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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翰林院无法培植人才时，吏部选举曾有用抽签之法，分四个地区抽签：一为东北，以北京、山东地区为主；二为东南，以江、浙、闽、桂及江西为主；三为西北，以陕西、山西为主；四为西南，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官方与民间均十分赞同，认为十分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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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科举，则初为考经义，后变为八股。顾亭林谓：“科举之害，等同焚书，而败坏人才，甚于咸阳之坑儒。”因此造成明代士人与官僚学识空虚，胸无点墨。由于明代帝王怠惰专横，虽然当时风气奖励廷臣发表议论，但由于空疏无学，只是叫嚣而已，遂至于以议论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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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大臣趋炎附势谄媚成风，互为倾轧，遂使党争日烈。地方官员则毫无教养，浪费公款，无补时政。而土豪劣绅与日俱增。顾亭林《日知录》批评道：“万历以前，朝政尚是小康。而万历以后，有法令而无教化，造成老者不教，幼者不学，成为俗之不祥。”当时之人只是空谈明心见性，而不谈修己治人之实学。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其所著书，多是盗窃。因此造成社会日乱，神州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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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明代世局平静，武备军事相应松懈了。军政尽归兵部统管，边疆遇有骚扰，调兵拨饷统由兵部主理。武臣总兵毫无话事权。此后之卫所空洞无兵可用，致生募兵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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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治，起初靠君王有独裁之权，下有清廉负责之大臣，故尚可支撑大局。但由于宦官揽权，官僚不负责，造成政治教育破产，兵制、田赋崩溃，最后是国家经济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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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明代财政，英宗以后，亦日见缺乏。其原因是皇宫内府供奉日广，皇室衣着重视新巧，饮食日费巨万。嘉靖、隆庆年间，皇室雇佣之厨工多达四千一百余名，其奢侈可见一斑。又如武宗修理宫殿，即加征田赋一百万两。再加上历朝宦官之贪渎，所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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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宗藩。唐室的宗亲分散于民间，明室的宗亲则分封列爵，不农不仕。正德年间，已有皇室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将军、中尉二千七百。到了嘉靖年间，经御史林润公布，天下百姓供京师粮四百万石，但要供应皇室宗亲禄米却需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全部供给诸府，还不足一半。此后历朝所欠供之禄米，年复一年，日益加重，皇室更难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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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冗官，尤其是武官过多。如景泰年间，京都卫所武职，一卫已有二千余人，全部三万余人，每岁需银四十八万两，米三十六万石，其他薪俸等动经百万。耗损国家储备，极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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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时，大臣刘体乾上疏道：“历代官员数目，汉代七千八百名，唐一万八千名，宋代冗官极多，至三万四千名。但到了明代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武官员达十余万，比宋代多数倍矣。”可见夏、秋税粮不足支付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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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端，使王室欠缺禄米，卫所缺月粮，边疆缺军饷，各省缺俸银，且冗官日多，募兵日增实减，因此民穷财尽，遂成亡国致命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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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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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自唐至明南北经济之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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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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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经济之支撑点偏重于北方的黄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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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漕运是一个大问题。汉代初年，只是把山东之粟漕运到京师地区，交给中都官。三国时，南北朝南北对峙，谁也不靠，各自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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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开运河，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四年开永济渠，前者将西部粮谷经洛水运到黄河，又从黄河通到淮海；后者是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设置洛口的回洛仓，设置三千三百窖，每窖可容纳八千石，以收纳从东南、东北两渠所运来的粮食。这并非北方要仰赖南方的粮谷，只是要把北齐、北周与南朝三者打通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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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唐代，江南户口日多，租调也大增，漕运遂成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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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五年，开始用“和籴法”，此法是用官府的钱以籴入民间的粟。说明中央政府单靠北方之粟已足够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韦坚开广运潭，每年漕运山东粟四百万石给京都，并不说其他地方运粟给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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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天宝年间的记载，米粟产量最盛是在河南、河北及关内、河东等地，然后才轮到江南、淮南，可见当时北方胜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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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遂要靠长江一带财赋立国。再往后，河北、山东有藩镇割据。中央政府无法收取租税，唐政府的财政遂永久偏倚南方。其时从长江入黄河之漕运，遂成为国家大事。德宗时，江淮米不到，六军将士脱巾狂呼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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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宗时的财政大臣刘晏，他拿手的本领便是能办好漕运。史称刘晏每年运江淮之米达数十万石到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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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南粮北运之情况不算频密严重，北方经济大致上尚可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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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建都汴京，主因是为了迁就漕运。当时的漕运有四条线：一条是汴河，大体每年自江浙、淮南、荆湖南北运米到北方六百万石左右，及菽一百万石，从长江入淮河，再输入汴水；第二条是将陕西之粟五十万石及菽三十万石，自三门、白坡入黄河再入汴；第三条线是惠民河，将陈、蔡的粟四十万石及菽二十万石从闵河、蔡河输入汴；第四条线是将京东的粟十二万石，从五丈河经历陈、济及郓，为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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