个，其说不一。如果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是因为前朝大明的眼睛从来就没闭上。至少徐光启等人是见过利玛窦为大明绘制的第一代中文版世界地图的。不过，这个命名是由范文澜先生提出的，他是新中国初期的史学界头牌，这说法也就定了下来。今天看，也无修改的必要，毕竟林则徐是中国第一代翻译工程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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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说林则徐之前，要先说一个人。他叫梁廷枏（音：南）（1796——1861年）。他曾担任粤秀书院监院及两广总督林则徐幕僚，以献策抵御外侮获内阁中书衔。1834年（道光十四年），中副榜贡生，次受聘入海防书局，编纂《广东海防汇览》。1836年梁被任命越华书院监院。在越华书院的红云明镜亭编纂《粤海关志》。两年后完成此书。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来广东禁烟，梁廷枏为之出谋划策，大力协助禁烟工作。1844年写成《合省国说》等，后刊行为《海国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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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即《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伦偶说》《粤道项国说》，分别介绍了西方宗教、美、英法、意等国的概况，历述了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东来，以商品和宗教打开中国大门的情况，反映了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转变中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他至少是比魏源还早的，看世界第一人。但晚于《海国四说》的《海国图志》，影响更大，主旨更明确，所以，我们还是说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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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最终完成于1852年的《海国图志》，首先看到的即是著名的《海国图志原叙》：“《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两广总都林尚书所译《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叙接下来说了那句重要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里我想说的不是“师夷”之事，而是想说清楚，《四洲志》并非“林尚书所译”。《四洲志》是他指派梁进德由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摘译而成。按今天的说法，林大人应算是“出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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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梁进德又是何许人，怎么会得到林则徐的重用？话还要从梁进德之父亲梁发说起。梁发至少有两个“名号”是载入中国近代史的。其一是“中华第一报人”，其二是“中华第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其故里就在广东佛山高明荷城区的西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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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梁发隐身于西梁村居民区中的破败老宅，在他逝世100多年后的2004年得以复建，现作为“梁发纪念馆”对外开放。那段尘封的历史，从退色的图片中渐次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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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1789年出生在一个务农人家。由于家境贫寒，11岁才入村塾读书，15岁时又因生计所迫辍学。读不起书的梁发，只好离开西梁村，在广州十三行求得一份制毛笔的工作，后来改为雕版印刷工。1810年，以东印度公司中文翻译身份进入广州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看中已有些印刷手艺的梁发，请他秘密刻印传教读物。由于清廷禁止传教，马礼逊和米怜两位传教士改赴马六甲发展，并把梁发带出了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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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一生除了跟随几个重要的传教洋人之外，还见过或者说影响过两位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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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洪秀全。梁发1821年回故乡成亲时，因印布道书和私自离国出洋旧案，被当地政府判了30大板。在家养伤期间，编写《劝世良言》一书。1836年到广州参加童试的洪秀全，在逛街时邂逅正在散发《劝世良言》的梁发。梁发和他的《劝世良言》深深地影响了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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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林则徐。1839年，奉命到广州禁烟的林则徐，与两年前就曾写出《鸦片速改文》的梁发结识，两人相谈甚欢。林则徐不仅认真阅读了梁发的《鸦片速改文》，并且采纳了其中许多禁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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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初起之时，道光皇帝不知贩烟夷人来自何方，林则徐也是一头雾水。所以，奉命到广州禁烟的林则徐，一到广州，即刻寻找通译人才，收集“夷邦”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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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加入林则徐翻译队伍的翻译叫袁德辉。此人也有留洋背景，曾在马六甲天主教会学校学习，因成绩出众而获得马六甲英华书院奖学金。不到20岁时，即编译过《英语与学生辅助读物》。1827年回国后进入北京，被清廷聘为理藩院通译，曾两次奉命到广州收集西书。袁德辉第二次到广州收集西书时，被林则徐收为幕僚，随后与美国传教士伯驾一并翻译了瑞士法学家华达尔的《各国律例》。这是林则徐翻译工程的第一个学术成果，其译文不仅为林则徐谈判时使用，后来还被魏源收录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夷情备采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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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加入林则徐翻译队伍的就是梁发的长子梁进德。曾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过英文的梁进德，经父亲介绍进入林府，不仅每天要为林则徐翻译澳门、印尼、马来西亚出版的英文报纸和商务信函，还翻译一些世界地理、科技文化资料，让林则徐对国外有更多了解。后来成为《海国图志》母本的《四洲志》，就是这一时期梁进德为林则徐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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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在广州搭建的“翻译班子”，共有四员大将，除袁德辉、梁进德之外，还有亚林和亚孟。其中，亚林比号称“中国留学第一人”的容闳，还早20年赴美留学。这个强有力的“翻译班子”相继编译了《各国律例》《四洲志》《华事夷言》《中国人》《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等西洋著作，成为中国近代最早译介的外国文献。也正是有了这些通晓西文的人，才使林则徐和魏源等不识洋文的大人物得以成为“开眼看世界”一代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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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学习洋文，少不了要有洋师傅，也少不了要有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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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国人来讲，中国的文字好比天书，所以，西洋人进入中国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问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纽霍夫1665年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刊出的“中国文字符号”（见图9.4），简要地介绍了汉字的笔画添加，汉字的形和义就发生变化。同样，习惯了象形文字的中国人，也把洋字母视为天书，而帮中国人打开中文与洋文的译介通道的首要功臣当属明万历朝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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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西洋人进入中国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问题。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纽霍夫1665年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一书中刊出的“中国文字符号”，简要介绍了汉字的笔画添加，汉字的形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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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进入中国后，深感语言沟通之重要，1584年，他就与罗明坚神父合编了《葡华字典》；此后，又于1589年编辑《中西字典》、1605年编辑《西字奇迹》；最为重要的是，他与郭居静神父合作，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读音对照的方式编成了一部《西文拼音华语字典》，开创了汉语拼音化的先河。这些工具书的编写与出版，为后世翻译打开了一条便捷的西文汉译之路，说其功在千秋，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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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后期，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西洋语言，已由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转向了英语。所以，英国传教士自然充当了通译的角色。对于大清来说，第一位英语老师当属基督教新教最早到中国传福音的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由于满清政府不仅禁教，而且严格控制洋人进入中国。为了能够取得居留中国的合法身份，25岁的马礼逊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成为该公司的中文通翻译员，并以此身份进入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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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具有很高的语言天分，他不仅很快学会了中国官话，而且还会说一口流利的粤语。在翻译人才奇缺的年代，马礼逊的年薪高达500英镑。但马礼逊毕竟精力有限，无法完成大量的传教“教材”的翻译，和中英贸易中的商务翻译。于是，萌生了建立宣教士训练学校的念头，由于清廷禁止传教，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了宣教士训练学校，随他一起到马六甲的梁发，因此成为第一代英文翻译人才。他的儿子梁进德，后来也成为了一位出色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