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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统里面以神律和自然律来统摄人间的律法，是很合理的事情。因为宇宙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上帝创造，都由上帝统治。中国的“道”却是先天地而生，道要你作为一个人，你也是大道里面的一部分。你要能研究道的时候，一直要到你相信你这个个体映照全体，不可推演到全体。于是理学家才说，我与其看任何外在事物，不如看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内心的自己本来就是道的一部分，所以“道”对于我、对于我的内心是完全存在的。这个观念使中国的思想方式，相当于16世纪以后欧洲所统一的类似途径，可以观察一个物件寻找到整体，也寻找因果的长链。只是我们转了一个方向，转到内心的考查，转到自己的反省，于是乎竟不再观察外面了。这个大转变就是因为道与法的观念与欧洲的观念很不相同。李约瑟在“法”这一方面的讨论是相当精彩的。不过他在两个基本出发点上，并没有正确的把握其分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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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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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五 中国史研究应纳入世界史研究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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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之中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直到近百年来才开始与外国有所接触。在此以前，我们认为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将中国史当做是世界史。直到最近，我们才发觉中国历史不过是天下的一部分而已。这一种了解固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但我们仍然很少真正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结构中来讨论。固然在近代史工作上大家会讨论到—如：列强侵华等，但也都只是围绕在以中国历史为主体之下来讨论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好像将世界史当做一回事，中国史又是另一回事，这是百年来一直存在的现象。而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如欧洲、美国，他们处理中国历史，也就如同我们处理琉球史、越南史的态度一样。而他们有些历史系里根本不设置“中国历史”这科目，中国历史在美国许多大学里放在“东方研究”中，并不放在历史系里。换言之，在欧美各国的历史教学里，中国历史也并未纳入世界史的圈子。至于在写世界史的大部头工作上，我们可看见有些写法是在三五十章世界历史中，有二三章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在时间上放在与中国历史相应的时代，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各一章，也和别的历史合在一起。像韦伯处理宗教现象的时候，他是一项一项比较的，中国的宗教是列入项目之一。可是他所采用的材料及他自己比较之时所做的一些理论，都是根据二手资料，所以在细密的程度与了解的深度上，都无法达到与其讨论古犹太教、天主教、新教同样的水平。说到更近代的，Meneill关于世界史的讨论就比较不一样。他比较能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他的历史圈中，但这工作基本上仍是附带的性质。而这种东归东、西归西的现象并不是很适当的，因为，第一，中国并不是遗世独立的；第二，由于我个人这几年来参加一群人所做的世界文化的比较工作，每一次在做比较研究之时，我们总发现中国历史的材料丰富，所涉的现象广阔，往往拿中国历史当做参考典比用欧洲典或其他历史当参考典来得准确。而印度史当然无法相提并论，印度人的缺乏时间观念使得他们的历史根本无法拿来做参考典。印度史的重建，往往还须依靠中国历史。换言之，中国历史应该和世界历史融合在一起的第二个缘故，是中国历史可以当做一条很好的参考的baseline（基准线），是其他历史来跟它比较的一个主轴。在美国遇到开比较文化的讨论会之时，我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与其他文化的工作同仁讨论，使其了解以中国历史为参考典的方便。逐渐地，当他们遇到任何事情它发展的趋势、形态，往往便找我拿中国历史的现象来做参考、比较。无形之中，我们慢慢地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当做一个基本的参考典了。因为有这些个人的经验，我才逐渐更感觉到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做一番努力，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大圈子里来讨论，并不单单只是将中国历史当做单独发展的线索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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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六 从世界史角度重新认识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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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新石器时代，我们往往仍以东亚大陆的中国为一单元，东到山东半岛，西到陇右，北不超过长城线，南不越过淮河线。但我们若坚持这就是中国本来的面貌，便会忽视了南北面一大片土地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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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牵涉到沿太平洋地区一些文化的发展、文化本身的形态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北面的草原文化（自堪察加到乌拉尔到里海）这一大片地区所发生的事，在我们中国的角度认为，这些是外来夷狄的侵犯，但，这只是现象，我们应进一步看看现象之后含蕴些什么。我们该推敲的是为何突然在草原上出现了这些人物硬是要南犯中原？而以前却不曾往南发展？是否游牧化（nomadination），有过几次？它的影响是只限于中国，还是也影响了其他地区？如几次游牧化在中国造成了周朝兴起、匈奴入侵；而在印度，有雅利安人大批南犯；在西方，几次游牧化的影响，使东欧产生了新的民族运动，造成对希腊、罗马、地中海世界的压力；在此时，我们便不再是只以中国的角度来看此问题了。而春秋战国时代晋楚之争的问题，可以往南看，包括中国东南、西南、印度支那半岛，甚至印度洋海洋世界，并不是只在中国地区有冲突有接触的。由此可看到亚洲大陆的南方文化在它们进退之间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大事情，而这些不是单单从中国中原文化可观察出来的。甚至由此可以看出为何一些岛屿可以发展出还不错的文明。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的发展，只不过是几条大线索中的一小环而已。如，南宋时，东亚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心，它有好几个中心，中国并非是最大的中心。由此，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到辽金蒙古这些北方系统与南方的中国系统之间发生的冲突与融合，并非可以单单从中国方面来解释的。如元朝，我们若以中国的角度来看，念到元史都以为它最主要的中心是在中国，其实不然。蒙古远征西方，它分散的地区很远，影响其他地区远比中国还深远。直到后来，俄国的建立，印度蒙兀儿王朝的建立，皆是受蒙古留下来的影响所致。如果跳出中国的圈子来看这个问题，便能发现它的波澜更壮阔，而对解释世界一些地方的现象也更有趣。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便可以由此清楚地了解到它的特殊环境—它一方面是保存中国的单元，一方面又是整个东方世界的一环。而这整个东方世界，基本上是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阿拉伯世界在做冲击的对抗。而这时我们看世界史的面貌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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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航海运动之关系。西方航海运动引出了一个近代商业文明与殖民主义和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而郑和下西洋却没有这样的影响。但此二者却不是因此而毫无关联。因为郑和所走的路线并不是新路，此路早就有一些大食商人在走了。而西方航海运动所走的路线除了中南美洲此路线外，围着非洲大陆的航线也并非新路，而是一段一段连接起来的。换言之，在此时整个海洋运动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累积起来的。累积的原因则是每个地方都想向外扩张，每个地方都因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水平而想向外贸易；人口到了一定的密度而想对外殖民。此时整个海洋活动便不是能单纯地以一种解释来一言以蔽之，它的意义也远比我们以“宣扬国威”解释郑和下西洋来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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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它发生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大？为什么日本仿造西方葡萄牙、荷兰制的火药那样热心，而中国在明清之际，无论在数量上及热情上皆远不及日本？由此可发现，中国的发明与近代发明的火力武器在各处所造成的影响都不一样。那么因为同一个因素的出现，却在各地呈现不一样的现象，就使我们只好往各地区本身当时的一些制度、需求与环境来解释。这时我们所得的结论是基于比较的，而不是“中国是爱好和平的”这个理由。日本因为藩侯相互斗争，使得他们必须做许多武器；相对地在中国只有明清之间的斗争；在欧洲则是因为地方力量之夺权斗争激烈之因。再看采铁炼钢的基原及机械文明本身。在欧洲整个机械发展史上，有一个东西—螺丝钉，为中国所无。而这小小螺丝钉，却可决定我们火力、武器的发展与否。这时我们可有几个解释的方向可寻—可从纯技术方面，也可从历史背景上去寻找。于是研究范围与题材就较广阔，而了解人类活动的本质及可能性也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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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一样受西方文明的冲击，为何日本与中国接受的形态便有所不同呢？为何在从前大家都说中国文明的底子使得中国无法发展成近代国家，而今却又说“四条小龙”的经济成就是儒家影响的后果？这两种说法之间是不平衡与不协调的。而为求选择哪一个是对的协调过程中，我们便不能以一个一个个别的例子来讨论，而得从多方面选择资料来比较、讨论才能得到结论。此时我们便不只是讨论中国承受西方文明冲击的面貌，而是从20世纪文化与文化产生冲击的几个可能性—它产生的情况如何？在哪个时间点上？这些都值得仔细推敲，甚至于讨论问题的基点—儒家文明在中国的影响。今天在台湾究竟有多少儒家文明呢？为什么在我父执辈那个人人会背儒家经典的时代，儒家文明并没有造成它新的经济行为？而在今天儒家文明式微之时，反而说是儒家文明造成今日台湾经济行为的不一样呢？这是很值得推敲的，不能光从浮泛的表面来看，希望能好好思考以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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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七 划分阶段比较中国史与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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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这是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这种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若从地理空间的意义说，可以有几个层次：从地方性的集合，到区域内的集合。例如梁任公先生所说“中国的中国”，推而广之，别处有“希腊半岛与爱琴海的希腊”、“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等等。更上一个层次，则是大区域的集合，例如“东亚的中国”、“地中海的欧洲”……更上一层次，即当是洲级的集合，例如大西洋的欧美世界……最高一层是全球性的集合，亦即全世界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正在洲级集合的过程中，也正在趋向全球性的集合。至于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互动的关系，也可有至少三类影响。一是由刺激趋向彼此的吸引；一是由干预引发的反弹；一是由优势文化笼罩引发的接受与学习。这三种互动形态，在上述集合过程中，往往同时叠集。当然，若是文化圈之间优势差距很大，则第三种形态的进行速度十分迅速，竟致排斥了前两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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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区性的自然生态，集合后的群体，有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群体，这种群体的文化，趋于求取稳定，其逐步扩张的集合过程，则是地缘性的，亦即呈现为疆域的扩大。另一种则以人群移动为取得资源的方式，这种群体，包括猎、渔、牧、贸易，甚至掠夺。这一类群体的文化，趋于动态，其扩张虽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进行，但是扩张的特征是疆域的扩大（例如游牧帝国），或积聚资源的增加（例如从事商业的地中海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定居的群体毋宁为数最多；但是，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与大陆间的海洋，则动态的集合，更为可能。于是，由中亚草原向东向西延伸的内陆，与由中亚南下，西入地中海，南入印度洋与南太平洋，这一个大三角形，遂成为旧大陆动态集合群体的主要地区，楔入其东、西与南三方的定居集合群体。旧大陆人类历史，几乎都是这两种集合过程在各地进行。这一命题，却并不能适当的说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美洲大陆原居民的发展历史。前面所述三项讨论中国史与世界连结的项目中，移动与交往两项，在讨论集合过程时，都必然会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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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的方法，必须在可以比较的先决条件下，始有应用的意义。当此，我将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分列为几个阶段，作为比较研究的应用范围。这些段落，列举如下；但是，这些段落，在各处发展的绝对时间，并不一致，也因此不能用绝对时间的分期，强加于各个地区，或各个文化圈的发展。这一序列毋宁是观念性的；在时序上言之，这些观念又是相对的，各别相对于其前后的形态，而不是刻板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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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传统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当是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纪（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公元前2000年）。世界各地，凡由采集食物的生活，进展为生产食物，毋论是农业抑是畜养，都属这一阶段。群体有亲缘的家族，类血缘的族群，地缘的村落，以及特殊的功能群（例如祭祀群），都在不断的集合与扩大。人类心智性的活动，以艺术与信仰为主要的表达方式。人类各地的文化，已有明白可见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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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文化核心区逐渐出现，并对其邻近地区及社区，占有相当明显的相对优势；这是集合过程中常会出现的情形，亦即某一集合群体占有微小优势后，优势效应会继续扩大，以致成为不容疑问的龙头。过去的理论，殆以地理条件是优势出现的主要原因。其实，组织方面的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一阶段，已有部落、城邦，以及领土国家，诸种复杂程度不等的集合群体，心智活动有宗教，也可能有了文字。经济活动，不仅有一般的交易，也可能有长程的贸易。在中国历史，这是三代，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例如传说中的夏代与商代；绝对时代应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即第二个千年纪。相当于这一阶段的其他文化，当包括两河的城邦及苏末的阿卡德，埃及的旧王国，印度河流域的先吠陀文化，爱琴海的迈西尼文化，及亚欧草原上正开始游牧化的部族。在这一阶段，大规模的族群活动已显著出现，长程的族群移动，已初现可能性，社会已经逐渐分化为显著的贵贱与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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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阶段。大型国家及帝国都已掌握广大地区的人口及资源。集合群体的文化认同已经确立。哲学、伦理，以及有关的价值观念，都已有相当程度，雅斯贝尔斯所谓枢轴性文化的突破已发生了。在中国，这是周代建立了封建制，发展了天命观念，孔子已为中国文化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其绝对时代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纪的大半段（公元前1200年—前150年）。其他地区可以相应的时代是两河的亚述帝国，埃及的中王国与新王国，印度的吠陀文化，希腊的古典时代与地中海泛希腊化时代，与时间相当晚的美洲诸文化玛雅、阿兹迪克及印加文化。在这一阶段，族群的大规模长程移动，已经冲击不同文化，因此区域的交流与冲突也十分强烈，经济活动已有专业的工业生产、商业城市与长程的贸易。心智涌动，已有戏剧与诗歌等诸项文学创作，哲学与科学，相当规模的宗教组织与相应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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