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21773
(61) 《史记》中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这个史料中所称的嬴姓，显然在殷代是相当有势力的家族。其族源传说中“吞玄鸟卵而生子”的说法，也与商人的族源传说相同，这证明他们是与商族有密切关联的东方之族。在西周时，可能这一族人早已没落，因此才有周孝王要非子“复续嬴氏祠”。无论如何，非子出于西戎的大骆一族，该族在渭水流域戎人中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应该是西方土著。中国自古有赐姓的制度；由社会记忆的观点，赐姓，也表示受赐者得到新的家族起源记忆，因此改变其本身的族群本质。非子从周王那里得到的赏赐，最重要的可能便是一个东方的、尊贵的家族记忆，以提高本族群的地位。后来，秦人便借着此家族历史记忆，来强调其华夏身份。身为华夏的司马迁采纳这说法，将秦人纳入华夏的大家庭中。
1707121774
1707121775
(62)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421.
1707121776
1707121777
(63) 《诗经·大雅·生民》《诗经·商颂》；《尚书·周书·武成》；《国语》卷一，周语。
1707121778
1707121779
(64) 杜正胜：《先周历史的新认识》，载《古代社会与国家》，第276页。
1707121780
1707121781
(65) Marshall D. Sahlins, Tribesme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8）, p.56.
1707121782
1707121783
(66) 有关类比法在增进我们知识上的限制，以及不规则的、矛盾的一些现象在诠释上的重要性，考古学者古尔德曾对此提出例证作深入的探讨说明，参见Richard A. Gould, Living Archaeology。
1707121784
1707121785
1707121786
1707121787
1707121788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1707119812]
1707121789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八章 华夏对西周的记忆与失忆
1707121790
1707121791
周王室东迁，开启了中国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犬戎之祸造成这样的局面，因此这事成为春秋战国时中原诸侯国贵族们深刻的历史记忆。此时北方戎狄又继续往南争夺生存资源，在此情况下，华夏认同及其族群边缘逐渐明确与强化。这样的变化终造成秦汉帝国的出现。华夏是一个保卫及扩张其资源领域，并在内部作资源阶序分配的“族群”（以共同祖源凝聚的人群）。秦汉统一帝国及其结构，可说是遂行华夏族群本质与意图的工具，特别是，华夏需要以军事武力来维护其边缘。于是在华夏形成所造成的新人类生态体系下，许多“历史”被建构，更多历史被遗忘。以下我要说明的便是，分析战国至汉初华夏历史文献对西周的“遗忘”，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华夏及其族群边缘形成的历史变化。
1707121792
1707121793
近代以前学者探讨西周史事，传统上皆依赖大约编写于战国至汉初的所谓先秦文献。近代中国考古学大兴，尤其是大量具铭文的西周铜器出土后，结合西周铜器铭文与先秦文献来研究西周史成了主流趋势。这也是一种历史研究的二元证据法。我相信，的确，这样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西周的认识有很大的增长。然而我也相信，一篇文献不只是“过去事实的载体”，它也是人们对过去“记忆的载体”。以此角度来说，西周铜器铭文记载的是西周时人认为重要的社会记忆，而先秦文献对西周的描述是战国至汉初时人们对西周的回忆与记忆。如上所述，华夏认同及华夏边缘较明确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西周金文与先秦文献两者间的“差距”，应更能表现华夏与华夏边缘形成这样巨大的人类社会变迁。
1707121794
1707121795
一个社会人群选择、重组甚至创造他们认为重要的“过去”，并以他们认为可靠的方式保存下来。经由强调及保存这些“社会记忆”，该人群表达他们现实上的期盼、焦虑及其自我认同。我们先看看，西周时人在铜器铭文中留下了哪些重要记忆，这些记忆表现何种的社会认同与关怀。
1707121796
1707121797
西周铜器铭文所表现的西周记忆
1707121798
1707121799
西周时，文字主要被书写在铜器、竹木简册与甲骨上（不排除其他材料可能也被用来书写文字）。西周甲骨，目前发现不多，而且大都集中在周原一带，时间大约在西周早期或早周。由于甲骨是一种不易腐坏的材料，因此在其他地区、较晚的年代没有发现西周甲骨，这显示周人书于甲骨可能是受商人影响。西周时的竹木简册，虽然在考古遗存中没有发现，但由于这是一种易腐朽的材料，因此不能说当时没有书于竹木的习惯。尤其是，金文中有“册”字，官名有“作册”，这都显示当时有专司记载大事于竹木简册的职官。
1707121800
1707121801
无论如何，文字记忆刻在竹木简册上与铸之于铜器有相当差异。首先，它们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易朽蚀的材料，后者，如果保护得妥可以留存上千年而无腐损。其次，将文字书于铜器，远较将之书于竹木来得耗费功夫。最后，由西周考古遗存来看，我们也知道西周时人细心埋藏、保存铜器，却未如此对待竹木简册。这样的差异也说明，铸于铜器的文字所传递的记忆，对于当时人而言是特别重要而需刻意保留的记忆。因为它们重要，所以保存它们必须选择永久性材料，值得花费相当人力，也值得仔细珍藏。这种保留重要社会记忆的企图，更明白地表示在许多铜器铭文的典型结尾语“子子孙孙永宝用”上——需要被子孙永远保存的不是器物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重要、荣耀的记忆。
1707121802
1707121803
首先，我们看看哪些事值得记诸铭文。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最普遍而又明显的是为凝聚家族所保存的那些社会记忆。在最简单的铜器铭文中，通常只有作器者的名，其祖先之名，或者只有一族徽。在较长的铭文中，作器者常记载自己或祖先的功绩，以及因此受赏的荣耀。铭文经常以期望“子子孙孙永宝用”结尾。在这些铭文中，作器者主要以家族成员的身份来制造、保存这器物，并希望自己的名字、父祖的名字，以及由祖先到己身的功绩，能够为后世子孙永远记得。然后，借着这些家族记忆来凝聚此群体。有能力制作这些铜器的家族群体，自然是各有领域（国）的诸侯家族。
1707121804
1707121805
1707121806
1707121807
1707121808
1707121809
1707121810
1707121811
1707121812
这些诸侯家族是以男性成员为主体。另外，他们通过婚姻关系建立一个个的联盟圈。因此本家族存在于什么样的联盟圈，这也需要借着金文来保存相关记忆。西周铜器铭文中，有许多是为器主的妻、母及出嫁的女儿所作之器。如散伯车父鼎甲器铭曰：“散伯车父作姞尊鼎”；(1)这是散国贵族为其来自姞姓家族的妻子所作器。王乍姜氏簋铭：“王乍姜氏尊簋”；(2)这是周王为其来自姜姓家族的妻子所作器。在这些铭文中，作器者提及女子的姓，也就是吹嘘自己的母亲、妻子从哪个尊贵家族嫁来，自己的女儿嫁到哪个尊贵家族去。在有些西周铜器铭文中，女子与男子并列，如《叔鼎》铭称“叔、信姬乍宝鼎，其用享于文祖考，叔、信姬其易寿考多宗永命”，(3)又如《询簋》铭“乍文祖乙白同姬尊簋”。(4)这样的例子并不普遍，而以这种特殊方式被记载的女子通常是尊贵的姬姓，如此更可见女性在这些社会记忆中的功能。
1707121813
1707121814
1707121815
1707121816
许多西周铜器铭文中，都记载器主之祖先在西周开国时的功绩，以此他们强调本家族为姬周盟邦的记忆。譬如询簋铭称：“王若曰：询，丕显文武受命，则乃祖奠周邦。”(5)这是透过周王之口，来肯定作器者的祖先曾佐助文王、武王之事。师克盖铭曰：“王若曰：师克，不显文武雁受大命，匍有四方，则隹乃先祖考有勋于周邦，干害王身乍爪牙。”(6)乖伯簋：“王若曰：乖伯，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乃祖克弼先王，翼自他邦。”以上铜器铭文都循着同样的叙事手法，也就是透过周王之口来肯定作器者之祖先辅佐文王、武王克商的记忆。能够吹嘘此记忆的家族，应都是周开国时期姬周旧盟邦集团的成员。周之旧邦，这应是渭水流域邦国统治家族最尊贵的一种群体身份认同。
1707121817
1707121818
1707121819
1707121820
在铜器铭文留下的西周社会记忆中，战争是重要主题之一。许多铭文中都记载作器者受命征伐而后受赏赐之事。周人邦国对外征伐的对象很多，而其中被记录得最频繁的是他们与东国、东夷、南国、楚荆、淮夷、南淮夷之间的战争。如，令簋记载“伐楚白”之事。宗周钟记载“南国服子敢陷虐我土”，因而劳师征伐之事。明公簋描述“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之事。小臣速簋记录了“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之事。《应侯视工鼎》“敢加兴乍（作）戎，广伐南国，王命应侯征伐淮南夷”，此为应侯参与伐南国、淮南夷之战。西周金文中也有一些关于周人与其西方、北方敌人作战的记载，如冬簋甲记载器主“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林”并有其母随军而行之事；如不期簋称“白氏曰：不期，攸方、严允广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此为器主参与虢季子白所领导的伐严允战事。但整体说来，由许多这一类的铭文看来，当时威胁西周邦国贵族的敌人，或周人为扩张势力而征伐的对象，大多是在渭水流域的东方与南方。
1707121821
1707121822
相对于婚姻结盟、祖先祭祀、对外征伐等大事来说，有些铜器铭文记载的是今人看来相当末微而不那么重要的主题，如较常见于铭文的渭水流域西周贵族彼此划分田土疆界的事。这类铭文记载分田之事由，再详载新田疆的四方边界所至，记录主持分田的官员及邻近见证人等等。如《五祀卫鼎》记载裘卫从其邦君那儿得到田，并描述这田的四方边界。(7)永盂鬲从媭散氏盘等器都有类似主题的铭文。这些分田土疆界的记忆需载之于铭文，以及铭文记录此事需劳动许多来自各方的“证人”，显示西周中晚期渭水中下游各邦国间的田土争夺与纷扰相当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