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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许多世界民族中，其自称（autonym）经常就是“人”的意思。相反的，他称（exonym），如中国人称南方人为蛮，称西方人为羌，都有“非人类”的意义。虽然在文献中，匈奴有时被称作北狄、戎狄，而反映匈奴人在华夏心目中的“非人”性质。但此种称法多出现在较文学性的文献中，或有意以此贬损匈奴人。无论如何，“匈奴”是中国对他们正式的称号，而此称号无疑是该人群自称的汉语音译。以一人群的“自称”来称呼他们，也等于是将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关于他称的非人性质，类似的看法见于Wolfram Eberhard, The Local Cultures of South and East China,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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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王明珂：《匈奴的游牧经济：兼论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1期，第4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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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y, pp.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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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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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段颎对于平定羌乱的规划是：“绝其本根，使不能殖”。关于他对羌人的赶尽杀绝作风，参见《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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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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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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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由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居住在中国的氐、羌、匈奴、鲜卑，都宣称他们是华夏子孙。详见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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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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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主要差别是在东北地区、套北地区、朝鲜北部与越南北部。东汉疆域内的西南夷地区，至今仍是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居的地区。清代满人入关，后来汉人大举移民东北，以及民国后满人认同流失，都使得东北成了当今汉、满的分布区。套北及鄂尔多斯地区，在历史上是游牧人群与中原人进退角逐的地方，现在为蒙古族与汉族的混居地。朝鲜北部人群，如本文所述，汉政权努力将之纳入“中国人”范围而未能成功。除了这些地区外，可说两者的边界大体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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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四部分 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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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形成后，各个朝代的国力或强或弱，政治上或分或合，但是“中国人”一直在努力维持此边缘。华夏边缘的维持，除了以武力驱逐、羁縻，或以婚媾与贸易安定边缘人群之外，主要便是借着历史记忆。汉代之后，中国人在历史记忆上强调华夏抵抗外夷的战争，纪念征伐边缘人群的民族英雄，并特别记得边缘人群的奇风异俗。凡此种种，无非是以强调这些边缘人群的“异质性”来忽略华夏内部之歧异，并以共同的受难记忆（对外患的记忆）来凝聚华夏认同。因此，历代中国正史都在强调北方可汗的南侵必须被阻止，南方与西南蛮夷的叛乱应被抚平，而分裂的中国终须统一。在另一方面，华夏也为华夏边缘人群建构许多历史与神话，以此或表述他们心中边缘人群劣质、落后的他者形象，或以此将边缘异族想象为华夏支裔。这样的“历史”也在华夏边缘人群中被争论、修饰或被接受。华夏边缘的维持与华夏的统一实为一体两面。如果我们将“中国人”或华夏比喻为一个木桶，华夏边缘就像是紧紧将所有木片（代表不同地区的华夏）合拢在一起的铁箍；铁箍一断，木桶就散了。这便是为何在历史上，中原帝国常不惜代价来维持此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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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国族主义概念下，以及在近代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及其边缘之资源利益的刺激下，合传统华夏与其边缘人群为一邦的国族蓝图逐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形成。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此时中国需要一个实质的国族边界（national border），而非一异化的族群边缘（ethnic frontier）。因华夏边缘人群一直被华夏认为与自身有长久的血统、文化与历史关联，因此他们都成为包容于一新的“中华民族”之中。从此，许多华夏边缘人群由“四裔蛮夷”成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自此华夏与其边缘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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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十二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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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中叶以来西力东渐之影响下，近代中国发生所谓“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此变局之一便是华夏边缘再造，及因此产生的新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无可否认的，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番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的少数民族。如此，传统华夏边缘之“蛮夷”成为“少数民族”，与今为“汉族”的华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这便是我所称的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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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当时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natioanalism）概念有相当深的关联。民族主义下的“民族”概念与包括“民族学”的近代社会科学，造就近代许多“民族”及相关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民族化与国族化潮流。当时的民族学（ethnology），主要包含语言学、考古学与体质学，主要在于探索人类民族起源、分化及迁移过程，厘清各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其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学一方面以人群之体质、文化、语言特征作为民族分类标准，并以此进行人群迁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溯源（传播论观点）；另一方面，建立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谱系，衡量一民族在此谱系中的位置（演化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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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主义与此民族学的兴起有密切关联。体质学与体质测量被用来建立、维护一个个的纯种民族。配合考古学、语言学与民族学研究，由核心到边缘的民族或文化传播过程，或由野蛮蒙眛到文明的进化过程被建构出来。许多学术研究与学术争论，或为了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或为了诠释边远人群的落后以合理化殖民统治。因此这种民族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的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演化中。民族（或国族）被视为一个个的生物体，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认为有掌握运用全球资源的权力。生物的栖地（habitat）概念被转移为国族之生态区理想，这也是后来希特勒之“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思想来源。欧美列强由19世纪末起，便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借此民族学探勘、调查与研究各地物产民情，以作为殖民施政及经济文化侵略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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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代背景下，接受“民族主义”与相关“民族”概念洗礼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忧心西方列强势力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扩张，极力呼吁民族团结及唤醒国魂。在早期革命派人士“排满”兴汉之民族意识下，这个国族曾指的是传统“中国”概念中受四方蛮夷包围的“汉族”，也就是华夏。在较能包容满族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心目中，此国族则包含满、蒙等族。(1)后来在欧美列强积极营谋他们在西藏、蒙古、东北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合“华夏”（核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逐渐成为晚清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在此国族蓝图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书写国族历史（或民族史），另一方面重新认识及描述国族边缘人群，也就是过去的华夏边缘人群；这两者都需借重西方的民族学与其他学科，因而由此产生的知识深受西方学术新知影响。在历史方面，刘师培所著的《中国民族志》与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代表这些早期中国国族建构之著作。在这两本著作中，刘师培之作发表于1905年，代表以“汉族”为主的国族历史建构。同时在这两本著作中，我们皆可见著作者以音韵、体质、民族特质等来比附穿凿其说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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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国家概念进入中国并被实践而造成政治现实的过程中，一些与之相呼应的学科如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学等，也随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安特生（J. G. Andersson）的甘肃彩陶文化研究，魏登瑞（J. F. Weidenreich）的北京人研究，以及1928—1937年中国考古学者的安阳发掘，都经常被用来论证中华民族之形成与其起源问题。在此时代，许多个人与机构都曾以学术贡献于国族及其边缘建构，在此我无法一一详述。以下我只以由国民政府创立，代表当时最先进、典范学术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之研究为例，说明学术与华夏边缘再造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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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华夏边缘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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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成立于中山大学。这是中国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然而在那个时代，无可避免地它也在国族主义下滋长，并贡献于中国国族建构。主要缘由是，当时流入中国的新学术，如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考古学与历史学，多少皆与“民族”概念声气相通。中国近代新史学开创者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揭示历史研究的要旨，如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等。(2)显然，梁氏心目中之历史研究主要便是“民族史”；此说明了“历史”在国族建构中的重要性。中国民族学研究先驱黄文山，在其《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中，也曾说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我国社会演进之阶段，古文化之原型，民族迁徙之路线”；不仅如此，他认为一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之发展，皆为解答这些问题。(3)由此皆可知，那一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国族主义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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