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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初版《新文学大系》中的文字不是这样的；他捧我很高，也打我很重（原文无处可找，待以后找到了再录下）。不知这样的改动，是否出于他的亲笔，还是别人为他代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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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动中，看来作了版面的挖补，要凑满原来的字数，所以填上了几个弥洒社社员的名字，其中“张企留”还填成了“方企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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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初版的《新文学大系》时，他那样地捧我，我觉得受之有愧，并且我并不以为《睡》是一篇小说。他又那样地打我，我也不敢领教。改笔，当然两方面的气势都大大地缓和了，使人容易接受些。不过他所说的“这面”、“那面”，我还不能领略他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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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山源在《弥洒社的经过》一文（《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二期）中提到这事，又说了下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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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碧桃花下》批评，修改本似乎比初版本要口气缓和些，但也不免模糊些。我至今只觉得它是贬词，而不了解它的真意所在。初版本对我的评论，似乎要比修改本明确些，我至今还留有这个印象：捧得肉麻，骂得结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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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他的评论，我作我的创作，各行其事就是，没有与他往来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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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相当奇怪的一件事。我仔细检查过《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初版原文和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小说二集序言》，两者之间内容并无不同，何来“修改本似乎比初版本要口气缓和些，但也不免模糊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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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山源当年在读到鲁迅的导言后的印象为什么会产生和后来所见是两个版本的错觉呢？他的记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舛呢？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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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胡山源还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心高气傲，又饱受挫折，受到鲁迅有褒有贬的评论，他有些接受不了，甚至也理解不了。而鲁迅的先扬后抑的批评，在接受学上讲，是很容易记住后面部分，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即胡山源更多感觉到了贬义而非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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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几十年之后，胡山源重新来读这段文字，由于阅历的增加和人生的成熟，感觉鲁迅的这段文字并不如当初那样给自己强烈的刺激，于是对自己最初的印象产生了怀疑，是自己感觉错误还是鲁迅的评述变了？胡山源是自信的，手边又找不到或者懒得找书印证，随即认定是鲁迅的原文修改过了或被人改笔了，他的证据则是这段文字有一些明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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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迅的评述并没一点变化，改变的是胡山源自己，他的经历、心境。正像鲁迅指出的，胡山源早在《碧桃花下》一文中就表现出了“病的神经过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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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更证明了鲁迅看人有一双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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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鲁迅该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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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鲁迅和徐懋庸的关系，大概都知道鲁迅那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这是鲁迅在垂暮之年的力竭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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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信中骂徐懋庸为“奴隶总管” “借革命以营私”，并愤怒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这是公开的痛斥，即使在私下，也还是愤不可忍。1936年8月25日，鲁迅致欧阳山信：“……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鲁迅明里暗里都这样表示，虽然还认为徐懋庸是同一营垒，而憎恶却在敌人之上，可谓切齿之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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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原因，自然是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写出了那封引起鲁迅极大不满的信。在信中，他责怪鲁迅说：“我觉得不看事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认为鲁迅和胡风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完全是一种搅局，是“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在徐懋庸的回忆录中，他曾回顾这段历史：“在这个严重的关头，我经过反复考虑，在当时的论争中决定站在周扬的方面。”站在周扬的一边，在当年，其实也就是说站在党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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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很多研究文章都为徐懋庸辩解，认为他只是周扬麾下的刀斧手，拍马舞刀奔向老病垂暮的鲁迅，无非是为了“两个口号”之争。这么凶狠地“窝里斗”，究其实，只是一个善意的误会，都是为了革命的事业和抗日统一战线。何况过后，徐懋庸表达了悔意和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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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以为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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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逝世之后，徐懋庸写了一副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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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乎友乎？余惟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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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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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挽联，是哀悼死者、治丧祭祀时专用的对联。它是生者对死者哀悼和评价，一般内容都是对死者生前大事的颂扬或生者在与死者交往中的正面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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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副挽联中却不是这样。徐懋庸不无悻悻之意，他对已经过去的一幕，还是非常介怀的。即使在鲁迅去世、已经无言（无法应对）之后，徐懋庸纠结的，还是敌友之问：我和鲁迅是敌是友？他并不和很多作家那样当鲁迅是他人生的导师，而只是平起平坐的敌乎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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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成名很早，当1933年他才22岁时，就以一系列笔锋犀利、风格独特的杂文在文坛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一度被人当作是鲁迅的化名。鲁迅也对他寄予厚望，介绍他的《打杂集》出版并为之作序，这也催生了他骄矜之心。成名早而易，容易傲视群雄，视文坛前辈为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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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底起，他们两人一度走得很近，据《鲁迅日记》记载和有关资料统计，鲁迅自1933年11月15日开始与徐懋庸通信起，到1936年8月5日夜答徐懋庸公开信止，共有书信52通。应该说，鲁迅有恩于徐懋庸，可算是他的文坛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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