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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一层地讲，在齐名的“郭、李”两人之中，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战功似乎要更胜一筹。这一信息是由《新唐书·李光弼传》透露的：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他“幼持节行，善骑射，能读班氏《汉书》，少从戎，严毅有大略”。他的作战指挥艺术更是高明卓越、超凡入圣，“谋定而后战”，擅长于“以奇用兵，以少败众”。在太原保卫战等一系列关系到唐王朝生死存亡的战役中，杀得安史叛军魂飞魄散，鬼哭狼嚎。即使在治军管理上，他也显得比郭子仪来得更有章法，更有手腕。当年他曾替代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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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历史上郭子仪的影响却远远要超过李光弼。一出《打金枝》的戏剧，使得郭子仪的大名如雷贯耳，遐迩蜚扬。“富贵寿考，哀荣终始”这一幸遇，不仅落实在他的生前，而且也管到了他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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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李光弼，可就没有这份福缘了。除了历史学家和少数有历史癖的人士还知道他以外，对于绝大多数的平头老百姓来说，他是完全陌生的人物。换句话说，郭子仪早已活在了千百万人中间，有如今日频频在荧幕上亮相的公众知识分子。而李光弼却不过是史书上的一个符号而已，有如当今世上越来越稀罕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钻故纸堆的冬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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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局面的历史谜底，说穿了，其实也并不是想像中那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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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郭子仪一生所作所为更加符合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的规范。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封建将帅所应具备的品德素质。尤其是在“忠心事上”方面有上佳的表现。相反，李光弼在这方面则要瞠乎其后、相形见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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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仪对唐王室的忠诚，可谓是已经进入了“有死无二”的境界，史书即称他“事上诚”。皇帝老子的命令一下达，不管是对是错，郭子仪都雷厉风行、不打折扣地加以执行，“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这样一来，当然是“谗间不行”，宵小之徒就是想要算计他，也苦于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了，因而能“完名高节，灿然独著，福禄永终”。用封建史臣的话说，就是所谓“人臣之道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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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李光弼就完全不同了。此人身上流淌着少数民族野性刚烈的热血，比较有个性，又不擅长于做表面文章，更不会曲意去奉迎上司，所以往往受阉宦谗间于前，为庸主猜忌于后。所谓“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阉侍内构，遂陷嫌隙”。有时皇上下诏令他率师“勤王”，他又瞻前顾后，逶迤不进，拖宕延误，优柔寡断，“吐蕃寇京师，代宗诏入援，光弼畏祸，迁延不就”。结果呢，君臣关系越闹越僵，个人处境越弄越糟。史载其“谋就自安，而身益危，所谓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己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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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皇帝“尽忠”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郭子仪、李光弼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以及身后际遇的不同。孰不知中国古代社会是儒教文化的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除了皇帝之外所有人都需要遵循的准则。它推到极致，就是“天下无不是的君主，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式的“高论”，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对皇上及其所豢养的御用文人来说，郭子仪式的“愚忠”自然更合他们的口胃，更是树为典型的合适人选。而普通民众因长期浸染于儒教文化的潜移默化、感化挹注，也很容易认同统治者的观念。在皇上和一般人的心目中，郭子仪属于“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憾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的“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而李光弼则是大节有亏，“卒以忧死”，并且从中引申出一番“功臣去就，可不慎邪”的堂皇说教。古人说“立德，立言，立功，是谓三不朽”，李光弼至多做到了“立功”这一点，而郭子仪则不但“立功”，更重要的是他还能够“立德”，在效忠皇上方面有杰出的表现。这自然是讴歌肯定的最理想之对象了。所以，对李光弼来说，乃是“寂寞身后事”，就郭子仪而言，则是“千秋万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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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郭子仪是凭借着自己那份“赤胆忠心”而赢得皇上充分信任的。他的“尽忠”，不但使他自己摆脱了皇上猜忌的阴影，确保全身远祸，而且也让自己获得皇上的恩宠优渥，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子仪乃是典型的“完人”，用唐史臣裴珀的话说，就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这样的“完人”，自然是大伙儿膜礼崇拜的对象，所谓“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是也。换言之，他为后世的功臣名将树立了以“忠诚”换取自身安全的优秀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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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名将郭子仪的人生成功，除了以己之“忠诚”而获皇上信任，获社会肯定之外，还借助了“自污”“自晦”的手段以全身远祸。换言之，郭子仪能够“福禄永终”，全身免祸，除了前面提到的他处处表现“效忠”皇帝的身段姿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自晦”“自污”“侈穷人欲”，聚敛奢侈，纵情声色，使得皇上相信他不过是一个胸无大志、贪图享受的“赳赳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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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生活方式上，郭子仪也比与他齐名的李光弼多留了几个心眼。李光弼为人“幼不嬉弄”，廉洁自律，洁身自好，全身上下透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可郭子仪却根本不欣赏这一套。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皇上宁可功臣贪墨，不愿功臣清廉。因为前者让人安心，后者却让人揪心。所以他便顺着这只梯子朝上爬：聚敛奢侈，穷极人欲，“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仅一次宴会就耗费了三十万钱，正是典型的“朱门酒肉臭”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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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郭子仪私生活上的污点。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它正是郭子仪善于韬晦的表现。你想想，他“勋力之盛，无与伦比”，稍有疏忽，就会步韩信、彭越之类的后尘，生发功高震主的嫌隙，轻则丢了乌纱，陷身囹圄；重则丢了脑壳，株连九族。而纵情享乐，五毒俱全，则可以让皇帝高枕无忧，心情愉快。这恰恰是郭子仪参透玄机、“明哲保身”的障眼法。“文章本天成，妙手偶为之”，不是深谙为臣之道、富于政治经验者，哪里会想得到这步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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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处理与同事、部下关系方面，郭子仪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他在治军管理上的最大特点，是“御下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唱黑脸，会做“顺水人情”，懂得“锦上添花”，对部属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威略不逮”李光弼，“而宽厚得人过之”；“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样就使得麾下将士对其感恩戴德，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圈子：“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若部曲然。幕有六十余人，后皆为将相显贵”。这种不做“难人”，善于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的本领，李光弼是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些人受到郭子仪的器重，得了郭子仪的好处，投桃报李，就很自然要替郭子仪说好话，唱顺流。而皇上呢，看见郭子仪一副窝窝囊囊、徜徉于声色犬马温柔之乡的样子，又听见有这么多的人称道郭子仪与世无争、为人随和的好处，所以就不会再猜忌他了，反而觉得留着他恰好能显示自己不杀功臣、雍容大度的皇恩浩荡。这样一来，郭子仪以“自污”求自保的意愿也就圆满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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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像南宋名将韩世忠纵情声色，风流快活，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数万”之类，同样学的是郭子仪等以“自晦”“自污”求全身免祸的招术。如石守信的“专务聚敛”，早有史家指出此乃石守信的“自晦”之术：“论曰：然守信之货殖巨万，岂非亦因以自晦者耶”。这说法的确颇有道理。因为当时石守信虽然已经被解除了手中的兵权，但是当年威望尚在，难以完全保证不为别人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之下，石守信自毁声誉，以保生命，不失为聪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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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祸从口出，因忠罹难——岳飞的莫须有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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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岳飞，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便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立志于“精忠报国”的崇高理想追求。在金兵南下侵略、中原生灵涂炭的动荡年代里，岳飞愤然投军从戎，忘我杀敌。他从二十岁起便奋战在抗击金兵入侵的战场上，出生入死，东征西讨，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在战争烽火的锤炼中，他逐步由一名普通士兵成为一位统兵十万、独当一面的杰出将帅，成为支撑南宋半壁江山的中流砥柱。1140年，他发出犁庭扫穴、痛饮黄龙的铮铮誓言，统率岳家军反攻中原。岳飞在作战中，因情用兵，临机制胜，灵活机动，不拘常法，“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耳，然变而不可拘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宋史·岳飞传》），相继取得了郾城、颍昌大捷。岳家军重创金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横扫中原，收复大片失地。岳家军打得曾嚣张一时的金兵鬼哭狼嚎、肝胆俱裂，绝望地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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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岳飞对于当时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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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之死是十足的冤案。他以功招祸、因忠罹难的不幸遭遇，委实让人痛心疾首，扼腕浩叹。这样的奇冤在历史上或许并不多见。因为功臣遭皇帝屠戮，问题虽主要出在皇帝的身上，但是功臣宿将自身也多少有把柄可供人家利用，如居功自傲，如骄横不法等等。而岳飞的冤案则完全不同，它纯粹是宋高宗、秦桧等人的单方面为非作歹。这种际遇恐怕只有明末袁崇焕被冤杀事件差可比拟。无怪乎后人要对岳飞寄予无限的同情，并对残害他的刽子手赵构、秦桧严加声讨、痛加鞭挞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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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被冤杀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他力主抗金、反对投降议和的立场，同顽固坚持妥协投降路线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被赵构、秦桧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为了满足金朝方面“必杀飞，始可和”的蛮横要求，赵构、秦桧遂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屠刀砍向功业卓著、赤胆忠心的岳飞。这个说法固然很有道理，但似乎并不全面。岳飞的悲剧，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一个深层次因素，是他无意中卷入朝廷内部的复杂斗争。岳飞出于公心，仗义执言，而触犯了赵构本人的利益。赵构因此对岳飞产生猜忌、嫉恨，种下冤杀功臣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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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文徵明曾做有一首《满江红》词，对岳飞被杀的原因大胆地表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杀害岳飞的主凶是赵构，而非秦桧，“念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他指出赵构杀岳飞是为了防止北伐胜利，徽、钦两宗回朝，致使自己不能再居皇位局面的发生：“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应该说，文徵明的看法是正确的。岳飞之遭猜忌，最终沉冤风波亭，其原因之一，是他力主北伐，战胜金兵，迎接徽、钦两宗回朝。而且岳飞还在公开场合把自己的这个主张宣布出来。这不能不引起赵构的极大忌恨，非杀掉岳飞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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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自宋太祖赵匡胤利用军队发动“陈桥驿兵变”开国以来，鉴于前代功臣宿将擅权，以致江山易手的教训，一直把防范武将专权干政作为国家的既定方针。岳飞作为统帅一支雄师的方面大员，自然要成为赵构主要防范的对象。如果岳飞功劳不那么大，才干不那么高，就像刘光世、张俊等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则朝廷尚可以有几分放心。或者假如岳飞性格不那么刚直，正义感不那么强烈，对朝廷事务噤口不言，漠不关心，就像后期韩世忠那样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朝廷亦至少不会如此快地动杀机。然而岳飞偏偏是一个血性汉子，“做事斩钉截铁，为人光风霁月”，对自己认准正确的事情非发言不可，这就直接触犯了赵构不可明白告人的私衷，其大祸临头也就无法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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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岳飞秉公议事、仗义执言的性格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他还是一个下级军官时，他就因这方面的原因而遭受过打击。宋高宗赵构初即位，年仅二十四岁，身为下级军官的岳飞就不顾位卑言轻之嫌而上书赵构，反对南逃，力主北上抗金。“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宋史·岳飞传》）但奏书却触怒了赵构和朝中妥协派大臣。恼怒之余，他们给岳飞扣上了“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革去了岳飞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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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岳飞秉公言事的个性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改变。遇有他认为正确的意见，他仍然要坦率表达。这样一来，赵构对他的猜忌便越来越重，悲剧的发生也就很难避免了。因为岳飞这时已不再是无足轻重的普通军官，而是手握重兵、威震天下的方面大员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触动赵构的神经，使其产生其他的联想，变得心绪不宁，寝食难安。这从专制君主一方来讲，也是正常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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