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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也感觉到了有一些人在利用他的思想来歪曲事实。所以他说，我们后来人还太年轻，我们不应该承担帝国主义的过去，但我们应该坐下来一起研究过去。比方说，我们德国汉学家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应该一起来谈一谈德国在青岛的情况这样的话题。现在已经有一批人这样做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女教授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1948—），她和她的学生、同事每年都要在青岛或柏林见面，并已经出了不少水平非常高的书，他们发现了很多新的东西。他们的书都是从冷静客观的角度写的，所以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中国人和德国人能够用冷静的方式来解释历史都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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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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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thild Leutner（1948—）中文名：罗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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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名：梅希蒂尔德·洛伊特纳。德国汉学家。毕业于德国波鸿鲁尔大学，获汉学博士学位。曾于20世纪70至80年代在北京大学学习。1978年起就职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社会与文化。2004年起被聘为汉学系教授，同时兼任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德方院长。罗梅君的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社会史、妇女史、中德关系史、中国共产党史和汉学史。她还是《北大史学》《中国研究》等多本杂志的编委会成员，“柏林中国研究”丛书（Berliner China-Studien）的主编。其代表著作有《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19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Geburt, Heirat und Tod in Peking：Volkskultur und Elitekultur vom 19.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1989）、《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Zur Herausbildung der chinesischen marxist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30er und 40er Jahren，198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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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主义》完全否定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的歌剧。好像萨义德发现自己30岁以前对莫扎特的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莫扎特在不少歌剧中用化妆的方式来表现他对所谓“东方”的了解，东方主义味道很浓。歌德写的《西东合集》中充满了夜莺、玫瑰、女人、酒、歌等意象，所以萨义德应该会说歌德的诗集里东方主义的味道太浓；但相反，他却认为歌德在描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时候，是非常开放的，他想真正了解所谓的“东方”的过去、文化、艺术等等，所以他没有立足于欧洲式的教条和民族主义。歌德的这部诗集说明，欧洲可以和所谓的东方对话，从而真正地了解东方。歌德学过一些汉字，他听说在德国专门有两个中国人给普鲁士王国的王子讲中文，于是邀请这两个中国人定期来他家里做客。歌德也学过阿拉伯语，我不敢说他学了多少，但是他曾把自己喜欢的阿拉伯语诗歌抄录下来。歌德一生对东方的语言都很感兴趣，他读过翻译成德文、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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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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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中文译名：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萨尔兹堡一位宫廷乐师的家庭，是欧洲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幼年时被誉为“音乐神童”，作为古典主义音乐的典范，他对欧洲音乐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莫扎特毕生创作了754部作品，622部已完成，132部未完成，其中包括22部歌剧、41部交响乐、42部协奏曲、1部安魂曲以及奏鸣曲、室内乐、宗教音乐和歌曲等作品，留下的重要作品总括当时所有的音乐类型。其作曲风格同时兼具旋律及艺术性，悦耳开朗，亦能让人感受到音乐由巴洛克时期转向古典主义时期。歌剧是莫扎特创作的主流，他的歌剧具有强烈的音乐感染力，旋律非常优美、流畅自然而深情，宣叙调也富于歌唱性。不同类型的音乐，将各种人物形象、性格塑造得鲜明而生动。其最有名的歌剧作品有《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 KV 492，1786）、《唐璜》（Il dissoluto punito, ossia il Don Giovanni, KV 527，1787）和《魔笛》（Die ZauberflÖte, KV 620，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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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今天的中国来看歌德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当代的作家包括学者在内基本上不会外语，他们连简单的外语，比方说英语，都不会。问他们不学外语的原因，他们的回答差不多一样：我们不想太累。那歌德在学习汉字和阿拉伯语的时候难道不累吗？歌德也从事过翻译工作，翻译了不少东西，那么为什么歌德不觉得学习外语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呢？从今天的中国来看，外语翻译的工作是专家和翻译家的事情，而不是学者、教师和作家应该做的事。最晚从歌德时代起到现在，德国好的作家同时也是译者，而在德国作为一个译者你可以很有名，但中国不重视翻译，翻译在中国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因此，中国的翻译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的方维规（1957—）教授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翻译重灾区》39，说明中国的翻译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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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雷蒙·施瓦博（Raymond Schwab）于1950年出版了题为《东方文艺复兴》（La Renaissance Orientale，1950）一书40，他认为，西方历史除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外，还有“第二次文艺复兴：东方文艺复兴”。如果我们从萨义德的角度来看德国与中国之间关系的话，我们基本上只能看到诸如中国受到德国的压迫和剥削等等现象，在谈到东方主义的时候提到阿拉伯、中国这类的国家，都是说它们受到西方的欺负。实际上，欧洲很早就受到了那个所谓的“东方”的影响，并因此而发达。如果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从他者来看我们自己，如果认为只有我自己才能了解自己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所以我们应该听到别人的声音，只有通过别人的眼睛才能看清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通过化妆来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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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想用的理论是《国际文学》（Lettre International）杂志发表的一篇英国女学者写的文章。萨义德虽然在《东方主义》这本书中批判过莫扎特歌剧里面的化妆，到了新世纪以后，他对化妆有一个新的理解。比方说莫扎特最有名的喜歌剧，意大利语名字叫Così fan tutte（德文：So machen’s alle, KV 588），中文被译作《女人皆如此，或恋爱学堂》，意思是：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做的。莫扎特时代不一定会用德文来写歌剧的词，而用意大利文或法文。萨义德对这个歌剧的认识是，通过化妆人们才能够了解自己。从18世纪开始到现在，作家很喜欢介绍一个外国人到德国或法国后，向他的家里人讲述自己在外国的见闻。比如有一个慕尼黑作家赫尔伯特·罗森多福尔（Herbert Rosendorfer，1934—2012），他在1980年代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写给中国过去的书信》（Briefe in die chinesische Vergangenheit）41，专门让一个古代的中国人来到现在的慕尼黑，并给中国人讲述在慕尼黑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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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罗森多福尔（2010，左图）及其小说《写给中国过去的书信》1986年版书影（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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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原来的理论是怎样的呢？他认为，欧洲人先进行帝国主义活动，之后通过文化、文学方面的渗透来进行剥削压迫，所以无论欧洲人做什么都是错的，我搞翻译是错的，了解中国也是错的。但到了新世纪，尽管萨义德在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但遗憾的是，知道的人却很少。歌德写他的《西东合集》的时候，使用了阿拉伯诗歌的韵律，显然他受到了阿拉伯早期诗歌的影响。我们大多会认为在阿拉伯女人会受到男人的压迫，但实际情况不一定都是这样，如果你们有机会看阿拉伯的爱情诗歌的话，你们会发现有不少阿拉伯诗人喜欢感性生活，喜欢歌颂美女和酒。因此，我认为歌德《西东合集》中充满了感性生活的乐趣，也是从阿拉伯诗歌而来的。为什么歌德如此重视阿拉伯文化呢？为什么他特别喜欢伊斯兰教《古兰经》呢？为什么比起《圣经》，他更喜欢读《古兰经》呢？他觉得基督教的文化让他喘不过气来，而《古兰经》比《圣经》更加开放一些，他在读《古兰经》的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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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歌德常常看外国作家的书，他感觉自己像个旅行者，他说所有的诗人、作家、文人、学者都应该成为旅行者，如果我们学外语的话，我们看外国作家的书时，就好像到国外旅行一样。外语能够丰富自己的母语，德文就有很多词汇是从阿拉伯语和中文来的。刚刚提到的“Diwan”，原本是“沙发”的意思，后来变为“诗集”的意思。歌德还使用“Hedschra”这个德语词，是从法语“Hégire”来的，“Hégire”的意思是描写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从麦加到麦地那的旅程，另外，从中文来的词汇，比如说Pavilion（亭）、Kotau（磕头）等等。中文也会丰富我们的母语，所以如果中国学者学外语的话，也会丰富他自己的母语。歌德不仅依据阿拉伯语的意境写过诗歌，他也根据中文诗创作过《中德四季晨昏杂咏》（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und Tageszeiten）42。有不少人还是认为这组诗和“中国风”（chinoiserie）有密切关系。中国式的东西不一定和中国有什么关系，萨义德在《东方主义》这本书里总提到欧洲模仿中国瓷器。这类的东西不能够生成真正有中国味道的东西来，只能够生成很奇怪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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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科隆选帝侯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维特尔斯巴赫（Clemens August von Wittelsbach，1700—1761）订制的“中国风”迈森瓷器（约17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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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复杂，有几个阶段，开始的时候他批判欧洲非常重视的chinoiserie，词典将chinoiserie这个词翻译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工艺美术品”。在欧洲，都是贵族在从事具有中国风格的工艺美术工作，现在在德语国家，无论在哪个城市，只要有宫殿、城堡，肯定会看到中国的瓷器，也可能会有中国式的房子。波恩是非常小的城市，人口只有30万，但是那里的城堡和宫殿也不少，也可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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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看过歌德最重要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你们会知道这个少年不只反资产阶级，更反贵族，虽然歌德是贵族，但他没有站在贵族一方面，他非常讨厌贵族追求所谓的“中国风”，他早期的作品都对具有中国风格的工艺美术品持批判态度。欧洲，特别是贵族重视的自然风景公园（landscape garden，或者说是“欧洲贵族式公园”，这个翻译也有问题，因为它们不是公开的花园而是私人的，外人不能够随便进入）。到了18世纪中叶，所有欧洲贵族的花园都受到了法国的影响，因为法国主张理性，所以自然应该表现出人的理性来。法国人如果设计花园的话，肯定要把自然文明化或人为化（civilized），认为花园应该表达人的思想。但是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发现中国的花园完全是自然的，所以他们创造出来一种新的花园，就是所谓的英中式风景花园，在那里，人们不再把自然山水人为化了，相反的，山水自然而然地表现着它自己，这样它才能够作为人的避难所而存在。此外，贵族还喜欢在英中式风景花园里，建立东亚式的塔、亭等等。在歌德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充满中国式的东西的花园，他认为其实这种花园已不再是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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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少年维特之烦恼》德文初版（1774）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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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歌德对具有中国风格的工艺美术品的态度是否定的，所以也可以说他对中国的态度有一点批判的成分在里面，而到了19世纪初，他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这其中有好多原因，最重要的是歌德遇到自己生活上最大的危机，一次是在1813年，另一次在1827年。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们是什么危机，因为我看的资料不够，我个人也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歌德遇到危机的时候，欧洲对中国的了解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1793年9月14日大英帝国使臣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1738—1806）在清帝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1711—1799，其中1735—1796在位），由于没有按照中国宫廷的要求行叩头之礼，其谈判以失败告终，使得欧洲对中国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43很可惜，这个变化也包括文人在内，比方说黑格尔，但客观地讲，黑格尔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中国文化和哲学，他说过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44我的第一个古代汉语老师也说过，《论语》没有什么可翻译的。我是在“文革”时期来到北京学中文的，我的老师劝我不要看《论语》，说没什么意思。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论语》是有价值的。对歌德来说，在他碰到生活上最大的困境的时候，中国文学和哲学成了他的避难所。昨天我有机会和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见面，他邀请我看他的作品并与他座谈，我不喜欢骗人，所以我直率地告诉他，他的作品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不知道好的作品是show而不是tell，也就是说，好的作家是通过对风景的描写说明一个人的思路，而一个水平不高的作家，他会直接告诉读者他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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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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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Lord Macartney（1738—1806）中文译名：乔治·马嘎尔尼。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生于爱尔兰。历任英国议会和爱尔兰议会会员、爱尔兰事务大臣、加勒比群岛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等。1792年，他被加封为“马嘎尔尼伯爵”。同年英国政府任命马嘎尔尼为正使，乔治·伦纳德·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为副使，以贺乾隆帝80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在觐见乾隆帝之前，马嘎尔尼使团就觐见礼节多次与中国官员发生争执。1793年9月14日（清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初十），乾隆帝正式接见使团，马嘎尔尼代表英国政府向其提出了7个请求，要求签订正式条约，并向中国政府赠送了一批国礼。乾隆帝以无先例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使团觐见过乾隆帝后在中国逗留了一段时间，于1794年3月17日离开中国。马嘎尔尼和他的随从团员目睹了清朝贫穷落后的社会现状，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出使中国的回忆录（如《一七九三乾隆英使觐见记》等），成为欧洲研究清朝的珍贵资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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