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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只满足于把准噶尔人赶出严格意义上的蒙古，而不打算追击到他们的老家——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和伊犁等地区所组成的准噶尔。准噶尔人的首领噶尔丹在1696年的兵败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的侄子和继任者策妄阿拉布坦很快就重新开始了他叔叔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一次他们转向了西藏。1717年12月2日，准噶尔大军进入拉萨城，把充当汉人党羽的喇嘛全给杀了，准备永久性地定居在这座圣城。康熙皇帝立刻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西藏，但被赶了回来（1718年）。皇帝在等待时机，1720年秋，一支规模更大的清军进入了拉萨城，赶跑了准噶尔人。属于帝党的达赖喇嘛登上了王位，同时任命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负责指导喇嘛教会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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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满洲，康熙皇帝与俄罗斯的扩张发生了冲突。自16世纪末以来，俄国人一直控制着西西伯利亚，在他们向太平洋推进的时候，到达了黑龙江的两岸，1651年，他们在那里修建了雅克萨要塞。在这一地区定居的通古斯部落与满族人有很亲近的血缘关系，并且被置于清朝的宗主权之下，盛产黑貂。俄罗斯人刚刚站稳脚跟，就与本地的捕猎手和汉人皮毛商展开了竞争。当1682年一位俄罗斯总督被派到雅克萨的时候，北京政府终于生气了。康熙皇帝断然采取了行动，这多亏了耶稣会士们拥有高效的火炮。1685年6月，一万五千名清军携带着150门火炮和50门迫击炮被派往雅克萨，俄罗斯人乖乖投降。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工事被摧毁。然而，中国人刚走，哥萨克人又回到了雅克萨，建起了一个新要塞，但很快就被中国人所包围。最后，双方在尼布楚展开了谈判，中国代表团里有两位耶稣会士，其中有一位就是张诚。最终条约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张诚，1689年9月7日，《尼布楚条约》签订，这份条约是用拉丁文、满文、汉文、蒙文和俄文拟写的。俄罗斯人放弃了雅克萨的领地，他们在那里修建的要塞也被夷为平地，但他们保住了尼布楚。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标志着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整个黑龙江流域，包括它的北部支流，都归属中国。长话短说吧，俄国人被阻止在远离黑龙江两岸的地方，在外兴安岭的那边；满洲——大清王朝的故国家园——则免除了一直悬在头顶上的危险[185]。康熙皇帝表示了对张诚神甫的感激之情，他的这次外交胜利，张诚立了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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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亲政的时候，辅政大臣们1655年1月4日所颁布的一项法令依然有效，该项法令禁止基督教。然而，耶稣会士们因为他们的科学知识而变得不可或缺。在汤若望神父的同事中有一位比利时的耶稣会士——南怀仁[186]神甫，以其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而著称。1669年，康熙皇帝不顾儒家士大夫的忠告，在科学领域对南怀仁表示尊敬，并采纳了他的历法改革，同时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基督教当然会受益于皇帝对南怀仁及其他耶稣会士的青睐。很显然，康熙皇帝一方面因为耶稣会士们的知识而对他们优礼有加，并违反1665年的诏令允许他们私下里信奉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又在维护1669年和1671年的禁令：禁止劝诱中国人入教。但各地的总督们（他们了解到了耶稣会士们在朝廷所受到的礼遇）却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宽容。1674年，在吴三桂叛乱期间，南怀仁的声誉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时，他修造了大量的火炮，对清军的胜利可谓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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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1月29日，恩宠正隆的南怀仁神甫在北京去世，2月7日，来了一个继承他的衣钵的人，此人便是法国耶稣会士张诚。在3月21日的觐见中，张诚给康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特意安排人教授他满语，为的是更方便地与他对话。当他们能够一起交谈的时候，皇帝便频繁地与这位传教士谈论科学话题，并让他用满文撰写一部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解释。张诚作为《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代表为中国所作的贡献，上面已经提到过了，出于感激，康熙皇帝颁布了两道谕旨，容许基督教的信仰自由（1692年3月17日和19日）。第一道上谕宣称：“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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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这样对基督教敞开了大门。但那场不幸的“礼仪之争”——它在西方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并且完全被误解了——却让迄今为止取得的所有成果付诸东流。耶稣会士们承认，在原则上，儒家的“天”的概念，是可以与基督教的“上帝”的概念相协调的，而且，不管是为纪念孔子而举行的仪式，还是对祖先的敬畏，都可以被视为纯粹的世俗仪式，视为对圣贤的尊崇或普通的孝行。这样，他们没有牺牲任何基督教信条或承认任何异教行为，就避开了与儒家士大夫——换句话说，就是整个官僚阶层——的直接冲突。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也同意这种做法，在近代，教皇庇护十一世和庇护十二世也都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反对“礼仪”的行动是由某些基督徒发起的，对中国的事情，他们所懂得的，远比耶稣会士们要少得多，因此也就不大能够欣赏中国人观念中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意义。1715年，“礼仪”受到天主教教会的谴责。康熙皇帝是个相当文明的人，他本人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他想方设法让人们相信：在献给孔子牌位或祖先牌位的敬意当中，并不存在偶像崇拜的嫌疑。他写道：“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发现自己的解释并没有被人重视，他被刺痛了，于是在1717年5月17日颁布了一道诏令，禁止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以此作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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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派信徒反对耶稣会士的战役结出了它的果实。中国在对基督教打开大门之后，再一次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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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在海子公园打猎的时候不幸染上风寒，于1722年12月20日去世，终年69岁。他把皇位留给了皇四子，年号雍正（1723—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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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岁登上皇位的雍正皇帝把他大部分兄弟给关了起来，或者安排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尽管这个开局很不吉利，但他是个勤勉刻苦的统治者，对公共利益也很用心，然而，跟父亲比起来，他可算是个苍白的人物。而他父亲所表现出的独立精神，无疑要归功于满族人的培养教育；雍正皇帝则更多地受到士大夫们的影响，常常表现出极端的狭隘，尤其是对基督教的态度。1724年，他下令赶走所有的传教士，除了那些由于他们的科学知识而被允许留在朝廷的人之外。在对外事务上，他重新开始了与准噶尔人的角逐。1731年，他派出了一支远征军去准噶尔，并占领了科布多，但两个月之后，遭到敌军的奇袭，全军覆没。1734年，另一支清朝军队再次进军科布多地区，但第二年，雍正皇帝就中止了敌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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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死于1735年10月8日，他把皇位留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一个24岁的年轻人。新的年号是乾隆（1736—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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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像他的祖父一样，统治了60年。这是大清王朝最后一个伟大的统治时期，我们将看到，他如何在蒙古和西藏完成了康熙皇帝未竟的大业。这些征服并不是皇帝本人亲自实现的，因为，乾隆皇帝不像康熙皇帝，他并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外交家和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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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雍正皇帝吞并准噶尔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形势对乾隆皇帝更有利一些。准噶尔正处在一场内战的剧痛中，1754年，准噶尔的一位王位觊觎者阿睦尔撒纳到清廷寻求庇护。乾隆皇帝在热河召见了他，派他和他的人马作为清军的前锋去攻占准噶尔。但阿睦尔撒纳与他的保护者们闹翻了，并号召准噶尔人协助他进攻占领军，这一仗让清军遭受了重创。精力充沛的清军统帅兆惠收复了阵地，在叶密立河与塔尔巴哈台打垮了叛军，攻占了敌军的另一个抵抗中心固尔扎（1757年）。阿睦尔撒纳逃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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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溃败是准噶尔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大致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以及伊犁河沿岸的固尔扎等地区组成的准噶尔，直接并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乾隆皇帝让来自整个帝国的移民重新住进了这个国家，他们当中有来自喀什噶尔和甘肃的穆斯林。1771年，他又让土尔扈特人（他们是西蒙古人以及准噶尔人的同族）定居在固尔扎的南边和东边；他们在俄罗斯的阿斯特拉罕生活了一段漫长的时期之后，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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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准噶尔人在1680年把他们的宗主权强加给了喀什噶尔，安置了和卓人的穆斯林神权国家作为他们的封臣。等到准噶尔刚一被占领，清军统帅兆惠就进入了喀什噶尔地区（1758年），并在经过两场不屈不挠的围攻战之后，占领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这两座城市（1759年）。整个东突厥斯坦地区被并入了大清帝国，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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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噶尔的征服，标志着一项长期计划的最终实现，这项计划已有1800年的历史，伟大的汉、唐王朝就曾执行过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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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乾隆皇帝也完成了他祖父的工作。尽管任命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在拉萨城监督达赖喇嘛，但在这座圣城，依然存在着一个亲准噶尔人、反中原人的团体。1750年，这一团体煽动了一场叛乱，结果导致两位中原高级专员及其他所有中原居民被屠杀。皇帝派出了一支大军去拉萨，没费多大力气就恢复了那里的秩序。然后他利用这个机会使西藏跟大清帝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两位中国高级专员（满语为amban，即大臣）接管了全部的政治权力，并握有提名新任达赖喇嘛的决定性选票。喇嘛教的教权就这样纳入了清朝行政管理的框架之内。为了对达赖喇嘛所失去的独立做出适当的补偿，乾隆皇帝正式授予他西藏王的世俗头衔，这样就增加了他的位置的荣誉和尊严。但是，作为一种额外的防范措施，乾隆皇帝又煞费苦心地相应增加另一位西藏宗教领袖、扎什伦布寺住持的特权，让他做了日喀则的国王。1779年，这位喇嘛朝觐了乾隆皇帝，皇帝分别在热河与北京隆重接待了他。西藏一直紧密地隶属于大清帝国，直到19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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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作为西藏教权保护者，导致他插手尼泊尔的事务。1791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袭击西藏，大肆劫掠。乾隆皇帝立即派出了一支远征军，他们横穿了青藏高原，越过了喜马拉雅山，进入了尼泊尔。这支大军把廓尔喀人打得落花流水，迫使他们成了大清帝国的附庸国（179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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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南部，依然是森林覆盖的群山，以及贵州的石灰石高原，充当着苗族人的庇护所，这些“生番”到这时为止一直都守护着他们的自治权，汉人移民仅仅满足于清理那些河谷。1775年，乾隆皇帝着手征服这些体格健壮的山地人。他们位于悬崖峭壁间修筑了防御工事的隐蔽处，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狂风暴雨般的猛攻，人员损失惨重。首领们被押解进京，在那里被折磨至死，他们严重扭曲的头颅暴露在囚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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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苗人的征服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完成了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这是一项千秋大业，由巴比伦时期和迦勒底人的吾珥城时代的那些传说中的王朝开始，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结束。乾隆末年，也就是1796年，像汉、唐鼎盛时期一样，中华帝国的版图再一次包括了那块被西伯利亚、阿尔泰、天山、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所环抱的“封闭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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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和社会的观点看，清王朝通过其对耕地问题的处理，给中国人帮了大忙。在明代，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免除了役工和税捐的特权财产，规模之大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这些为亲王、朝臣或官吏们所创立的大领地，由佃农和长工们耕种，他们不受《大明律》的保护。马伯乐指出：“《大明律》赋予主人以惩罚胆敢违抗的奴仆或佃户的权利，即使这种惩罚导致受罚者的死亡，也不能要求主人赔偿。”同时，皇室家族自己也获得了巨大的地产，当然同样也用不着分派役工、缴纳税捐，而且在持续不断地扩张，毫不理会一些更诚实的官员的抗议。在大庄园里从事耕作的农业人口任由管理官员的盘剥勒索。清王朝为了它的信誉，把属于皇室家族的部分土地转交给了国家。富户的特权财产被没收了，部分分给了农民，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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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并没有就此罢手。据马伯乐说，它不断鼓励小土地所有者的发展，保持着严厉的监管，为的是阻止回到过去的大庄园制度。大地主失去了强制的权利，这种权利使得他们借助农奴和长工来实现大庄园的扩张变得更便利。严厉的强制性法律规定，通过虐待而致农奴或长工死亡的地主，将杖一百，流放三年。更加重要的一项规定是，那些全家耕种同一块土地达数代以上的人，将最终获得对其地表的合法所有权，地主则保持对地下的权利。农民可以买卖“表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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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以及实施这些措施的精神，导致了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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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明代比较起来，乡村百姓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导致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据当时的统计数据，人口总数从1578年（晚明）的60692000增长到了1661年的10470000，直到1766年的182076000，在1872年，甚至达到了329560000。再来看看乾隆皇帝的宗教政策吧，我们发现，他像其父亲一样，也任用了那些有才能的天主教传教士。就这样，1715年，修道士郎世宁来到北京，并一直留在北京，直到1764年去世。他成了皇帝的宫廷画师之一。郎世宁受乾隆皇帝之命为宫女们画肖像；他还画过皇帝接受的吉尔吉斯人进贡的很多战马，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里可以看到这幅画。大约在1760—1765年间，皇帝委托郎世宁与另外两位耶稣会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和艾启蒙（Ignatius Sickelpart）——以及圣奥古斯丁修士会修士安德义（Jean Damascene）一起，绘制了一套表现征服准噶尔的场景的画作。这套画后来被送到法国，在皇家美术学院院士贝尔坦的指导下进行雕刻（1765—17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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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乾隆皇帝对某些耶稣会士画家和数学家的私人友谊并没能阻止他禁止他的臣民信奉基督教（1736年4月24日的上谕）。同时，耶稣会士们也并没有误解他的真情实感，汪达洪（Jean-Mathieu de Ventavon）神甫以完全客观的态度写道：“他是一位事必躬亲的伟大君主。年龄越大，他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越偏袒。他和他的王公贵族们都承认：我们的宗教是善的。即使他们禁止我们公开宣教、不允许有传教士在他们的地盘上存在，这也纯粹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担心我们在宗教的幌子下隐藏着别的图谋。他们都知道欧洲人在印度的征服，唯恐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发生。”此外，欧洲本身似乎也决定阻止天主教传教团的进一步发展。1764年，路易十五的政府把耶稣会的神甫们赶出了法国。接下来，在来自凡尔赛与马德里的宫廷的压力下，教皇很不情愿地暂时做出让步，1773年，耶稣会不得不在欧洲和中国消失。巴黎的知识界为这一措施鼓掌喝彩，但他们压根儿就没认识到，法国因为否认她最优秀的精神先驱，而正在远东遭受挫败，这差不多就像加拿大的那“几亩雪地”[187]的损失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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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艺术的复兴而著称，尤其是在建筑和陶瓷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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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1409—1424年间，明朝的永乐皇帝开创了“紫禁城”（位于现代北京的中心）的总体规划。这一组无与伦比的建筑，在1644年明朝垮台的时候被夷为平地，三位伟大的清朝皇帝对它进行了重建和完善。事实上，他们非常理解明代建筑师们的抱负，以至于完全可以说，他们是紫禁城的第二代奠基人。此外，也只有通过他们的重建，我们才能对永乐皇帝的工作做出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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