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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晚期以来，北边华夏诸国就在建城垣，以防御北方部族的南下。秦统一中国后，将各国旧长城连结起来，于是“长城”代表统一的华夏帝国之北方资源边界，也是华夏的北方族群边界。被排除在此边界外的人群，早在战国时已完全游牧化了。原先，他们凝聚成一个个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盟。自匈奴的冒顿单于崛起，大部分的草原游牧部落都统于匈奴游牧“国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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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游牧国家结合定居社会的中央化领袖威权（单于）以及游牧社会的分枝性部落结构（左右贤王、二十四长与其下的各级部落首领），成为相对于南方汉帝国的一大政治势力。靠着分枝性部落结构下机动的军事力量，(2)匈奴不断企图突破汉帝国的长城资源封锁线，以从汉帝国得到一些珍贵物资以及日常生计所需（如牛羊及谷粮）。单于与各部落首长将从长城内所获资源层层分配下去，以此巩固他们的地位以及国家与部落结构。(3)就在如此的匈奴游牧国家人类生态下，北方游牧人群与南方汉帝国展开数百年的往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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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华夏作者对于匈奴游牧人群生活习俗与社会的描述与评价，可视为华夏对此方华夏边缘人群的一种诠释，诠释他们为何不是华夏，因此也是对华夏自身的边缘刻画。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匈奴的描述，即可代表这种汉代中国人对此方我群“边缘”的描绘书写。首先，在经济生业上，《史记》称匈奴人跟随牲畜到处迁移，没有城郭，也没有定居农业。(4)这便是说，华夏是行农业的，居于宫室城郭的，不轻易迁移的。《史记》中还记载了一封汉文帝给匈奴单于的书信，其内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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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制，长城之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君臣相安，俱无暴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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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人群经济生态上的差别，也就是匈奴与汉帝国所辖人民的分野。同时，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模拟匈奴人的观点，记载匈奴皇后所说的话：“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6)这个观点也表露在《史记》所载一位投降匈奴的汉人所说的话中；为了强调匈奴与汉为敌体，他以匈奴的衣、食、生活习惯与汉不同，来劝匈奴单于勿贪汉人的物品。这些都显示，汉代中国人认为这样的经济生态差别，使得草原与中国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匈奴人也应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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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司马迁认为匈奴人都贪狠、好侵夺。如其书所描述，匈奴人“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7)班固在《汉书》中对匈奴的总结印象也是，“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披发左衽，人面兽心”。(8)最后，司马迁及其同时代的人对于北方人群“蛮夷”特质的鄙视，更在他们心目中的道德文化上；他们描述北方夷狄“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这些对匈奴负面的风俗道德描述，一方面反映华夏在其族群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下对草原游牧社会的偏见或无知，另一方面，更忠实地反映其心目中知礼义、贵长老、重人伦的华夏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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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以共同“祖源”来凝聚，不仅如此，人们也经常关注、想象与建构邻近他族群的“祖源”。这样的“历史”常表露建构者想象的，或期望中的，他群与我群关系。汉代华夏对于匈奴的祖源便有如此之关注与想象。《史记》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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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狁、荤粥，居于北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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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后氏在战国至汉代文献中至少有两种象征意义。其一，在这些文献中，当夏后氏与黄帝、尧、舜等并列时，他是华夏一脉相承的远古始祖之一。(9)其二，夏后氏也经常在一段文本叙事中与商人、周人前后并列，以描述文化的世代演变或说明不同地域人群文化上的差异；在此情况下夏后氏指文化比较原始质朴的时代人群。(10)因此，将匈奴视为夏后氏的后代，一方面是将匈奴视为与华夏同源的人群，另一方面似乎认为他们比较野蛮落后。由匈奴为夏后氏之后的说法看来，汉代中国人将北方匈奴视为与华夏经济生态不同的敌对人群，除了认为他们在道德文化上未进于文明外，基本上对他们并无鄙视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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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边缘：西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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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汉时的中国人来说，西方异族羌人比起北方异族要野蛮得多。这些西方羌人分布在青海河湟地区以及沿今日西藏高原东方边缘的地区。这些人群大多是游牧、半游牧人群。他们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种族繁杂，中原人甚至无法以其各自的自称族号来称呼他们，因此只有以“羌”这个华夏对西方异族的泛称来统称之。有时华夏在“羌”之前加上一些专称词，如旄牛羌、白狗羌、越雟羌，来指特定地域的“羌”。然而，这些被华夏称为某某羌的人群是否为其成员彼此认同的族群仍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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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羌人是兼营农业的半游牧人群。《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羌人没有一定的居所，以畜牧为主要生业，逐水源、草场而迁移；同书中说，他们很少种植谷类，但也记录了一些有关羌人种麦的事。(11)这些“羌人”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原因与北方人群相同，主要也是其与汉代华夏在人类生态上的差异——华夏将所有不定居的人群都当作是非我族类。另外，由于“羌人”分成许多大小部落，这使得他们在华夏眼中比北方统属于匈奴国家的游牧人群更野蛮些。成书于战国时的《吕氏春秋》，就已提及西方有些“无君”的人群，以此强调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众人皆统于国君。(12)到了汉代，在长期儒家君父观念的教化下，中国人更认为“无君”是野蛮中的野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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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河湟羌人分属于各个大小部落，没有一个“王”能号令大家；在华夏眼中这就是“无君”。《后汉书·西羌传》描述羌人社会的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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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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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说明了羌人是在分枝性社会结构下的游牧人群。在这样的游牧人群中，七八户至十余户人组成一牧团，在日常游牧中彼此合作。若有事，则视敌对势力大小而几个牧团组成一小部落，或几个小部落构成一个更大的部落，来与敌人对抗。虽然如此，与敌人的战与和并非大部落首领可决定，而是仍决于各牧团。汉文典籍记载，曾有3000帐羌人来向汉帝国投降，他们由355个“羌豪”率领前来；这史料证明，这些羌人豪酋大多是只统领约10帐牧民的牧团领袖。如此聚散有弹性的部落社会组织，是他们为适应水草资源分散且不稳定之环境的游牧人类生态的一部分。各牧团、部落间的敌对（segmentary opposition）——所谓“更相抄暴”——也是其社会特性。(14)这些都是汉代中国人不能理解的。譬如，汉代中原王朝将领常认为羌人“无君”，而且经常反复不定。事实上这是因为在此种社会中，如前所言，没有任何一个“上级领袖”能为各下级部落人群决定与汉代中原王朝的和战关系。又如，汉代中原王朝将领赵充国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羌人之所以容易制服，是因为他们每一族群都有自己的首领，彼此互相攻击，不能团结统一。(15)这表示赵充国并不了解，在分枝性结构部落社会中，各部落间的对抗，是部落之下经常敌对的次级部落群体间的一种凝聚机制。而且，汉代中原王朝为“羌乱”付出的代价，证明羌人并不如赵充国所说的容易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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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西羌传》中有一段关于“羌人来源”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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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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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苗”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是凶人的化身，曾被华夏英雄祖先“舜”打败而遭流放于边远之地。因此将羌人视为三苗之后，也就是华夏借此“羌人的祖源”来表述这些异族的邪恶与边缘劣势本质。这篇文字又称羌人是“姜姓之别”，也就是说他们是姜姓炎帝之族的一个支系。在战国末至汉初文献中，炎帝常被书写为败于黄帝之手的古帝王。因此称羌人为姜姓之别，也是喻指他们是被华夏英雄打败而居于边地之失败英雄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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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西羌传》中又记录另一则有关羌人来源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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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毫。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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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则传说的原型，很可能采自当时某一部落流传之祖先创始故事。在汉代“中国人”对“羌人”的族群歧视下，添加了一些如秦厉公与戎等历史背景，以及其豪酋家族始祖为一戎人奴隶、其妻为受割鼻刑罚的女子等来强调羌人低劣本质的情节。这个记载最重要的内容结构是：一个从中原逃离的戎人奴隶，教羌人如何种田、畜牧，因此他及其后人世世代代被奉为本地的王。这样的“文明起源传说”或“化夷传说”，也见于汉晋时期华夏史家对滇、句吴与朝鲜等地邦国王室家族的祖先源流记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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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边疆：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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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朝鲜半岛北部与辽东地区，原来就居住着许多人群。他们有些居于山区，有些居于平原，也因此在经济生态与人群组织上有很大的区别。基本上，这里较大的族群如高句丽、沃沮、濊等，都是以定居农业为主的人群。在此之北的夫余与挹娄，除行农业外也依赖在林中狩猎与畜牧。由于地宜农业，至少由秦末开始，许多中原移民与流亡者就进入此地。汉初，燕人卫满纠集大批移民在这里建立一个政权，将当地土著与早先到此开发的中原北方移民都置于他的管辖之下，这就是汉文典籍记载中的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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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中原人眼中的朝鲜是一个礼仪之邦，并且将之归功于一个“从中原去的人”——箕子。《汉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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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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