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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有一件事尤其让赵构大为反感，使他内心深处断定岳飞为“反侧之子”，有“不臣之心”。当时赵构因无自己的子嗣而立太祖后裔赵眘（即后来的宋孝宗）为太子。金人方面为了挑动南宋朝廷内部的矛盾，表示要送钦宗之子赵靖回临安，企图在南宋皇位继承问题上制造风波，挑拨离间，煽动不和。岳飞对赵眘的人品能力有所了解，认为他是一位合格的皇位接班人，所以主张维持赵眘的继承人地位，拒迎赵靖。为了表达自己的主张，他决定给赵构上奏章，详细阐说赵眘应继续担任储君的种种原因，提醒赵构千万不要中了金人阴险的离间之计。这时，有位名叫薛弼的大臣建议他放弃这种做法。薛弼向岳飞指出，朝廷对武将存有戒心，身为武将者应当循规蹈矩，谨守为臣的职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老实实，恭顺听命。虽说岳飞你是出于公心，提出自己的看法，但客观上却会使朝廷对你产生猜忌，所以还是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为好，要懂得“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的道理！然而岳飞认为自己完全是出于公心言事，是为朝廷的前途着想，尽忠尽职，并无不可。于是他仍坚持在上朝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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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薛弼所料。当岳飞对赵构谈及拒迎赵靖、仍立赵眘为太子的意见时，赵构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忍住怒气听完岳飞的奏章后，当即给予岳飞严重警告：“你的意见虽说是出于忠心，但武臣不得干预朝政，乃是祖宗定制，今后决不允许你再在这类问题上发表意见。”说完便拂袖离去。事后赵构又让薛弼转达他对岳飞的警告，不得妄议朝政。同时他数度派宰相赵鼎向岳飞传达类似的训诫。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宋高宗赵构对岳飞的猜忌之心急剧膨胀起来。你岳飞拥兵十万，尾大不掉，又居然违背朝廷祖制，对朝政说三道四，乱发议论，这究竟是想干什么？赵构越思忖越是觉得事情蹊跷，疑窦丛生。于是赵构就认定岳飞头上长有反骨，绝对不可信任。这样的误解日复一日地加深，到最后终于通过“和战争论”事件全面爆发出来，制造了千古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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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岳飞之死的另一层原因，是他出于公心对朝廷的具体政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无意中触犯了皇帝的大忌，使得皇帝对他加深猜疑，最终亮出屠刀，制造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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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之死的又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封建政治的扼杀人才机制。中国历史上许多功臣勋将遭诬陷，遭迫害，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即一些人品龌龊、性情邪恶的同事出于各种阴暗心理、卑劣动机，秉承专制君主的旨意，在那里兴风作浪，借刀杀人。他们或捕风捉影，制造事端；或栽赃诬陷，挑拨离间；或血口喷人，狠使绊子；或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其狠毒令人发指，其肮脏让人作呕。岳飞的同僚张俊将军，就是这类跳梁小丑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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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张俊，我们不得不先从岳飞坟前的四座铁铸跪像说起。游览过杭州的人，恐怕都多少知道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岳武穆庙里，爱国将领岳飞坟前铸有四座跪着的铁像，供万人唾骂、古今诅咒。这四座跪像的主人公就是残害岳飞的元凶。他们因自己的无耻凶残而遭到自宋以来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唾弃，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见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公道自在人心，英雄为人所缅怀，而奸佞则为人所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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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座跪像中，秦桧是残杀岳飞的主谋之一。秦桧之妻心肠歹毒不亚其夫。正是她一句“放虎容易缚虎难”，促使秦桧最终下定决心向岳飞开刀。万俟是岳飞冤案的直接“主审官”，为虎作伥，在残害岳飞一案中赤膊上阵，充当急先锋，罪不可恕。他们三人受声讨、遭唾骂是很自然的。可是，第四座跪像的主人公则教人产生另外的感觉，既蔑视憎恨又惋惜遗憾：原本是人为何甘愿做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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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名声显赫，地位尊崇，也曾立过战功的大将张俊。张俊长年在军中服务，也在抗金军事活动中跃马横戈，没有功劳有苦劳，一步步成为了统兵数万、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与韩世忠、刘光世、岳飞一起并称为南宋初年“中兴四大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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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位南宋朝廷的“功臣”张俊将军，却丝毫不念与岳飞的袍泽之谊，丧尽天良，在陷害、残杀岳飞的丑恶事件中，充当打手，助纣为虐，以致身败名裂，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受后人唾骂抨击，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真可谓“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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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实记载来看，张俊在岳飞冤狱中的确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令人作呕的角色。是他秉承赵构、秦桧的旨意，有意自解兵权，出任虚职枢密使，从而以“旅进旅退”的政治姿态，胁迫岳飞解除兵权，出任无实权的枢密副使，使其“痛饮黄龙”、收复中原的凌云壮志付诸东流；是他编造了岳飞在淮西战役中违抗圣旨、逗留不进的弥天大谎，使赵构、秦桧找到借口，罢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是他处心积虑要把岳家军彻底摧毁，要置岳飞于死地，而暗中在岳飞的部将中物色能告发岳飞的奸人，抬出贪昧良心、认贼作父的副统制王俊、都统制王贵充当首告，帮助其炮制《告首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领兵到襄阳谋反，并把岳飞牵涉其中；也是他故意昧着良心判定王俊《告首状》中所述一切属实，亲自冲到前台，赤膊上阵“亲行鞠炼”，逼张宪自诬“欲劫诸军为乱”，并亲自伪造所谓的张宪“口供”，将张宪、岳云一同押解到杭州的大理寺狱中，接着又向岳飞本人伸出魔掌，将捏造的案情上达“天听”，终于酿成惨绝人寰的冤狱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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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张俊秉承赵构、秦桧的罪恶旨意，鞍前马后来回奔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前期工作，一手策划了所谓“岳飞伙同其子岳云、部将张宪阴谋叛逆”案件，赵构、秦桧才能顺水推舟，制造出英雄蒙难、千古同悲的“风波亭奇冤”。由此可见，张俊是赵构、秦桧迫害忠臣、自毁长城的罪恶行径中的主要帮凶，说他是岳飞冤案的“始作俑者”并不为过！他遭到人们的憎恨唾弃，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示众，乃是咎由自取，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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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诬陷迫害岳飞，固然有他品质卑劣的因素，但真正的病根还是应该从中国封建传统政治中去寻找。中国封建传统政治中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提倡普遍平庸，反对个别冒尖。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人出于众，毁必随之”，指的正是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劣胜优败”的淘汰机制。你才华出众，功业过人，就反衬出其他人的平庸与无能。他们因而会感到不舒服，觉得没面子，心理一失衡，于是就对成功者滋生出极大的敌意，恨不得把他拉回到平庸之中，甚至要想方设法打击他，毁灭他。这样一来，嫉贤妒能、损人利己的种种做法便大行于世了，小人得志猖狂，英雄进退维谷，亦成为正常表现，代有相传，不绝如缕。换言之，中国古代的“人才”，往往是揣摩人、对付人之才，而非做事建功之才。而中国封建传统政治之所以萎靡不振，弊端众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才”过剩而“事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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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考察张俊陷害岳飞的行为，其初衷或许也能够理解了。张俊资历比岳飞老，地位比岳飞高，可是军事才能却远逊于岳飞，战功也无法和岳飞比拟。这样，张俊的威望自然一天天不如岳飞，长此以往，张俊可能会与岳飞的官爵地位互换位置。张俊眼见岳飞“芝麻开花节节高”“风风火火闯九州”，自己老牛破车，光彩不再，“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成了“迟暮的美人”，这如何不叫人妒火中烧，气填胸膺。“是可忍，孰不可忍。”张俊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最佳出路便是把竞争对手打压下去，从根本上消除这方面的威胁。而打击竞争对手的主要途径，则莫过于借助朝廷的力量，利用天子的喜怒哀乐。“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张俊是这样想的，我同你岳飞不比军功，不比人格，专比谁脸皮厚，谁心肠黑，你岳飞如今神气，我就让你神气不起来；看看究竟是你有能耐，还是我有道法。于是乎，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了赵构、秦桧等人的帮凶，成了十足的奸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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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直言不讳，触发宋高宗赵构内心深处的凛凛杀机；另一方面功盖天下，害得庸将张俊等人颜面尽失，无地自容。如此这般，岳飞尽管其心“天日昭昭”，但又焉得逃脱“风波亭之狱”，留得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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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能打胜仗，不会站队——戚继光被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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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窝囊、称得上“奇葩”的王朝。洪武皇帝刻薄寡恩、暴虐残酷、滥杀功臣，这个头就没有开好。接下来的那些皇帝，“一蟹不如一蟹”，不是流氓无赖，就是白痴浑蛋。尤其是到了嘉靖、万历之后，更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没有半点振作的模样、端庄的气象。一句话，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之程度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与之相伴生的就是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尓虞我诈，倾轧不已，阉党、浙党、闽党、齐党、东林党冲突迭生，生死相搏；红丸案、移宫案、梃击案纷至沓来，冤冤相报。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得当时不少功臣名将左支右绌，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稍有不慎，陷足于其中，则往往遭受无妄之灾，轻则丢官，重则断头，葬送自己的政治前程，使自己不幸成为某一政治人物、某股政治势力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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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爱国名将、抗倭英雄戚继光的遭遇，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象，也让后人唏嘘不已，多少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偌大的大明帝国，居然会让只有数万之众的清廷八旗铁骑纵横驰骋，一举剪灭的缘由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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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1528年—1587年），出身于将门之家，17岁承袭祖职，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出任登州卫指挥佥事，之后又先后担任过参将、副总兵、总兵等军职。从1555年起，他怀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崇高理想（《韬铃深处》）投身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为了适应抗击倭寇作战的需要，戚继光从浙江义乌招募勇敢的农民和剽悍的矿工，采用营、官、哨、队四级编制方法编成新型军队。对于这支新组建的军队，戚继光除了进行严格的武艺和兵器使用训练外，还十分重视“练胆气”“练心”，开展爱国保民教育，激发广大将士抗击倭寇、建功立业的热情。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这支新军队伍很快成为军事劲旅，在抗倭的作战中骁勇善战、所向披靡、战功卓著、名闻天下，世人咸称“戚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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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戚家军”曾先后同倭寇作战80余次，取得了著名的台州大捷、林墩大捷、平海卫大捷等胜利。戚继光与俞大猷等名将一起，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一举荡平了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倭寇，为保卫东南沿海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堪称抗倭民族英雄、杰出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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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他奉命调到北方前线，镇守蓟州，承担起守卫京城重畿的重任，“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有效地捍卫了京师重地的安全。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他还创立了鸳鸯阵等阵法，革新战术，训练劲旅。所谓的“鸳鸯阵”，乃是戚继光独创的一种阵法。此阵法以十一人为一队，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二人夹长盾，又次二人持狼筅，复次四人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这种新型阵法，曾在抗击倭寇的作战中大显神威，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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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还撰著有兵学名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众所周知，“先计后战”是中国军事文化的重要传统。古代兵家都普遍强调“先计”的重要性。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戚继光也一样提倡要打“算定战”，坚决反对打“舍命战”和“糊涂战”。而《纪效新书》正是戚继光基于“打算定战”的宗旨、所撰的以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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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效新书》全书十八卷、卷首一卷。有明刻本和清代以来的抄本和刻本多种，另有万历年间成书的十四卷本，内容与十八卷本有所不同。戚继光自己对该书的宗旨作了阐释：“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全书分总序和正文两部分。既是戚继光本人抗倭实战经验总结，又反映了火器发展一定阶段的军队训练和作战情况，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有重大的军事价值，素为后世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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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能够在军事领域有杰出的建树，除了时代的机遇和个人的努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谭纶、张居正等朝廷要员的赏识和器重。他们对戚继光来说实有识人之明、知遇之恩。应该说，这种器重是合理恰当的，是慧眼识珠，知人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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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官居首席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对戚继光非常器重。戚继光担任蓟州总兵时，张居正十分欣赏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和担当精神。张居正用人不疑，力排众议，将那些与戚继光作对的当地文官迁调出蓟州，使戚继光免受各种掣肘，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展宏图。他还向戚继光的军队提供优厚的财政补给，使其拥有购买军马、制造火器与战车的雄厚财力。他处处维护戚继光，使其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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