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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以上这些都显示近代中国边疆人群之“少数民族化”并非只是近代建构，而是传统华夏边缘之近代变迁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国族边缘人群并非毫无作为地被来自中央的学者研究、分类，最后成为国族国家中的各少数民族。相反的，他们的主动性是“少数民族化”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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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缘的微观情境中，我们可见着变迁发生过程中的多元、模糊与不确定。譬如，在此时空中“西番”“猼猓子民族”“杂谷民族”究竟是一个个独立的民族还是“西藏民族”（藏族）的一部分仍不清楚。湘、黔等地苗民究竟要成为“苗族”或是与所有西南非汉族群结为一“土著民族”参于国族之中仍悬而未决。甚至对许多川西、湘西的村寨民众来说，本家族应是本地或外来知识分子所称的“羌族”“苗族”，或是祖上来自湖广麻城孝感或江西吉安府的汉人，也是众说纷纭。又如，黎光明等人在“西番”“羌民”中都找不到统一的民族语言，他们也称“西番”各村寨人群间并没有民族感情、反而仇怨很多。这些边缘微观情境中所见的“民族”“少数民族”之客观文化与主观认同之多元、模糊与不确定性，一方面反映着它（近代中国国族之边缘微观情境）如何由“过去”（帝制中国的华夏边缘情境）中走来，一方面也映照着它如何朝“现在”（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情境）之变迁走下去。我们可以体察当人们在此边缘微观情境中——如人站在十字路口彷徨四顾——面临多种选择、多种社会力量之约制时，其一言一行之情感、意图与抉择，因此体认历史如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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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微观情境中的多元、模糊与不确定性，更可以使我们反思刻板的概念（如汉人、蛮夷、少数民族、历史）与学术（如人类学、历史学），而在探索人类社会与历史现象上有跨越各种概念及学术领域之企图。譬如，前面史语所学者在川西、湘西考察的例子，可以使我们体认及反思民族学、人类学之性质，及其在中国民族之分类、识别而最终造成55个少数民族上的意义。在那民族学、人类学进入中国之初的时代，缺乏民族学背景的黎光明等人在田野所见与所描述的是许多个人，他们所摄照片也多是个人，而他们所见的各地“西番”“羌民”之语言、文化则是多元驳杂的。然而在凌纯声等人的田野报告中，个人消失了，他们所摄与所描述的都是“苗族”——民族学与相关的民族、文化等概念，将个人概念化、同质化，后来又将之“结构化”。他们在湘西，后来又到川南、云南、贵州，各苗民偏远村落中找寻其语言、文化的同质因素，以此界定“苗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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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但民族学、人类学只是建立各民族语言、文化之边界，甚至学者们对这些边界都有争议。因此我们不能说民族学造成今日的少数民族。那是在国家整体民族政策下，在政治与学术合作下，苗族、藏族、羌族等55个少数民族范围及其间界线才得到国家承认并逐渐强化。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个人穿越民族“边界”的抉择与行动能力——在民族分类、识别初步完成后，仍有相当数量的边缘“汉人”乡民、知识分子、干部，在为个人或群体利益而与他人的微观互动中，主动要求被识别而终成为今日之藏族、苗族与羌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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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语所公文书档，档案号：元1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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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元辉：《神禹乡邦：附美国之行》，台北：川康渝文物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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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元辉：《北洋大学革新风潮》，《中外杂志》1984年（第35卷）第3期，第58—61页；《我的青年时代》，《中外杂志》1994年（第56卷）第5期，第8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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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黎的考察计划中，原还要求允许另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生同往，但被傅斯年否决。参见黎光明：《川康调查计划大纲》，史语所公文书档，元11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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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元辉：《神禹乡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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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天元（王元辉）：《近西游副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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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黎光明：《川康调查计划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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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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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第106、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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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第9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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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嘉庆《汶志纪略》卷四；吴羹梅修、周祚峄纂：《直隶理番厅志》卷四，同治五年（1866）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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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七，四川第三；马长寿：《嘉戎民族社会史》，载《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第139页；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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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曾举《华阳国志》及《蛮书》中记载，说明南方君长向朝廷官员展示其家族族谱是一种模式化行为；参见拙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169—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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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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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以加上引号的“汉人”来表示，此处所称之“汉人”非刻板的与“汉人”对应的汉人或汉族概念。在此边缘的微观情境中，歧视“蛮子”的“汉人”自身也常被他人辱称为“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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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羌族调查材料》，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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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祝世德编：《汶川县志》卷七，附文献，211、214。小寨子在汶川雁门沟罗卜寨旁，目前是羌族村寨。月里也在雁门沟，是高半山的羌族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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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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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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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史语所公文书档，档案号：元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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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标题《考察湘西苗瑶民族》，全宗号393，卷号280；我所用的本件档案为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抄写自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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