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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贵校开了一个重要的研讨会94，北京师范大学的方维规也前来参加了，他带来了一篇刚刚在台北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鞍型期”与概念史》95。“鞍型期”的英文是saddle period，德语说Sattelzeit，这是概念史中重要的概念。德国的鞍型期是在1770—1850年之间。在鞍型期中，科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会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概念是由德国思想家赖因哈特·柯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6—2006）提出的，他提出了“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概念，意思是说我们使用的概念都有自己很长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像美国人一样随便使用概念。我曾经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用“爱国主义”这一概念的话，一定要谨慎，因为法国大革命前后这个词的意义是不同的。在德国的鞍型期，德国文人受到两种影响，一种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这是肯定的，我们都知道，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二种影响，它是从东方来的。当时的东方学并不一定受到什么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影响，可能在法国、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会存在，美国也渐渐会有，但是德国不一定会存在这种现象。东方学可以说是德国文人、学者采取的一种很纯粹的态度。为什么当时中国的哲学、文化、神话等在德语区有这么大的影响呢？有些人由于启蒙的影响想要逃避现实，有些人是想去中国找一些原本的东西。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德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中感觉不舒服。我们可以将这一思想跟庄子的思想联系起来，因为庄子说过所有的文明和文化都不会给人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人们并不需要什么文明和文化。所以在文明、文化之中感到不舒服是我们从古到今可以发现的一个人类共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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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东方学在18、19世纪的德国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它使得我们可以思考自己。在1871年之前的德国我们看不到否认亚洲之类的声音，当时的学者和文人觉得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是平等的。在我们的鞍型期时代，不少画家、思想家、作家创造了受到东方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给东方学下定义的话，就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从萨义德来看，东方学/东方主义已经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已经变成一种武器，充满着情绪和感情。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同意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用Orientalism（东方学）的话，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概念。我们与东方有什么关系，此外，我们涉及与东方有关的东西，这是一种Orientalism，不少德国人从东方学到了有关文学、哲学、艺术等的另外的方法，来进行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那为什么在30年之后，萨义德突然会在德国以外如此走红呢？先要说明的是，他的理论在德国基本上没什么影响，这是因为萨义德的理论被美国、中国作为一种武器来攻击西方，这里所谓的西方仅指欧洲，根本不谈美国。我看到在美国和中国出版的使用萨义德理论的著作当中并没有涉及美国的，难道在历史上美国人从来没有写过反映中国的书？另外，萨义德的这本书允许批评作为殖民主义的discourse（话语），这一点原本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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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东方学实际上并不是18世纪才开始的。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与东方是没有所谓初次邂逅的，欧洲与东方其实总是在相遇：古希腊人和古波斯人曾经交战，耶稣属于东方，因此对于欧洲人来说东方不是一个地图上的空白点，它存在，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注意到它。那么欧洲的什么人会发现中国呢？爱诗歌的人会发现中国，爱启蒙的人会发现孔孟，爱中国式花园的人会发现中国的自然观。今天，很多土耳其人觉得欧洲人看不起他们，污蔑、轻视他们，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是在德语世界并非如此。为什么土耳其人不是从自己的历史来看国内的问题呢？很少有人知道土耳其人创造了奥斯曼帝国，15、16世纪的奥斯曼军队规模之大，阵容之强，最富现代化，威胁到当时的欧洲，特别是维也纳。他们几度侵占维也纳，造成很多伤亡，但是最终没有成功，很多人现在不再提这段历史了。另外，你们也知道，希腊一度是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所以东方人也可以占领欧洲的一些地方，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殖民地。那我们的Orientalism（东方学）包括什么地方呢？你们可能会大吃一惊。是从西班牙开始到日本，从匈牙利开始到非洲，那西班牙、匈牙利不都是欧洲吗？那是当然的，那德国人怎么会把西班牙、匈牙利都看作是东方呢？西班牙的历史中有阿拉伯的成分，因为它曾被阿拉伯占领，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是在15世纪，阿拉伯人、犹太人才不得不离开西班牙，直到现在我们在西班牙还可以看到不少代表阿拉伯文化的文物。从德语世界国家的情况来看，当时所有文明的地方、地区、帝国都属于东方。我再次提醒你们，直到19世纪末德国依然是一个非常弱小的国家，很多人由于饥饿不得不离开德国去美国，所以美国人当中有很多是德国人的后裔。我的祖母总是跟我说那个时候没饭吃，“一战”的时候亦是如此，德国是在“二战”之后才真正开始发展的。所以从德语国家来看，19世纪末的东方有好的音乐、好的文化、好的房子，这是德语世界的文人渴望东方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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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美国不允许普鲁士作为一个州存在，要求把它分成很多小州。实际上普鲁士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仅有几十年的时间，直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依然无法与中国相比，太过穷困，但是它通过教育和学习走上现代化的工业道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发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并且使德国走向了统一。所以从德语世界的历史来看中国文化有类似的感觉，不可能把中国人看作是“自然民族”（Naturvolk），比如说德国人到了美洲之后，见到了印第安人，把他们视为“自然民族”。所谓“自然民族”就是没有文化的人类，但是在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中到处都是文化，只不过东亚、南亚的文化和我们欧洲的不同而已，是跟西方文化相平行的另外的文化。如果你们喜欢看歌剧的话，可能就会知道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ändel，1685—1759），他是一位生于德国东部哈勒（Halle）的著名作曲家，移居英国后长眠于伦敦。亨德尔歌剧的主人公很多是东方形象，原因在于德语区的人在研究东方历史时会发现有不少女性统治者，这个现象颇为有趣。东方文化对欧洲资产阶级影响是非常大的，只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到了18世纪，这种情况有所转变，文人开始从某些固定的领域来看待东方：启蒙思想家看到孔孟之后，对东方的哲学产生了很大兴趣，所以孔孟对于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东方代表了神秘主义，例如莫扎特就曾加入了某一神秘主义团体。神秘主义代表智慧，东方人富有智慧，到现在，德国人非常重视智慧（德文：Weisheit，英文：wisdom）。如果没有了智慧，人类该如何生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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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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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 Friedrich Händel（1685—1759）中文译名：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著名的英籍德国作曲家。1685年2月23日生于德国哈勒，曾跟随当地风琴师、作曲家学习作曲，后在教堂内任管风琴师及艺术指导。因爱世俗音乐，乃于1703年迁居汉堡——当时唯一有民族歌剧的德国城市，开始从事歌剧的创作。1706年后，在汉堡及伦敦两地进行创作，不久成为英国的音乐权威人士。亨德尔的曲风雄伟、崇高，所创作的清唱剧是戏剧性的英雄史诗。其主要作品有：清唱剧《以色列人在埃及》、《弥赛亚》等32部，歌剧46部，管弦乐《水上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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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法国革命之前，欧洲的发言权只掌握于贵族以及神父、教宗手中，商人、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发言权，文学的主人公都是贵族，不可能有商人。你们都看过《一千零一夜》的神话故事是吗？我们都认为这是阿拉伯故事，事实上这些故事起源于印度，是阿拉伯人把它们翻译成阿拉伯语而成的。这些故事被翻译成德语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是商人。所以从那时起也有一些以商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出现，最为重要的是克里斯托弗·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的作品，维兰德是一位歌德时代的重要作家，也写过关于中国的文章，我没有研究过他，但是杨武能教授告诉我维兰德对于中国的描写很有意思。96另外，中国的很多小说主张道德学说，所以维兰德时代的作家也喜欢道德小说，从道德小说到启蒙运动的路很短。莫扎特最有名的歌剧叫《魔笛》（Die ZauberflÖte），是他一生所创作的三部最杰出的歌剧中的一部。这部歌剧取材于诗人维兰德的童话集《金尼斯坦》（Dschinnistan，1786—1789）中一篇名为《璐璐或魔笛》（Lulu oder die Zauberflöte）的童话。在莫扎特的《魔笛》当中人们会发现东方来的智者。我说过，在18世纪有些人喜欢用中国人的眼睛来看自己，现在也有人会这样写。我在前面提到过，20世纪80年代慕尼黑的作家罗森多福尔出版的畅销书《写给中国过去的书信》，就是用中国人的视角来描写德国。（请参考本书“歌德与中国”中第108页脚注）因此，东方成为西方的一面镜子，使得欧洲人在文化、社会、宗教方面反思自己，反思科学、政治、教育等等带来的问题。在这里值得称颂的还有一部写得很精彩的作品是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的歌剧《智者纳旦》（Nathan der Weise，1779）。莱辛学过神学，他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来思考有关神学的争论，这部1783年在柏林上演的歌剧，专门谈启示、理性的问题，还有关于人道的问题，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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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席勒是一位了不起的德国作家，他竟然可以预测法国革命后一两百年的事，所以他的历史观点很有趣。席勒于1802年在德国出版了《图兰朵》（Turandot），这部歌剧在19世纪被一位知名的意大利人搬上舞台，在中国也曾上演。图兰朵是元朝的一位公主，很多人认为这是写中国的，歌剧中到处都是中国式的元素，但这部戏的主题却是法国革命后妇女的解放，因此《图兰朵》是描述欧洲妇女解放的历程和法国革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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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今天的课，我看了一个今天看来显得非常奇怪的说法，说德国人特别喜爱古代希腊，这也是德国总是愿意帮助希腊的原因之一。对19世纪的学者特别是文人来说，希腊简直就是天堂，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由于今天的希腊人不愿意好好地工作，现在那里出现了一些问题。希腊和土耳其的关系非常不好，这跟奥斯曼帝国占领希腊有一定关系。1821—1832年之间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了自由解放战争，很多欧洲国家帮助希腊，在他们眼中奥斯曼帝国是专制统治，对其充满蔑视，作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妥的。我觉得这位作者的说法有问题，不是希腊占领土耳其，是土耳其占领希腊，难道希腊人没有权利起义、反对吗？以此类推，中国人难道就不能批评日本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殖民统治吗？这种说法令人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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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的理论，这些理论我不算是全懂，但却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作托马斯·尼佩尔代（Thomas Nipperdey，1927—1992）。尼佩尔代专门写过19世纪德国的历史，97他在书中认为，到了19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文人把我们的生活社会历史化，所以对19世纪的文人来说，东方不是一个现时的地方，而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当时的欧洲文人对于东方的现实状况并不感兴趣，在意的是其过去、东方的神话，想要回到过去。因此，对于东方学学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当代的而是过去的东方。我为什么说尼佩尔代的说法有意思呢？因为他的理论跟我的经历有很大的相似性：我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对现代汉语、当代中国一点兴趣也没有，认为古代汉语更为重要，我当时想越老越好，这也是当时德国汉学研究的状况。现在依然会有人这么认为，觉得现当代中国没有什么，中国的优秀文化是在古代。所以尼佩尔代的话很有趣，他说在19世纪如果有人研究当代中国的话，那他肯定是使馆工作人员或是记者。因为19世纪不少人希望在中国找到人类的摇篮，而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只能依靠书本，那个时代的考古没有现在发达，对当时的东方学学者来说，他们和东方的关系是文本之间的关系。所以东方学从19世纪开始是一门翻译、编辑、研究文本的学问，因为从17世纪开始东方学学者可以看到翻成拉丁语、法语、德语、英语的中国典籍的文本，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可以触摸到东方的味道。如果歌德写东方诗的话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元素，要不然他不会成功。当然，歌德的诗写得很好，也很深刻，可惜的是，他仅仅是偶尔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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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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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Nipperdey（1927—1992）中文译名：托马斯·尼佩尔代。德国历史学家。生于德国科隆，曾在科隆大学、哥廷根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学，1961年凭借《1918年前德国各政党的体制》（Die Organisation der deutschen Parteien vor 1918）一文获教授资格，后在基森（Gieβen）获近代史教席，也在海德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等处任教。1990年成为巴伐利亚科学学会正式会员，1992年获德国历史学家奖。尼佩尔代主要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研究19世纪德国历史，对19世纪的历史意义加以重新定位。代表作为《德意志史：1800—1918年》（Deutsche Geschichte：1800—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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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前，我曾提到过赫尔德，他被认为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其史学思想则影响了20世纪历史学家史宾格勒等人的历史观点。一说到赫尔德，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反应是此人曾说中国是木乃伊，是儿童时期的文明，这使中国人很受伤害。其实他的说法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说中国处于儿童时期，也不尽是贬义，因为儿童时期代表的是本源，成人是无法拥有的。在赫尔德看来，中国是语言、诗歌、神话的统一，对赫尔德来说，东方就是诗歌神话的来源，是诗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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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1年统一之前，德国几乎没有殖民主义的文人，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占据什么重要的地位。台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的一部小说《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1896）中的女主人公艾菲·布里斯特渴望爱情的时候总是想到一个中国男子，为什么呢？因为在19世纪，人们的性观念不怎么开放，特别是女人无法得到她们要的爱情，所以当时中国代表的是性开放，艾菲梦到一个中国男子来跟她相会是她对爱情的渴望。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冯塔纳的作品，你们应该多看看，《艾菲·布里斯特》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冯塔纳写过很多很好的小说，反映了当时德语国家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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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艾菲·布里斯特》德文初版（1896）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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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莱辛，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这也是中国学者刘小枫重视他的一个原因。莱辛认为通过话剧可以建立德国，所以刘小枫的意图也在于此，希望通过莱辛的理论重新建立一个中国。莱辛是一个牧师，曾经和其他牧师展开论战。他是一位非常先进、进步的思想家，认为我们谈宗教的时候不应该搞什么教条主义，不会有一个宗教可以称自己是唯一的真理，有不一样的文化，而不一样的文化会有不一样的真理。在追求各自的真理方面，我们是平等的。如果有宽容的话，我们应该了解到我们不是无限的，如果用宽容而不是抽象的方法来处理事物的话，我们应该包容各种异文化，通过人道来承认他者的真理。不是真理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而是以人对真理的追求来裁定人的价值。如果我觉得自己掌握了全面的真理，就会变得骄傲懒惰，如果上帝的右手是所有的真理，那他的左手是我对真理的追求。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打开左手，因为纯真理是属于上帝的。这段话说得难道不很精彩吗？莱辛如此开明的思想使他受到各种阻碍，1778年教会宣布禁止他这么做、这么说。所以他只能靠写话剧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他将剧院变成自己的布道场。上面我们提到的他最有名的作品之一《智者纳旦》，故事的中心围绕着“戒指寓言”（Ringparabel）展开。这个故事不容易翻译成中文：有三个主人公，一个阿拉伯人、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教徒。苏丹问他们三个谁拥有真正的宗教，那个犹太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位父亲送给三个儿子外表一样的戒指，并且说真正的戒指会使人在上帝面前变得可爱。犹太人、穆斯林、基督教徒不知道谁的戒指是真的，只能通过他们的道德来检验。这个故事到现在都没有失去它的意义。所以从莱辛来看，不是德国人看不起穆斯林，持有歧视的只是个别人，无法代表德国。我们是宽容的，穆斯林可以到处建立自己的清真寺，然而土耳其人没有这么宽容，他们允许我们在那边建立教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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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莱辛的戏剧《智者纳旦》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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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没有人注意到赫尔德批判过英、法帝国主义，他说过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他是在1774年这么说的。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说呢，很简单，因为当时的德语世界并没有殖民地，而在英法恐怕很难听到这样的声音。有些人认为赫尔德代表欧洲中心主义，因为他一面说所有的文化是平等的，一面又对印度的传统殉葬习俗进行批判。我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平等不意味着不能进行批判，我们的男女朋友常常会对我们的缺点予以批评，但这不是说对方不爱我们。我们需要别人的批评，否则我们无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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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170712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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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十一 格林童话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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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