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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科学院（Preuβ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由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1657—1713）下令，于1700年7月10日在柏林成立。最初的名称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科学院（Kurfürstlich-Brandenburgische Societät der Wissenschaften）。在腓特烈三世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in Preuβen）后更名为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首任院长为莱布尼茨。知名院士有康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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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是欧洲第一个将中国的知识、哲学和历史跟欧洲的历史与哲学联系起来的思想家。那么莱布尼茨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我认为，他是第一个重要的哲学家，能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欧洲，想依靠中国的文化来解决欧洲当时思想上发生危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莱布尼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欧洲学者。人们往往习惯性地从内部，从自己的文化传统来看自己或他者。另外，莱布尼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我过去做报告的时候说过，如果我研究“他者”的话，比如说我研究中国，但是中国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如果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变化的话，我的研究就不会有什么意思。不只是莱布尼茨，也包括当时一批研究中国历史和哲学的其他的学者，正是通过研究中国而使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做报告的时候常常给你们介绍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非常简单的例子。我在明斯特大学（Universität Münster）学了两年的神学后，有一天突然有机会读到李白（701—762）的一首诗——《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本，让我非常震撼。我已经学过不少外语，所以也可以尝试着学一点古代汉语。学了古代汉语以后，我发现中文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从神学转到汉学，这说明什么呢？因为我看了李白的诗歌，李白能给我带来对我一生来讲特别大的生活上的变化。所以一个真正的学者，如果他的研究对象不能让他改变生活的话，他的作品和授课可能是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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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为什么研究中国呢？他回答得非常有意思：“通过中国我们可以改善自身，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好。”尽管我不太理解他的这一说法是基于什么样的脉络，但他的确是这么说的。莱布尼茨从1689年到1714年一直没有间断跟耶稣会士的通信。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为什么从1689年开始与他们通信。但他为什么从1714年，就是在他死前两年不再写信，原因非常清楚。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进入中国的天主教教义与中国文化引发了争论，争论的主题是“论天主之名”和“祭祖敬孔”。因为“礼仪之争”（英文：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德文：Ritenstreit），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的矛盾很深，所以从1714年前后基本上没有天主教传教士能够去中国，或是能够在中国留下来，康熙皇帝（1654—1722，其中1662—1722在位）允许个别人留下来，但那是很特别的情况。所以1714年前后，莱布尼茨不能够再从住在中国的传教士那儿得到有关中国的什么新消息了。你们应该知道，莱布尼茨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显然，他的宗教和马丁·路德有密切的关系。莱布尼茨认为，自己开始的时候是哲学家，最后是神学家。哲学和神学是矛盾的吗？从当时来看根本不是。你们也可能知道，中世纪有一个有意思的口号：哲学是神学的奴隶，神学是哲学的主人。这说明什么呢？哲学应该帮助神学更多地了解《圣经》或上帝的秘密。所以莱布尼茨也是这么一个人，在他身上，哲学和神学没有分开是正常的，因为他也是神学家，可以说他了解当时罗马教皇和康熙皇帝在宗教与思想方面的问题所在。有关“礼仪之争”，莱布尼茨完全站在利玛窦一边，他对当时中国了解的来源之一就是像利玛窦一样的耶稣会传教士这批人。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从来不是无神论者。另外，他不同意耶稣会在中国传播没有耶稣的基督教，耶稣会士和莱布尼茨对中国都是非常宽容的，也可能他们是欧洲第一批对跟欧洲文化不一样的外国文化表示宽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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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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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o Ricci（1552—1610）中文名：利玛窦。中文译名：马泰奥·里奇。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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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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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争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教义而产生的争议。狭义而言，这是指康熙皇帝与传教士就儒家学说崇拜引发的争论，当时天主教教宗克雷芒十一世（1649—1721，原名Lorenzo Corsini，1700—1721在位）认为中国儒家的祭孔及祖先崇拜违反天主教教义，支持道明会，打压耶稣会，结果引发清朝朝廷反制，严厉限制传教士活动。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撤销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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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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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中文译名：萨缪尔·亨廷顿。当代颇有争议的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于1927年在纽约市出生。他高中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曾在美国陆军短暂服役。退役后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起，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政治学系获得教职，直到去世。1959年至1962年期间他曾出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他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一书闻名于世，认为21世纪国际政治角力的核心单位不是国家，而是文明。早年亦是文武关系研究（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奠基者。他对美国移民问题的看法亦广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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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莱布尼茨是欧洲现代逻辑的先行者之一，另外因为他主张和谐，所以他跟当代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不一样，作为政治学家，亨廷顿因“文明冲突”观点而闻名。我并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有冲突，有冲突的话它们就会互相打架。大部分德国学者或者说欧洲的学者都不太喜欢亨廷顿这个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查亨廷顿的著作目录的话，你查不到他用外语写的书，他不会德语，不会法语，不会拉丁文，更不会中文。欧洲人不太喜欢看美国学者的书，他们在语言上的限制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所以他们不能够看原文。如果你不能看原文，会说中国的原文是这样，阿拉伯的原文是那样，这样的论证方式并不能让我们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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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莱布尼茨，他主张和谐，英文说Harmony。他觉得所有文化能够和谐相处，所以他也发展出了有关和谐本身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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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出席2004年世界经济论坛时的亨廷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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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论语》中的“和”，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去年在曲阜举办的座谈会上作的，但是还没有发表。发表之后，你们可以找来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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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让莱布尼茨开始研究中国，同样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也可以这么说，欧洲在认识到中国文化之后，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哲学家、思想家一直徘徊在两个问题上，它们涉及历史、哲学、宗教神学，同时还包括学术和科学在内，因为按照耶稣会传教士所说，中国的历史比《圣经》所讲的历史还要悠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中国的历史真的比《圣经》记载的历史还要长，这说明也许《圣经》之外有另外一个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历史；或者只能说中国的历史记载有问题，即中国记录的历史是假的，是人为编造出来的。所以西方人需要历史学家说明中国的历史，司马迁（前145或135—约前87）所记载的中国的历史，《诗经》《春秋》之类的著作到底是真的还是托伪的，这是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有一个比《圣经》更长的历史的话，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圣经》呢？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是一种启示。如果是启示的话，历史可以暂且不论。如果不只是启示，还包括历史的话，那历史学家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第三个问题涉及如果《圣经》以外还有一个历史的话，那我们应该把《圣经》里的历史和《圣经》外的历史分开吗？如果分开，人类会进步吗？莱布尼茨反对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的学说。笛卡儿是当时一个跟莱布尼茨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哲学家。从他起，开始有哲学家想把哲学和神学分开，把神学和历史分开。换句话来讲，莱布尼茨是欧洲最后一个依然愿意将哲学、神学与历史学联系在一起进行哲学思考的学者。莱布尼茨去世后，神学、哲学和历史学渐行渐远。从今天来看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从那个时代来看，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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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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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 Descartes（1596—1650）中文译名：勒内·笛卡儿。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1596年出生在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图赖讷拉海（现名笛卡儿）。早年进入位于拉弗莱什的耶稣会的皇家大亨利学院学习数学和物理学，还包括伽利略的作品。1616年12月毕业后，他遵从他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的愿望，进入普瓦捷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学士学位和文凭。1618年在荷兰当兵期间对数学产生兴趣。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是近代唯物论的开拓者，且提出了“普遍怀疑”的主张。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开拓了所谓“欧陆理性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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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写的信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提的有关中国的问题什么都包括在内，甚至有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内容，他提出来的很多问题，像我这样的汉学家依然看不懂，因为其中的好多词是从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化学那里借用来的。他的书信里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拉丁文的字“clavis”，是“钥匙”的意思。当时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普鲁士王国的汉学家的安德列斯·米勒（Andreas Müller，约1630—1694），但我们应该说他是一位所谓的前汉学家，不一定是今天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他有一本拉丁文的书Clavis Sinensis，这本书的名字叫《中文之匙》，米勒宣布他已经找到了打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文的一把钥匙。他计划要出版这本书，并且做了预告。大家知道，当时普鲁士的首都在柏林，那里的王室图书馆藏有中国的书吗？有，并且有很多，因为当时的选帝侯和普鲁士国王都很重视中国文化，他们从各种渠道，特别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购进了很多中国的典籍。因此，作为曾经掌管王室图书馆的馆员，米勒的这本书想通过某一种方式打开中国文化的大门，获得关于中国最重要的知识，了解我们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久远。但这本让莱布尼茨望眼欲穿的书，最终被米勒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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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在认识中国历史以后，他们的思想会发生很大的转折，其原因在于，按照《圣经》的记载，世界是公元前几千年创造的，另外当时还发生了大洪水，但这个全球性的大洪水事件好像没有在中国发生过，这怎么可能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时因为人类有罪，所以上帝故意想灭亡人类，只留下了几个人，其中之一是诺亚（Noah）。依据《圣经》的传统，人类——所有的人都是诺亚的后代，所以不仅我们是，中国人也应该是他的后代。但是如果中国人所记载的历史是对的话，在中国根本没有发生过大洪水，如果真的有夏、商、周的话，那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没有被分成大洪水前后两个阶段。有人称莱布尼茨为Sinophile（亲华派）。这个词是古希腊文的复合词，Sino是“中国”的意思，而phile表示“爱”。由于莱布尼茨有信仰，所以他觉得无论中国历史怎样记载，它跟《圣经》都不会有矛盾。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这跟早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的一个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利玛窦认为耶稣不光是为我们西方人而死的，他是为所有人而死的，当然也包括中国人在内，这是其一。其二是，他认为我们在中国的经典著作如《书经》《诗经》《论语》中都可以发现上帝的启示。所以中国历史不一定跟《圣经》有什么矛盾之处。莱布尼茨认为，欧洲不应该只跟中国进行商品交换，还应该从他们那里得到他们的知识。如果能得到中国文化知识的话，欧洲人会进步得更快。当然莱布尼茨也希望中国有一天会接受基督教。他与利玛窦一样，希望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欧洲人接受中国的哲学、历史学，相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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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和利玛窦都认为中国有所谓的“自然神学”（Theologia naturalis），也就是说人不一定只有听到神父的布道后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生活。他心里可能已经意识到他应该爱父母，应该帮助别人，应该尊敬神明。德国有一个新教的传教士卫礼贤，他到中国后没有帮助中国人洗礼，相反，由于受到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从一个基督教徒变成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最后他认为，只有把基督教与儒学联合起来，人类才会有希望。卫礼贤显然也受到19世纪德国神学家的影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教牧师，和利玛窦一样，认为中国人不需要欧洲的基督教，因为他们按照儒学生活的话，完全能够达到基督教主张的道德水准，这也是卫礼贤基本上把《论语》和《孟子》翻译成一种有基督教味道的德语译本的原因。这说明什么呢？从利玛窦、莱布尼茨到卫礼贤，在欧洲一直有人觉得我们能够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找到《圣经》的痕迹，究竟他们这么想有没有问题，我现在不予以讨论，但目前研究利玛窦和卫礼贤的人，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二者间的关联。我认为，卫礼贤似乎和莱布尼茨一样，受到了利玛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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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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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中文名：卫礼贤，或作尉礼贤，一名卫希圣，字礼贤。中文译名：理查德·威廉。基督教同善会传教士，德国著名汉学家。1873年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899年来到刚成为德国租借地不久的中国青岛传教。卫礼贤来华后对了解中华民族及其思想与文化的兴趣就远远超出了对宗教事务本身。他于1900年开办了“德华神学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后在同善会支持和资助下于1901年春天建立“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Schule），并编写了学习汉语的教科书。他对于道教与儒教有很深的兴趣，因此结识劳乃宣（1843—1921），在后者那里学习《易经》及一些全真教典籍，并与其合作翻译《易经》《论语》《庄子》等经典。除了译介以儒家典籍为主的中国古典作品，向西方尤其是德国读者介绍中国的风土与人情、历史与文化、现状与人物外，卫礼贤还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卫礼贤全家返回德国，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德国第一个中国研究所，创办了数种汉学研究的报刊，如1927年创刊的《汉学》（Sinica）等，发表了一系列汉学研究的著名作品，如《中国精神》（Die Seele Chinas，1925）等。1930年病逝。其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亦是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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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莱布尼茨觉得中国也有一种所谓“永恒的哲学”（拉丁文：philosophia perennis）。因为欧洲人老受到中国人的批评，所以在德国也会有人专门写书谈论永恒的哲学，以此说明：任何文明、任何国家都有哲学。你们大概知道，有人说中国没有什么哲学，持这种看法的也包括中国人在内。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刘小枫（1956—）教授就曾说中国没有哲学。而在德国，人们会说，无论在德国还是在中国都有哲学。这个哲学概念当然也包括对神学的了解，这是第一；第二，莱布尼茨说中国也有自然的哲学和永恒的哲学；第三，他说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来源是一致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具有相同的性格。他的这一观点和利玛窦的主张相同。莱布尼茨还主张对欧洲以外的民族文化表示宽容，因为上帝对任何地方、任何哲学、任何宗教，都给予过启示。莱布尼茨继承了中世纪（12、13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的思想，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在古希腊哲学中找到了一些基督教的成分。所以当时真的有神父说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是耶稣的先行者。他们这么说的原因非常简单，《新约》，特别是使徒保罗的书信都受到了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如果谁没有学过古希腊哲学的话，那他基本上看不懂保罗的书信在说什么。保罗用古希腊哲学来记事，记录基督教最重要的思想认识。《新约》中十余封的《保罗书信》，构成了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重要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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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莱布尼茨的书信，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今天对传教士的了解是完全不够的。过去我和你们一样，也认为来中国的传教士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语言能力和素养相差无几。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当时在中国总共有几百个来自欧洲各国的传教士，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深。大部分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跟耶稣会士根本不一样。所以他们要批评耶稣会士，认为他们代表的基督教是儒学性质的基督教，或说基督教性质的儒学。大部分传教士根本不想要这样的宗教。所以也可以说在当时的传教士之间发生了很激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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