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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王朝的最后保卫者们躲到了浙江、广东等地，三位明朝皇子有幸逃过了这场降临在他们家族头上的灭顶之灾，他们试图组织抵抗。不幸的是，他们自己之间没能取得一致，在内讧中耗尽了他们最后的力量。就这样，满族人没费多大力气就征服了浙江和福建（16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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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地区的腹地，抵抗力量坚持的时间更长一些。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子朱由榔称帝，年号永历，定都桂林，那里是广西的山区。满族人进军桂林，但被明王朝的拥护者们给击退了，后者得到了葡萄牙人的增援，他们装备着大炮，在尼古拉·费雷拉的率领下从澳门赶来。事实上，正是因为葡萄牙人的介入，才保全了明朝的力量。葡萄牙人的插手不难解释，因为永历帝有一位最受尊敬的顾问就是个耶稣会士，名叫瞿纱微[178]。朱由榔的妻子也是个基督徒，施洗时取名安妮；他的儿子取名康斯坦丁，太后叫海伦。他们最忠诚的拥护者、英勇无畏的瞿式耜也皈依了天主教，取教名托马斯，这位基督徒军人，为南明王朝的末日增添了光彩。1650年，耶稣会神父卜弥格[179]离开桂林，代表南明王朝去欧洲请求基督教国家的帮助。但就在同一年，一支清军带着不惜一切代价征服两广的使命被派往南方。在他们逼近的时候，软弱无能的朱由榔惊恐不已，不顾瞿式耜的恳求，逃出了桂林。尽管被主子抛弃，手下的将士也逃掉了一半，但瞿式耜依然领着最后留下来的追随者保卫着桂林。城市最终还是被攻克了，战斗到最后的瞿式耜被俘。满族人遵循他们一贯的策略，试图获得他的支持，在毅然拒绝背叛主人之后，瞿式耜被斩首。由于他的英雄主义精神，征服者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1650年）。不久之后，满族人攻克广州，朱由榔逃往缅甸（16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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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业最后的捍卫者是郑成功，荷兰人与葡萄牙人都叫他Koxinga（国姓爷，这是中国老百姓对他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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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是远东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是海上中国首屈一指的、也是与生俱来的代表，其在太平洋与印度洋各沿岸地区的扩张，是19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个普通渔民，后来成了一名海盗首领。郑芝龙的年轻时代是在澳门度过的，葡萄牙人在那里给他施洗；随后他生活在西属马尼拉，又从那里去了日本，在日本娶妻成家，郑成功就是这次婚姻的产物。回到中国后，郑芝龙成了一名为明王朝效力的海盗，在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抗击满族人（1645年），后来被人出卖，成了满族人的阶下之囚，被押送到北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1646）。他的儿子郑成功发誓要为父亲报仇。郑成功扬帆出海，率领他神出鬼没的小舰队，16年来不屈不挠地对南部沿海各省的总督展开了海上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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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是从获取岸上的可靠根据地开始的。1653年，他建立了一支以福建的厦门岛为基地的海军。1656年，他攻占了崇明岛，那里控制着长江的入海口。1659年，他溯江而上，大胆地围攻南京城。被击退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台湾岛，自1625年以来，荷兰人就在那里扎下了脚跟。他在自己的厦门老巢集结了一支强大的舰队，于1661年4月30日在台湾岛登陆。1662年2月1日，在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之后，他攻克了荷兰人的热兰遮要塞。他爽快地授予总督所有的战争荣誉，却迫使荷兰人离开了台湾岛。正当郑成功计划以同样的方式从西班牙人手里拿下马尼拉的时候，1662年7月2日，竟以39岁之年过早的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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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的命运颇不平凡。一位华人基督徒与一位日本母亲的儿子，一位西班牙征服者的弟子，被外族入侵所迫而生活在本国的外部边缘，他的视野明显比他的中国同胞更为宽阔。他设想着在中国海上缔造自己的海上帝国，这一想法无疑是效仿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的航海家们。他的这一努力，对历史学家来说颇有意味，它最早显示了此前的历史上绝不可能出现的某种东西：中国人的海上天赋。事实上，郑成功的冒险，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人大移民的新纪元，今天在南海的所有沿海地区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足迹，从西贡到新加坡，从巴达维亚到马尼拉和夏威夷。这是一场极其重要的运动，其最终的重大意义迄今尚无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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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将其统治下的台湾传给了他的儿子郑经，郑经从1662年至1681年一直统治着台湾，未曾受到打扰。郑经死后，1683年，台湾被清朝的康熙皇帝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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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30章 大清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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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夺取皇位的方式，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招妙手空空的戏法。满人的摄政王大臣们以一种对蛮族人来说确实不同寻常的机敏，利用了李自成与吴三桂之间的斗争，硬是让自己挤进了北京城。他们通过帮助吴三桂惩罚篡位者，从而赢得了忠臣和士大夫们的完全认可，然后，在没有积极有效的中央权力足以对他们构成挑战的时候，他们兵不血刃地让自己成为了这个古老帝国的主人。这种和平接管，与13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原时长达20年的屠杀与破坏比较起来，有着天壤之别。诚然，在除掉南明王朝最后几位宗室之前，满族人在华南不得不打了7年的仗，但这些战役都只局限在南部边境省份，与蒙古征服者在同一地区长达42年的残忍角逐比较起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那位代表侄子熟练管理政府的摄政王，也很注意在这项任务中主要任用汉人，那些归顺并支持大清王朝的明朝贵族，也都得到了爵衔和赏金的回报。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汉人支持者，他在南方创立了三个大的封邑，任命了三位汉人权贵统治它们，其中就有吴三桂。摄政王去世之后，顺治皇帝尽管还很年轻——当时他只有17岁，但他像路易十四一样，声称希望当自己的宰相，直接控制政府（1651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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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的君主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对耶稣会神父汤若望表现出了显著的尊重，1645年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1653年授予他“通玄教师”的头衔。1654年，汤若望呈递了一篇关于欧洲天文学的论文，次年被朝廷正式采用。此外，汤若望在为他的圣上效力的过程中，似乎有机会扮演更私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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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只有17岁或18岁时，有一天，在一次宫廷庆典上，他注意到了美丽迷人的董小宛——他的一位主要官员的年轻妻子——并立刻神魂颠倒地爱上了她。董小宛的丈夫在得知皇上的感情之后自杀了。顺治皇帝让人把这个年轻女人带到了宫里，因为他已经结婚，于是便封她为贵妃。“几年来，他一直很幸福，他的爱越来越强烈。贵妃给他生了个儿子，皇帝的幸福是圆满的。接下来，母子两人都死了，没有人知道她们得的是什么病，多半是被毒死的。”皇帝的悲痛有目共睹。“他下令处死了贵妃的30名随从，把他们埋在她的棺椁的脚头。没人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给死者报仇，还是按照游牧民族的古老习俗，为了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给她作伴。”[180]顺治皇帝甚至企图自杀，幸好被及时制止，但他从此之后就变得颓废。汤若望神父（顺治皇帝对他越来越友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鼓励顺治皇帝恢复自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说的是顺治皇帝秘密退位了，跑到五台山出家。有人声称，在曹雪芹（卒于1763年）所著的那部伟大的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发现了这出戏的回声，但这种暗示，即便有的话，也隐藏得非常之深[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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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皇帝去世的时候，满洲王爷们把一个8岁的孩子推上了皇位，新年号是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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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的统治时间几乎像他的同时代人路易十四一样漫长，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就像路易十四一样，他的同时代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赞颂他的美貌、他与生俱来的威严，以及他的沉着镇定[182]。“他的个头比一般人要高，体形匀称，他的脸形端正饱满，他的眼睛活泼生动，比一般的中国人张得更开，他的前额很大，鼻子稍稍有些鹰钩，嘴巴阔大；他的举止温和而亲切，然而又是那样的庄重而威严，以至于你一眼就可以在众多的廷臣中把他认出来。”——这就是那些很熟悉他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为他画的肖像。他们还补充道：“他那令人愉快的外表预示着一颗高贵的心灵，这使得他能够驾驭自己的激情，预示着敏锐而富有洞察力的头脑，健全而可靠的判断力，以及滴水不漏的非凡记忆力。”他与生俱来的聪慧，结合了对学习的喜爱，这使得这位鞑靼王子成了一位符合儒家士大夫心意的皇帝。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无论他有多么汉化，但在处理基督教的事务上，他依然保持着完全不受儒家俗套的约束。对外政策的问题，显露出了这位天子身上的满族首领的本性——或者毋宁说，显露出了他强大个性中的两个方面在这些事情上的互补。毋庸置疑，当他在上亚细亚重新开始历史——不仅是汉、唐王朝，而且还包括蒙古的大可汗们——所遗留下来的宏图大业时，他伟大的想象力要归功于他的满族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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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皇帝未成年时，行使权力的是四位辅政大臣，他们在某些方面与顺治皇帝的政策背道而驰。比如，1665年1月4日，他们颁布了一道诏令，禁止基督教[183]。汤若望神父尽管是先帝的私人朋友，但他也被逮了起来，并且被判死刑，然而太后发怒了，让人把他给放了。这位老人的精神因为这次飞来横祸而彻底崩溃，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1666年8月15日）。通过1662年的一篇诏令，辅政大臣作出规定，从那以后，科举考试将主要根据士子的文学创作来评判，这种命题作文应该解释朱熹学派的官方教义。这项制度一直有效地维持到了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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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康熙皇帝尽管很年轻，但他急切盼望着结束辅政大臣们的监护。1667年8月25日，年仅13岁的康熙皇帝亲手抓住了政府的缰绳。两年之后，他开始着手对辅政大臣们的行政管理进行严格的调查。1669年6月14日，他们当中的一位被逮了起来，并被判处斩首（后改为终生监禁），另一位则遭贬黜。作为在他亲政的愉快时刻赐给中国百姓的一份礼物，他下令将所有被满人非法夺取的土地全部归还给原先的主人。尽管有这些慷慨的措施，但不久之后，一场反对清朝政府的叛乱还是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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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满洲的征服者们为了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让南方诸省俯首称臣，并确保民众的普遍支持，已经把华南的统治委托给了三位重要的汉人权贵，他们享有亲王的爵位，其封邑实际上是自治的。其中一位亲王管理着福建，另一位统治着广东地区，而第三位则控制着四川和云南——此人并非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吴三桂。我们已经看到，吴三桂在1644年的那场大戏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看到了这位忠诚的将领是如何在拿起武器为大明王朝报仇雪耻之后发现自己竟然在无意中充当了满族入侵者的排头兵。这位被满族人当枪耍的将军，被形势所迫，成了他们的同伙，也得到了他们慷慨的回报，先是陕西总督的位置，然后是西南的封邑。这里不仅是他的独立王国，而且实际上也固若金汤，因为四川和云南的崇山峻岭保护了这两个偏远省份，似乎足以抵挡任何攻击。满族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欠吴三桂的情（因为如果没有他在1644年的合作，他们根本攻占不了北京城），因此总是迎合他，对他几乎是平等相待，他们甚至把顺治皇帝的一位妹妹下嫁给了吴三桂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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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康熙不喜欢这种地方自治，看着吴三桂俨然自命为独立自主的统治者，他不免有些惴惴不安，于是便召吴三桂进京觐见。起初，吴三桂以年迈为借口，后来，在收到进一步的、更恳切的邀请的时候，这位老人干脆就揭竿而起，公开反叛，他号召汉人加入他的针对满族人的民族起义（1674）。他的榜样，得到了南方另外两位自治亲王、广东和福建的统治者的效仿。与此同时，在内蒙古，最重要的蒙古部落、在河北省北部放牧的察哈尔人，也起来反叛。察哈尔人的可汗布尔尼（他是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直系后裔）请求东蒙古人加入这次对满人宗主国的反叛，但另外一些部落并不支持他，他兵败被杀。在南方，福建和广东地区很快就被征服了（1676—1677）。吴三桂攻占湖南，并僭越称帝，但不久之后，他就病死在湖南（1678年10月）。直到1681年清军才完全占领云南，吴三桂全家被处死。造反者的残余势力被碾成粉末，飘散在风中。之后，康熙皇帝又通过统一台湾从而让自己获得了圆满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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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人的溃败，牢固地确立了康熙皇帝对内蒙古（察哈尔人与鄂尔多斯人）的宗主权，他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去关注外蒙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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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古被分成了两个部落群：东蒙古人（或称喀尔喀人）和西蒙古人（或称卫拉特人）。喀尔喀人分属5位不同的可汗统治，全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他们占据着严格意义上的蒙古，从克鲁伦河下游，到科布多诸湖。卫拉特人把他们的畜群放牧到了更远的西部和西南部，在科布多与天山之间。卫拉特人中最重要的是绰罗斯人，他们生活在塔尔巴哈台群山的周围地区，位于科布多与伊犁河之间，绰罗斯人包括一个被称为准噶尔的部落。从1676年至1697年，准噶尔人的首领是一个名叫噶尔丹的非凡人物，可以说是一位功败垂成的“成吉思汗”，他梦想着重建古老的蒙古帝国，并置于西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年轻的时候，噶尔丹作为一名小喇嘛生活在西藏，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相当于喇嘛教的教皇）的手下。他与这位喇嘛教的“圣座”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达赖喇嘛对上亚细亚喇嘛教徒（如今几乎所有蒙古人都是喇嘛教徒）的巨大政治影响力随时可以为他所用。噶尔丹既是西藏的喇嘛教的保护者，同时又是喀什噶尔的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他推翻了那里的从成吉思汗一脉相传下来的可汗，代之以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接下来，他着手征服蒙古的喀尔喀人，经过两年的战争（1688—1690）之后，成功地征服了这一地区，从科布多一直延伸到克鲁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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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赶出家园的喀尔喀亲王们躲到长城附近避难，并寻求康熙皇帝的帮助。皇帝可受不了让一个新的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大门口崛起。再说，噶尔丹在开始追击喀尔喀人之后，如今竟胆敢沿库伦到张家口一路向前，进入内蒙古。于是，康熙皇帝便派出了一支装备着火炮的大军去对付他——这些火炮是耶稣会士们在北京修造的。在1690年9月2日爆发的那场战役中，在一片沼泽的后面占据了有利位置的准噶尔人，本可以抵挡住清军的进攻，但炮火似乎把他们给吓着了，1690年的晚些时候，噶尔丹撤出了喀尔喀人在外蒙古的全部领土。康熙皇帝的介入，把喀尔喀的亲王们从准噶尔人的统治下解救了出来，1691年5月，在多伦诺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庄重地向康熙皇帝表示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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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确立的外蒙古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1912年。喀尔喀的亲王们一直向大清帝国纳贡，作为回报，皇帝颁赐给他们头衔和礼物。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与清朝皇帝之间的个人忠诚的纽带就这样形成了，同时，通过两个家族之间的几次联姻而使这种关系得以增强。明朝的永乐皇帝曾设想过类似的方法，但作为一个汉人，是决不可能让蒙古人接受的。而康熙皇帝却轻而易举地成功了，因为他本人也是“异族”人。事实上，蒙古的新地位，乃是基于蒙古可汗与满族大可汗之间的游牧民对游牧民的关系。一等到清王朝垮台，蒙古的亲王们就把他们的忠诚誓言丢到了一边，擅自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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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5年，当噶尔丹再次入侵外蒙古——喀尔喀人的国家——并直逼克鲁伦河的时候，这位准噶尔人的首领与大清帝国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点燃了。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一威胁，康熙皇帝集结起了一支强大的远征军，由他亲自指挥。1696年2月16日，他把自己的所有将领都召到宫里，亲手为他们奉上壮行酒。4月13日，他启程出征，跟随他鞍前马后的耶稣会神父张诚[184]，留下了一份关于这次远征的目击者的记述。他注意到了“被维持得完美的秩序，圣上及随从们的朴素，以及他对将士们的关心。他总是坚持要等到看见将士们扎好营帐之后，才肯回到自己的大帐里”。“行军的队伍穿过一个一直以来都很穷的国家，当时那里已被战火所摧毁，这让部队吃了不少苦头。皇帝跟他们同甘共苦，轻蔑地拒绝了官员们的恳请，他们求他别再跟将士们一起风餐露宿了。他饱满的精神赋予了将士们以新的勇气。”部队在皇帝的亲自指挥下向克鲁伦河进逼，与此同时，他的副将费扬古也正在向土拉河进军，为的是切断噶尔丹的退路。1696年6月12日，费扬古在土拉河南岸、库伦以南的昭莫多与敌军短兵相接，多亏了他的火枪和大炮，给了敌人致命一击。噶尔丹的妻子被杀，他所有的辎重和畜群全都落入了清军之手。在损失了一半人马之后，这位准噶尔人的首领朝着科布多的方向落荒而逃。康熙皇帝的介入再一次救了喀尔喀人，他们永久占有了自己的国家，北京朝廷对他们的保护从那以后再也未受到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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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伟大的功绩——喀尔喀人的解救、重整旗鼓以及最终平定——是康熙皇帝亲手取得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任务中，竭力跟蒙古的亲王们建立起长期信任、互相友好的关系。他对蒙古的一切都非常喜欢，每当他与喀尔喀人或鄂尔多斯人的首领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位中国的天子便成了游牧部落的真正领袖。他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跟他们说话，迎合他们“旗”的荣誉和军事忠诚，拥有跟他们的心灵贴得非常近的情感。跟这些人的接触，似乎重新唤醒了他身上遗传的游牧民气质。远离了紫禁城的富丽堂皇，在蒙古封臣们的陪伴下猎杀野兔和羚羊，他从未像这时候这么快乐过。在一次战役中，他写信给儿子说：“鄂尔多斯的野兔别有风味。这里的每样东西比北京所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都更有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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