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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辨:指能辨别贵贱等级尊卑。】,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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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貌诚深矣,坚白同异【坚白同异:战国时辩论的两个著名命题。坚白论认为坚石非石,白马非马。同异论认为万物毕同毕异。】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biǎn陋之说,入焉而望。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队:同“坠”。】。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悬,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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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隆杀:隆盛、减杀。】为要。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宫庭:这里是中的意思,就是常居中道,不偏不倚。】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浃,曲得其次序,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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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说:真完美啊!创立完备的礼仪作为调和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而且天下没有人能够增加或删减。礼仪的根本与分支相互承接,结尾与开始相互照应,文采飞扬又能彰显差别,明察秋毫又能使人和悦。天下人遵从礼治就太平,不遵从礼治就混乱;遵从礼治就安定,不遵从礼治就危险。平民百姓无法以此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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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看上去确实很深奥了,关于“坚白”与“同异”的辩论,进入礼仪的范畴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它看上去确实很宏大了,擅自创设典章制度、发表偏激浅陋言论的人,进入礼仪的范畴就只能望而却步了。它看上去确实很高远了,那些残暴、傲慢、放纵而以蔑视礼俗为了不起的人,进入礼仪的范畴就变得渺小卑微了。所以墨绳画好以后,就不能再以曲直相欺骗了;秤杆持平以后,就不能再以轻重相欺骗了;圆规直尺摆好位置以后,就不能再以方圆相欺骗了;君子认真地审视礼法,就不能再以诈伪相欺骗了。所以墨绳是直线的最高标准;秤杆是轻重的最高标准;圆规直尺是方圆的最高标准;礼仪是为人处事的最高标准。然而那些不遵从礼仪的人不值得以礼相待,称之为不法之民;遵从礼仪的人应该以礼相待,称之为守法之士。做事合于礼法,能够思考探究,称之为勤于思考;能考虑问题而不随便改变观点,称之为持之以恒。既能考虑问题又能坚持道义,再加上内心真正喜欢这样做,那就是最伟大的圣人了。苍天,是高远的极点;大地,是低下的极点;日月,是光明的极点;无边的宇宙,是广大的极点;圣人,是遵循礼仪之道的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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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的应用表现在财物的使用上,文彩表现在贵贱的等级上,差异表现在礼节的繁简上,要领表现在礼遇的厚薄上。外在文彩看上去纷繁,性情欲望能够有所收敛,这是礼仪隆重的表现;外在文彩看上去简约,性情欲望却十分繁盛,这是礼仪消糜的表现;外在文彩和性情欲望互为里表,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最合乎礼仪的表现。君子向上能以大礼彰显隆重的威仪,向下能以小礼展现简约的本性,又能以中礼做得恰到好处。轻重缓急都不超出礼仪的范畴,所以君子的本性就是持守中庸之道。人生在世做事不超越礼义的界限,这就是兼具学识与道德的士君子。做事超出礼义的界限,这就是普通人了。在这些人中间,徘徊周旋,对错都能依照礼仪的程序去做,这就是圣人。所以道德高尚的人,是积累礼义的结果;人格伟大的人,是广施礼义的结果;地位崇高的人,是重视礼义的结果;精明智慧的人,是严格按照礼义做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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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精注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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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精注全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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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精注全译) 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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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介绍了大量古代音乐知识,也保存了大量先秦时期关于音乐的论述。本篇论点是“乐者乐也”,即音乐就是快乐,同时又提出不可以听淫靡的音乐,所以听音乐的目的是为了快乐,但不单纯是为了享乐。篇中大量引用了《礼记·乐记》中的文字,也有后人增补的文字,所以总体上显得有些杂乱。乐是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家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所以《乐书》被列于八书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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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敕:告诫,勉励。】,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huī【堕:同“隳”,毁坏。】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艾:通“刈”,创伤、苦痛。】,悲彼家难【家难:国家的难事。这里指文王囚羑里,武王伐纣。】,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佚:通“逸”,安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膏泽:肉之肥者为膏。泽亦指膏。】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五常:人的五种常行,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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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陵迟;迟缓的样子。】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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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说:我每次读《虞书》,看到描述君臣相互告诫,因此天下稍微得到安定,然而左右的辅佐之臣不够贤良,所有的事业都毁坏的记载时,没有一次不感动得落泪。周成王作《周颂》,推究自己所受的创伤,为国家所遭遇的祸难而感到悲哀,怎可说他不是小心谨慎、善始善终的帝王呢?君子不因为穷困而修养道德,志得意满就背弃礼义,应该在安逸的时候想到当初创业的艰难,在安定的时候想到创始时的艰难,沐浴在富裕之中应该歌颂勤奋的品质,不是具有崇高道德的人谁能像这样啊!书上说“统治安定大功告成,礼乐制度于是产生”。天下为人之道越深奥,帝王的品德越崇高,他所认为欢乐的事情就越不同于常人。水满了却不减少就会流出来,时机成熟了而不能把握就会跌倒。大凡创作音乐的原因,是为了节制欢乐。君子把谦虚退让视为礼节,把削减欲望视为乐事,音乐产生的意义大概就像这样。由于地域不同,人的性情习俗也不同,所以广博地采集各地民风习俗,与声律相协调,用来弥补不足和移风易俗,帮助推行政令与教化。天子亲自在明堂观看乐舞,可以使民众洗清内心的邪恶与污秽,调和饱满无缺的人性,用来整饬其性情。所以说《雅》《颂》的音乐奏起,民众就会持守正道;高亢嘹亮的音乐演奏起来,战士就会振奋精神;郑国、卫国的靡靡之音响起,人们就意乱情迷了。等到音调和谐以后演奏,飞鸟走兽也都会为之动容,更何况是心怀五常、明辨爱憎的人了,这就是自然之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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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之道匮乏,郑国淫邪的音乐就流行起来,封国之君世袭之主,在邻近州郡名声显扬,却争着欣赏互比高低。自从孔子无法与齐国俳优在鲁国并存,即使隐退后整理雅正的音乐来诱导世人,创作五章来讥刺时政,还是没有办法感化世人。慢慢地到了六国时代,人们随波逐流而沉湎于逸乐,于是一去不回头了,最后自身败亡,宗庙被毁,国家被秦国吞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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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騄耳:古代骏马名,周穆王八骏之一。】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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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乐府:古代管理音乐的官署。】习常肄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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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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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家常以正月上辛【上辛:每月中的第一个辛日。】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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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更是把音乐当成娱乐。丞相李斯进谏说:“放弃《诗》《书》,把心思花在享受声色上,这正是古代贤臣祖伊担心的事情;忽视细小过错的积累,在漫漫长夜里放纵心意,这正是暴君纣王灭亡的原因。”赵高说:“五帝和夏、商、周的开国之君各自崇尚不同的音乐,用来表示礼法不相承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能够相处得见面时欢欣喜悦,相处得情意深厚,除了这种音乐就不能使和谐愉悦的感情得以沟通,也不能使上级布施的恩泽得以流行,这也都是各自时代所具有的风尚,王者会根据时代的不同来选择音乐,为什么一定要有华山的騄耳宝马然后才去走远路呢?”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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