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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新石器时代，我们往往仍以东亚大陆的中国为一单元，东到山东半岛，西到陇右，北不超过长城线，南不越过淮河线。但我们若坚持这就是中国本来的面貌，便会忽视了南北面一大片土地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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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牵涉到沿太平洋地区一些文化的发展、文化本身的形态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北面的草原文化（自堪察加到乌拉尔到里海）这一大片地区所发生的事，在我们中国的角度认为，这些是外来夷狄的侵犯，但，这只是现象，我们应进一步看看现象之后含蕴些什么。我们该推敲的是为何突然在草原上出现了这些人物硬是要南犯中原？而以前却不曾往南发展？是否游牧化（nomadination），有过几次？它的影响是只限于中国，还是也影响了其他地区？如几次游牧化在中国造成了周朝兴起、匈奴入侵；而在印度，有雅利安人大批南犯；在西方，几次游牧化的影响，使东欧产生了新的民族运动，造成对希腊、罗马、地中海世界的压力；在此时，我们便不再是只以中国的角度来看此问题了。而春秋战国时代晋楚之争的问题，可以往南看，包括中国东南、西南、印度支那半岛，甚至印度洋海洋世界，并不是只在中国地区有冲突有接触的。由此可看到亚洲大陆的南方文化在它们进退之间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大事情，而这些不是单单从中国中原文化可观察出来的。甚至由此可以看出为何一些岛屿可以发展出还不错的文明。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的发展，只不过是几条大线索中的一小环而已。如，南宋时，东亚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中心，它有好几个中心，中国并非是最大的中心。由此，我们应该可以了解到辽金蒙古这些北方系统与南方的中国系统之间发生的冲突与融合，并非可以单单从中国方面来解释的。如元朝，我们若以中国的角度来看，念到元史都以为它最主要的中心是在中国，其实不然。蒙古远征西方，它分散的地区很远，影响其他地区远比中国还深远。直到后来，俄国的建立，印度蒙兀儿王朝的建立，皆是受蒙古留下来的影响所致。如果跳出中国的圈子来看这个问题，便能发现它的波澜更壮阔，而对解释世界一些地方的现象也更有趣。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便可以由此清楚地了解到它的特殊环境—它一方面是保存中国的单元，一方面又是整个东方世界的一环。而这整个东方世界，基本上是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阿拉伯世界在做冲击的对抗。而这时我们看世界史的面貌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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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郑和下西洋”与西方航海运动之关系。西方航海运动引出了一个近代商业文明与殖民主义和近代帝国主义的扩张，而郑和下西洋却没有这样的影响。但此二者却不是因此而毫无关联。因为郑和所走的路线并不是新路，此路早就有一些大食商人在走了。而西方航海运动所走的路线除了中南美洲此路线外，围着非洲大陆的航线也并非新路，而是一段一段连接起来的。换言之，在此时整个海洋运动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累积起来的。累积的原因则是每个地方都想向外扩张，每个地方都因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水平而想向外贸易；人口到了一定的密度而想对外殖民。此时整个海洋活动便不是能单纯地以一种解释来一言以蔽之，它的意义也远比我们以“宣扬国威”解释郑和下西洋来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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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什么它发生的影响却没有那么大？为什么日本仿造西方葡萄牙、荷兰制的火药那样热心，而中国在明清之际，无论在数量上及热情上皆远不及日本？由此可发现，中国的发明与近代发明的火力武器在各处所造成的影响都不一样。那么因为同一个因素的出现，却在各地呈现不一样的现象，就使我们只好往各地区本身当时的一些制度、需求与环境来解释。这时我们所得的结论是基于比较的，而不是“中国是爱好和平的”这个理由。日本因为藩侯相互斗争，使得他们必须做许多武器；相对地在中国只有明清之间的斗争；在欧洲则是因为地方力量之夺权斗争激烈之因。再看采铁炼钢的基原及机械文明本身。在欧洲整个机械发展史上，有一个东西—螺丝钉，为中国所无。而这小小螺丝钉，却可决定我们火力、武器的发展与否。这时我们可有几个解释的方向可寻—可从纯技术方面，也可从历史背景上去寻找。于是研究范围与题材就较广阔，而了解人类活动的本质及可能性也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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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一样受西方文明的冲击，为何日本与中国接受的形态便有所不同呢？为何在从前大家都说中国文明的底子使得中国无法发展成近代国家，而今却又说“四条小龙”的经济成就是儒家影响的后果？这两种说法之间是不平衡与不协调的。而为求选择哪一个是对的协调过程中，我们便不能以一个一个个别的例子来讨论，而得从多方面选择资料来比较、讨论才能得到结论。此时我们便不只是讨论中国承受西方文明冲击的面貌，而是从20世纪文化与文化产生冲击的几个可能性—它产生的情况如何？在哪个时间点上？这些都值得仔细推敲，甚至于讨论问题的基点—儒家文明在中国的影响。今天在台湾究竟有多少儒家文明呢？为什么在我父执辈那个人人会背儒家经典的时代，儒家文明并没有造成它新的经济行为？而在今天儒家文明式微之时，反而说是儒家文明造成今日台湾经济行为的不一样呢？这是很值得推敲的，不能光从浮泛的表面来看，希望能好好思考以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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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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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七 划分阶段比较中国史与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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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这是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这种持续进行的集合过程，若从地理空间的意义说，可以有几个层次：从地方性的集合，到区域内的集合。例如梁任公先生所说“中国的中国”，推而广之，别处有“希腊半岛与爱琴海的希腊”、“印度次大陆的印度”等等。更上一个层次，则是大区域的集合，例如“东亚的中国”、“地中海的欧洲”……更上一层次，即当是洲级的集合，例如大西洋的欧美世界……最高一层是全球性的集合，亦即全世界的人类社会。我们现在正在洲级集合的过程中，也正在趋向全球性的集合。至于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互动的关系，也可有至少三类影响。一是由刺激趋向彼此的吸引；一是由干预引发的反弹；一是由优势文化笼罩引发的接受与学习。这三种互动形态，在上述集合过程中，往往同时叠集。当然，若是文化圈之间优势差距很大，则第三种形态的进行速度十分迅速，竟致排斥了前两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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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区性的自然生态，集合后的群体，有以定居为主的农业群体，这种群体的文化，趋于求取稳定，其逐步扩张的集合过程，则是地缘性的，亦即呈现为疆域的扩大。另一种则以人群移动为取得资源的方式，这种群体，包括猎、渔、牧、贸易，甚至掠夺。这一类群体的文化，趋于动态，其扩张虽也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进行，但是扩张的特征是疆域的扩大（例如游牧帝国），或积聚资源的增加（例如从事商业的地中海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定居的群体毋宁为数最多；但是，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与大陆间的海洋，则动态的集合，更为可能。于是，由中亚草原向东向西延伸的内陆，与由中亚南下，西入地中海，南入印度洋与南太平洋，这一个大三角形，遂成为旧大陆动态集合群体的主要地区，楔入其东、西与南三方的定居集合群体。旧大陆人类历史，几乎都是这两种集合过程在各地进行。这一命题，却并不能适当的说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及美洲大陆原居民的发展历史。前面所述三项讨论中国史与世界连结的项目中，移动与交往两项，在讨论集合过程时，都必然会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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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的方法，必须在可以比较的先决条件下，始有应用的意义。当此，我将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分列为几个阶段，作为比较研究的应用范围。这些段落，列举如下；但是，这些段落，在各处发展的绝对时间，并不一致，也因此不能用绝对时间的分期，强加于各个地区，或各个文化圈的发展。这一序列毋宁是观念性的；在时序上言之，这些观念又是相对的，各别相对于其前后的形态，而不是刻板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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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传统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当是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纪（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纪（公元前2000年）。世界各地，凡由采集食物的生活，进展为生产食物，毋论是农业抑是畜养，都属这一阶段。群体有亲缘的家族，类血缘的族群，地缘的村落，以及特殊的功能群（例如祭祀群），都在不断的集合与扩大。人类心智性的活动，以艺术与信仰为主要的表达方式。人类各地的文化，已有明白可见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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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是文化核心区逐渐出现，并对其邻近地区及社区，占有相当明显的相对优势；这是集合过程中常会出现的情形，亦即某一集合群体占有微小优势后，优势效应会继续扩大，以致成为不容疑问的龙头。过去的理论，殆以地理条件是优势出现的主要原因。其实，组织方面的优势，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一阶段，已有部落、城邦，以及领土国家，诸种复杂程度不等的集合群体，心智活动有宗教，也可能有了文字。经济活动，不仅有一般的交易，也可能有长程的贸易。在中国历史，这是三代，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例如传说中的夏代与商代；绝对时代应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即第二个千年纪。相当于这一阶段的其他文化，当包括两河的城邦及苏末的阿卡德，埃及的旧王国，印度河流域的先吠陀文化，爱琴海的迈西尼文化，及亚欧草原上正开始游牧化的部族。在这一阶段，大规模的族群活动已显著出现，长程的族群移动，已初现可能性，社会已经逐渐分化为显著的贵贱与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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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阶段。大型国家及帝国都已掌握广大地区的人口及资源。集合群体的文化认同已经确立。哲学、伦理，以及有关的价值观念，都已有相当程度，雅斯贝尔斯所谓枢轴性文化的突破已发生了。在中国，这是周代建立了封建制，发展了天命观念，孔子已为中国文化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其绝对时代是公元前第一千年纪的大半段（公元前1200年—前150年）。其他地区可以相应的时代是两河的亚述帝国，埃及的中王国与新王国，印度的吠陀文化，希腊的古典时代与地中海泛希腊化时代，与时间相当晚的美洲诸文化玛雅、阿兹迪克及印加文化。在这一阶段，族群的大规模长程移动，已经冲击不同文化，因此区域的交流与冲突也十分强烈，经济活动已有专业的工业生产、商业城市与长程的贸易。心智涌动，已有戏剧与诗歌等诸项文学创作，哲学与科学，相当规模的宗教组织与相应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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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阶段是区域性的整合完成。在中国的历史，这是秦汉大帝国及隋唐帝国，亦即“中国的中国”，绝对时代是公元前250年到公元1000年。别处相应的时代，包括地中海的罗马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梵文世界，中亚的几个大帝国依次出现的时代。这一阶段的特色是普世性大帝国与普世性文化或宗教体系相伴出现。例如佛教、儒家、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成熟，也都已教化了所在的区域。大规模族群移动以“蛮族”入侵的方式，由中亚三角形地带，冲击几个普世性的秩序。同时，长程贸易跨州转输，商路上居间族群，获利至丰。于是，这些已经整合的区域性集合群体，在整合完成时，也已开始了区域间的接触、冲突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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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阶段是大区域间密集交往的阶段。在中国历史，这是宋代至明代，公元1000年到公元1500年。中国已不是亚洲东部的中心；中国与四邻形成多国的国际体系，蒙古兴起，是亚洲草原上最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族群移动，也象征游牧族群的最后一次大举。在其他地区，这一阶段包括欧洲中古以后的多国体系，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各地的国家兴起，以及伊斯兰教国家在亚非腹地的发展。心智活动方面，几个主要宗教或思想体系，在互相影响之下，都有所重组更新与修正，例如中国的宋明理学与心学、印度教的复兴、佛教的华化、伊斯兰教的分裂、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经济活动方面，城市化与长程贸易都正在为另一时代的来临，开启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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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阶段是走向全球性群体集合的近代。这个时代，在中国是公元1500年到1850年。中国已进入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世界都承受“发现新大陆”与“开拓新航路”的长远影响，各地也都承受工业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形成近代的民族主权国家。殖民活动引发了新形态的族群冲突。各地动物与植物的传布，使全球的食物资源，都有了新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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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阶段是现代。在中国，这是1850年到今天。全世界已逐渐纳入一个世界性的多国体制，但是全球性的整合尚待完成。两次世界大战，战前战后的许多剧烈冲突，都是整合过程的一部分。心智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现代科学，大众传媒，现代交通与资讯，民主与人权观念的扩散，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生相克。经济活动方面，最重要的是工业大量生产，信用流通与国际贸易。群体的性质也有改变；平民上升，阶级淡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社群裂解时代与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还正在发展的过程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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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七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比较研究而设计。每一个阶段比上一个阶段都更为复杂，其中单位群体的交往接触也更为频繁。七个阶段的变化，既是演进的，也是因应群体外面的刺激而起的变化。我的构想，人类历史的发展毋宁是动态的辩证过程，既有继承，也有断裂；既有演化，也有传布；既有功能的适应，也有自由意志的抉择，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圈，都在大范围内，趋向于“合”，但又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其特色。自其同者视之，万物无不毕同：自其异相视之，万物无不分殊。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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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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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三八 西周与两河流域文化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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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的狂飙席卷中东，从此以后，两河流域不再是独立演出的舞台。两河世界由城邦及文字出现以来，历经苏默、Akkad、巴比伦、亚述以至新巴比伦，始终具有一个文化体系的意识，视四周的族群为夷狄。然而，这些夷狄又陆续进入两河的中原接受了两河文化，而且承担了延续文化正统的使命，以两河的发展与商周的发展相比，颇有类似之处；上述由苏默城邦以下的发展程序，由于两河流域内部南—北与西—东的分区，“中原”的“正统”是一个接一个，似乎有朝代嬗变的次序，但实际上则苏默城邦与Akkad有相当的叠合，旧巴比伦与亚述叠合，亚述的后期又与新巴比伦叠合，则各个族群的发展又是平行，而且有相当程度是同时的。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在传统的文化，在传统谱系上是中原的朝代序列，但是夏与商的叠合，商与周的叠合，则是区域之间的平行共存。甚至春秋时期夏商两代的子孙仍在杞宋，代表了两个族群的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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