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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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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ates（前469—前399）中文译名：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和其学生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前384—前322）并称为希腊三哲人。没有留下著作，其思想和生平记述于后来的学者——主要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同时代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6—前385）的剧作中。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心，苏格拉底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在哲学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据记载苏格拉底最后被雅典法庭以引进新的神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处死刑。尽管他曾获得逃亡雅典的机会，但仍选择饮下毒堇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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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提到当时发生在欧洲的思想的危机，这个危机跟笛卡儿有密切的关联。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容我稍后向你们介绍。莱布尼茨当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号，他说不仅中国需要我们的科学，我们也需要中国人来欧洲进行传教工作，我们需要中国派来的传教士。欧洲应该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什么呢，他们应该从中国人那里学一种自然宗教，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应该敬畏谁，我心里已经有一个神，我敬畏他；此外，我知道我应该对父母尽孝道，等等。利玛窦认为，在《诗经》《书经》等中国古代经典中能够查到的“天主”“上帝”这些词都代表基督教的上帝，但是后来的中国人却都忘记了。利玛窦这么说的基础是什么呢？他的基础就在保罗那里。因为保罗在一封书信里说，如果一个人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他行善，这说明他心里会有上帝给他带来的福音。33利玛窦和莱布尼茨都很有远见，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的思想既开放又进步。我们今天知道的道理，他们在近400年前就认识到了：儒学和基督教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但当时耶稣会以外的传教士都觉得儒学是一种迷信，是一种偶像崇拜，所以他们当时要求，中国人如果改变他们的信仰的话，应该远离儒学和文庙。这也是当时天主教在中国不能够成功传教的原因之一。阻碍基督教传教工作的并不是中国人，说实在的，康熙皇帝本人对传教士非常宽容，允许他们在中国传教。但是天主教教会内部的一部分人却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在当时的福建有一个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严嘉乐（颜珰、阎当，Charles Maigrot，1652—1730），1693年他提出，中国的基督教徒不应该再进行文庙崇拜和祭祖，不应该读《易经》，他们应该舍弃中国的礼俗。如此，他不仅伤害了中国人，还阻碍了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交流。严嘉乐于1680年随同被教皇任命的福建代牧区宗座代牧陆方济（François Pallu，1626—1684）入华，任他的副手。1684年陆方济去世，临终前指定严嘉乐负责教区的事务。1687年，教皇正式任命严嘉乐为福建宗座代牧。1693年，严嘉乐在福州长乐发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的禁令，并于次年派人至罗马上呈该令。我从严嘉乐身上发现耶稣会士和他这种人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本人基本上不会中文，一直需要一个译者，才能够两次觐见康熙帝。康熙发现这个人不会中文，看不懂汉字，另外对中国文化不宽容，就勒令他回国。你们都知道，1715年左右，罗马教皇公布了一项法令，严禁用“天”和“上帝”代替基督教的Gott，只能用“天主”；另外，中国的基督徒应该停止文庙崇拜和祭祖。莱布尼茨注意到当时发生的这些情况，他开始焦虑，感觉到这样的变化对欧洲、对中国都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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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鲁迅的著作里会发现一个词“战士”，那“战士”的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从神学和耶稣会来的。莱布尼茨虽然是新教徒，但是他喜欢与天主教教会的人交流。原因在于，天主教传教士代表一种“有信仰的战士”（法文：militante religieuse），意思是说很有信仰的人应该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这个思想是从天主教来的，然后进入文学等各个领域，也包括法西斯主义。比方说意大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法西斯主义作家，他也要求作家应该为了他的事业献身。鲁迅也持这样的观点，当然鲁迅与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他也用了类似的概念来说明一个真正的人应该为了事业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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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莱布尼茨而言，传教士体现了对上帝的爱，代表科学、学术和传教。莱布尼茨想给中国带来一种坚固的哲学，这种坚固的哲学中既应该有虔诚，也应该有真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哲学来反对笛卡儿。他认为笛卡儿的哲学有很危险的地方，例如对宗教的不宽容。欧洲中世纪哲学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把思想和内在的东西与现实及外在的东西结合起来。对莱布尼茨来说，这个问题在笛卡儿的哲学作品出版后重新出现了，这是本体和物质之间的张力。笛卡儿说精神和物质没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不可能会互相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领圣餐的时候，神父或牧师给基督教徒吃圣饼，喝葡萄酒。同时，他们会代表上帝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吃吧，喝吧。无论你们过去做过什么坏事，我都会原谅你们的。如果葡萄酒真的能变成耶稣的血的话，那么圣饼这一物质怎么能变成另外一种物质，即身体呢？但是身体同时也有精神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莱布尼茨发表了关于和谐的哲学主张。他的哲学主张一种坚固的和谐，这个意思是说，从创世以来，精神和物质之间已经有一种和谐，所以我们的精神和身体不是矛盾的。有趣的是，莱布尼茨会在揭示哲学时提到汉字，这是很难理解的。他指出，精神会作为身体的镜子，但是如果我们要记忆世界的话，我们需要一种回忆，而回忆需要符号（signs）。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全面的符号学。莱布尼茨认为最合适的符号体系是汉字。为什么他这样看呢？因为无论是日本人、韩国人，还是越南人，虽然他们的语言发音会不一样，但是他们都看得懂汉字。从这一点，我想到了外语学习非常重要。因为莱布尼茨书信里有好多字我看不懂，既不是中文，也不是拉丁文，好像还有藏语、蒙古语或是满语，甚至荷兰语。我昨天看的时候吃了一惊，所以要研究他的话，还要学会好多种我到目前尚未掌握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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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哲学的基础是数学，他说《易经》和他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不懂，因为说实话我并不懂《易经》。虽然《易经》有德文的翻译，也有很好的德文解释，但是我还没有专门研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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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有一次去希腊的首都雅典传教，发现那里有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建立的神坛，就告诉他们这个神坛就是为耶稣而建立的。34不知道为什么，利玛窦和莱布尼茨也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在中国的一些组织就代表基督教的上帝。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完全同意莱布尼茨，他说中国人崇拜先祖，与天主教徒在欧洲崇拜圣人是相同的。天主教有自己的圣人，英文说Saints，德语说Heiliger，不是说孔子作为圣人的意思，而是说有一个人在世时做了好多善事，死后由教皇封为圣人，封圣后他能够帮助教徒，所以教徒遇到困难，可以向圣人求助。新教教徒虽然也信仰圣人，但一般来说不会请他们帮忙。我觉得莱布尼茨把中国人对先祖的崇拜等同于基督徒对圣人的崇拜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人们对耶稣会传教士应该多一些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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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的哲学跟我们今天提出的观点颇有些渊源。波恩大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欧洲最好的汉学家之一的陶德文（Rolf Trauzettel，1930—）教授总是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在中国没有得到祭拜？这就是利玛窦回答的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想拯救全人类的话，为什么不包括中国人在内呢？为什么他们要等好几千年，才能够听到《圣经》的福音？如果我们从莱布尼茨和利玛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这么回答：中国古典的哲学与历史著作中都有《圣经》的痕迹。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这个回答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按照卫礼贤的观点来看，不一定有问题，因为卫礼贤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完全按照儒学生活，总在行善，那么他同一个好人、一个基督教徒一模一样。我也会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因为《论语》里有不少跟《新约》类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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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时候起欧洲人开始知道，中国历史比《圣经》的历史可能长一些呢？从1658年开始。因为这一年，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用拉丁文发表了重要的著作《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35。卫匡国采用中国的干支纪年法和公元纪年法，计算出早在大洪水之前的公元前2952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伏羲大帝的统治。这本书出版后，有学者认为，它在欧洲思想史上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震动。如果中国历史记载是正确的话，亚当（Adam）以前已经有人存在，那么《圣经》就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人应该看原文而不应该看翻译呢？德文“Sintflut”译成“大洪水”是有问题的。“Flut”是“洪水”的意思，“Sint”和英文“sin”一样，是“罪”的意思。发生大洪水是因为人有罪，所以大洪水有宗教和原罪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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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卫匡国《中国上古史》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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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莱布尼茨了解中国的历史哲学，好多的人给他来信求教。他把自己看作中国或中国问题咨询处，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去找他，他能够予以解答。莱布尼茨似乎也希望了解中国的技术和手工业，他觉得当时中国的技术比西方的发达，另外他还希望通过中国技术，改善欧洲人的生活。非常有意思的是，耶稣会有关中国的报告不一定能够全部出版，因为他们的观点不一定合时宜，所以在梵蒂冈的耶稣会档案馆里还有不少从未发表过的书信和著作。有学者曾告诉我，当时有不少传教士喜欢每天记录在中国的见闻，这些今天在档案馆中依然可以查到。我们如果能看到这些见闻的话，就能多了解当时的历史。另外，从今天来看，传教士所记录的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进步的。你们可能会想到，最晚从1880年代兴起的批判历史学认为，历史学家都是从男性、从国家和皇帝的角度来看历史，根本不是从女性和百姓的视角来看。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现在很多法国历史学家都开始从老百姓的立场出发来看历史了。实际上，传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好像早已经这样做了，只是如果要看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资料的话，我们应该掌握好多种欧洲乃至亚洲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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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170712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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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五 歌德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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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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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的是歌德的《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wan，1819/1827）。我想先谈一下理论的问题。萨义德是来自阿拉伯世界且在美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几年以前去世了，但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一般来说，人们都知道他写过一本叫《东方主义》（Orientalism）36的书，但他的其他著作知名度不是很高，如他写过一本专门讨论英国小说背景的书，想说明英国殖民主义和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萨义德在德国的影响非常小，但在美国和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却很大。为什么萨义德在德国的影响不是很大呢？因为德国人，也包括我在内，觉得他所说的并没有什么道理，特别是《东方主义》这本书中的观点。但同时应该承认，后来他的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会重视他后期的部分思想。《东方主义》这本书的问题在哪里呢？它谈的都是文学和艺术，基本上没有涉及汉学的问题。我在1980年代初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这本书里面有好多全新的思想，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大家应该读一下这本书。如果我们研究“他者”、异国的小说家和诗人等等主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借用萨义德的理论，来了解19世纪不少欧洲人到国外，去了所谓的“东方”以后，受到了那里怎样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用萨义德的思想来了解为什么19世纪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是如此反映东方的。但是萨义德的很多说法既有点过分同时也太绝对，因为《东方主义》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说：所有的西方东方学学者、东方学学家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们把文学、文艺，特别是18、19世纪的文学与文艺跟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所以无论是谁写中国，肯定不只是写中国，也附带一些帝国主义的色彩。由于萨义德在东方学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些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写汉学或者是写汉学家翻译的问题，常常会从萨义德理论出发，认为所有的译者都是帝国主义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应该继续翻译吗？我已经翻译了大概50本书，如此说来我翻译的时候所做的都是帝国主义的行径。如果你们想看美国汉学家的书，你们应该注意他们的对象是谁，如果他们用萨义德理论的话，他们的对象肯定是欧洲而不是美国，在美国你没有办法批判美国。所以美国汉学家们批判的是欧洲、男人和白种人，而不是美国，不是女人、黑人或中国人。不然的话，就会出现“政治不正确”（Political uncorrectness）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欧洲和美国之间产生了一种文化斗争。另外，从德国来看，美国在进行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如果你不像美国人一样思考问题的话，你没有办法在美国发表自己的观点，出版自己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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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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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中文译名：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德国戏剧家、诗人、自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政治人物，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之一，魏玛的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而作为戏剧、诗歌和散文作品的创作者，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也是世界文学领域最出类拔萃的光辉人物之一。歌德于1749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1765年起在莱比锡、斯特拉斯堡等地学习法学，在赫尔德的影响下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歌德一生创作浩繁，他的各种诗歌、小说、戏剧、翻译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作，总计有140多卷。其代表作有成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1774）、《浮士德》（Faust，1808/1832）、《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1795/1796）、《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1821/1829）、自传《诗与真》（Aus meinem Leben：Dichtung und Wahrheit，1811—1833）等。德国安东及卡特琳娜·基彭贝格基金会（Anton und Katharina Kippenberg Stiftung）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建有一座歌德博物馆（Goethe-Museum），收藏了歌德的手稿、作品集、肖像等大量珍贵文献和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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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位于德国魏玛剧院广场的歌德与席勒纪念雕像（左图）及歌德《西东合集》德文首版（1819年）封面页书影（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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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基本上没有触及汉学，但受其影响的学者把他的理论付诸汉学研究。《东方主义》这本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理解的问题，即我们能够互相理解吗？这不只是一个理解中国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人是否能理解别人的问题，这是个哲学的问题。在德国，阐释学（英文：hermeneutics，德文：Hermeneutik）是非常发达的，无论是在文学、神学，还是在宗教方面，阐释学的影响无处不在。我认为，如果我们碰到有关如何了解“他者”的问题的话，我们要从阐释学的角度，而不会从萨义德的角度来思考。受到萨义德思想影响的学者将他的思想带入汉学之中，将他的理论变为武器。例如，深圳大学有一个年轻学者王辉（1971—）专门研究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理雅各于19世纪末将大部分中国的经典都翻译成了英文，并加上了很多注释。虽然他的翻译从语言来看已经有一点过时了，但因为他非常认真，并且著作等身，所以至今还有很多汉学家采用他的翻译和注释。理雅各的译本也不断地被印刷出版，近年来在中国内地好像也重印了他的译本。37我上面提到的王辉最近出版了一本研究理雅各的专著——《殖民语境下的中国经典翻译：理雅各及其两个版本的〈中庸〉译本》（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 a Colonial Context：James Legge and His Two Versions of the Zhongyong）38，他不仅完全否定理雅各的贡献，同时也将他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联系了起来。我为什么总反对萨义德的思想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萨义德完全没有考虑到当时所谓帝国主义之间的差异。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这些国家都有殖民地，但它们之间显然是有差别的。虽然德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得很早，但除了在“一战”以前，德国没有什么殖民地。可依然总是有人把德国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历史是比较复杂的，人们往往不愿全面地思考历史。我想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德国的末代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曾说过一句他不应该说的话，他派士兵去中国镇压义和团起义之前对他们说，你们到了中国之后，无论碰到谁一律格杀勿论。中国人很喜欢以此说辞来作为罪证，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当时德国有很多人对皇帝的这一说法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一个威廉二世怎么能够代表全体德国人和德意志民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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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理雅各编译的《中国经典》5卷本（左图）及王辉著《殖民语境下的中国经典翻译：理雅各及其两个版本的〈中庸〉译本》（右图）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