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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按自己的逻辑在演变，其社会文化和生活的逻辑就蕴含在二十四史的书写形式和内容之中。二十四史作为中国社会的记忆，在表面的可以数码化的文本内里，一定有着民族和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因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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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读二十四史，就要一起探测、探寻、探索、探求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时代，中国古人如何处理消息和数据、文献和器物，如何采掘，如何取舍，如何摆平，如何表达，如何使之成为治国和人生的智慧和利器，如何助一代新人辈出，如何使一代长者寿终正寝。这是人工智能尚没有、甚或永不能达及的“人有智能”，二十四史是“人有智能”的记录和写照，几千年的不中断的数据库，人的“‘文’化”，人的心理和行为之历史行径的“文本”化。人类之各地的人们啊，有超出其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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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记体：蕴含着独具一格的诞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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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前文所说的境界，就不能幼稚地把自己——写史者和读史者——降格为“历史”的附庸，对着所谓的史实唯唯诺诺，对后人的考据和断言嘚嘚瑟瑟；不，要像我们的先人那样，振奋中国史家这种“自得于胸怀”（范晔）的大丈夫精神，顶天立地，格物致知，以自家的灵犀，厚积薄发，超然字外，追寻与当初那些写史人一点通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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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今天你我“小人物”所可以超越和驾驭人工智能的最重要态势；也是可以超越和驾驭二十四史的最重要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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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都是生生死死的一个有机体；其经历的过程便是历史：何以出现？何以发生？何以诞生？何以有这一绝无仅有的“这一个”？唯有“学问自得之”，舍我其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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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何以在这儿，你我何以在历史春秋此时此刻，如悟空那般崩现于世界，阅读思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浪遏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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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哲学”是唯一的哲学。“诞生哲学”是唯一对现存哲学构成挑战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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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诞生”消解了迄今为止哲学的一切范畴的根基，会更改常规的幼稚的“科学”；因为，耳熟能详的因果和逻辑，都无法解释一个个人的诞生，和一个民族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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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那年出现在地球上的是我？为什么是秦始皇？为什么是中国？能用什么科学办法，让我和秦始皇再出现一次？而记录历史的历史典籍，制度和人事，即史书，却正是把这个说不明道不清的事情，具体化，符号化，文字化，文本化，视觉化。“视象诗”那样的“视象文”。史书，一种前电脑时代的“虚拟现实”，本质上就是族谱，家谱，个人传（个人谱），记载着其诞生的那一历史时刻的历史过程及其中的历史事件，独一无二的发生，延续和终结。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民族和国家和个人的诞生史和演化史，独一无二地屹立宇宙。这样的记载和书写，这样的体系和制度，世界上绝无仅有，“他者”们也无法回到原初再加以模仿，这样，其余的民族和国族那就只能望“中”兴叹了。但办法还是有的，通过“考古”复原过往的史迹，了解昔日的生活。然而，人呢？人呢？无数的人呢？不限于几个超级英雄的众人的代表呢？通过历史纪传体书写组合起来的成万上千有名有姓、有家谱的“人”呢？能够用任何高科技使之复原，使之重生一遍吗？由此，你能明白中国二十四史及其制度的深妙意义了吧。就如你我一不小心诞生在这个世界，这个爸妈，这个老师，这个老板，国家不知怎的诞生在这块土地，这个时辰，这个际遇，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永远无法“科学地”算出和推导出的。怎么办呢？读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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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幸运，祖宗留下了二十四史及与其共生的各种史书野史。各种文本，皆有“历”“史”之意味，意蕴，意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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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以二十四史为核心的历史书写传统与诞生哲学有什么关系呢？是这样的，以西方哲学为核心的世界当今哲学，或递进或并存或还复，形成了从“本体论（是论）”转向“知识论”，再转向“人论（人类中心）”视角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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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存在主义等20世纪哲学新潮中，人们还只是稍稍注意到个人的行动、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纠结，始终停留在整体的抽象的“个人”上，而没有以一个个独特的“个人”为本体的视野；由此也使得西方的历史书写不可能采用中国二十四史的形态：只能抽象言之，大而化之，当然亦有其合理性和佳处。直到晚近，其历史哲学家突然醒悟，例如，认真检讨其战争史只见笼统的两军对垒，不见决定胜负的具体的“伊凡”，所以后来有以一个具体的个人为叙事核心和主角的作品涌现，如《兵临城下》中的狙击手和《拯救大兵瑞恩》中的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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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相反，中国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也例如，写到战事，几乎篇篇都是“兵临城下”和“拯救大兵瑞恩”般的历历在目。二十四史的纪传有着对一个个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个人的“深描”，建立了一个个有身份证明的国民的“数据库”；并为下一世下一代个人，提供了发扬禀赋、应对情境、抓住机遇、度过一生的参照系。中国文化传统确认：每个个人都必得要“自行其是”：“是”，存在；“是”，规律；十五有志于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立自力，君子自强不息。貌似“集体主义”的中国人，有着极其强悍的个人生存和趋利的心志和能力，这是中国智慧的个体呈现；有着极其精到的个人化解困难解决问题的手腕和方略，这是中国智慧的个体内置。今天以西方哲学为主流的世界知识界，以“我思故我在”为主轴，或认为“身心分离”，有一个脱离物质身体的“精神”，或认为“具身认知”，活生生的人体之身心是“思维”所在；这导致“外省（狓ǐ狀犵）”（神经生理学）和“内省”的必要性：然而，却没有真正关注“我省”，即具体的活在这里的你我“这个人”对自己“如何来何以来”的念想。中国个人所向披靡，古今中外，案例甚夥；帝王将相亦个人，风流“人物”（即有名有姓的个人），层出不穷，此起彼伏：分析其形迹，无一不是有某种“日有三省”的自我念想（因为没有上帝观念）；而中国的学问功夫是以个体“修养”为起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历史叙事落地于一个个曾经活过的个人，历史事件之铺陈以个人在历史遭际关头的自我抉择，为落笔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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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篇幅有限的一篇篇纪传，为什么老是停下，不厌其烦地、不乏闲笔地“讲故事”？搞得市面上的趣味各异的二十四史简读本几乎都是故事汇编，而其分类的小标题几乎都是“为政驭人的方略”、“用兵伐交的技巧”、“处世待人的艺术”等等，与“治人者”如何治人，“被治人者”如何应对“被治”密切相关，直教得中国人心知肚明：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史书中的故事可是同胞的案例教学，让你举一反三啊。同时，正是一朝又一朝的二十四史又揭示出：道貌岸然的皇帝几乎个个屌丝样，即使秦皇汉武也不过稍有风采，完颜亮辈污秽下流不堪入目，则不在少数；朝代更替只是成王败寇，帝王将相贵族豪门宁有种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刀把子里出政权；富不过三代，贵往往一代就烟消云散；高贵者最愚蠢，贫贱者最聪明；当官的经商的，时常鼠头獐目，而飒爽英姿的是武林好汉，男女侠客，飘逸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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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书写方法论角度说，二十四史的写法，一是，既出于被写的内容，又出于为什么要这样写；二是，既从传中人物如何刚愎自用展现自我，又从如何委曲求全应付境遇或成功或失败的角度，提供值得多维度读解和多情况参用的案例：一种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仅一念之差的智慧，所谓“实践理性”；一种“‘临’时推理”（temporalreasoning）。中国人的个体，不需要哈姆雷特的那种西方式婆婆妈妈太过深沉的tobeornottobe，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当机立断，心想着咋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快刀斩乱麻，不成功便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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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不管是否意识到，中国读史者，一方面，读史求识，一方面，读史学样；一方面，个体构建着自我，一方面，自我养成了社会行为：造就出亿万情境制导、关系为本的个体中国人。无师自通，所以故事形形色色，独不提天上人间的各种教师，反而多的是，祸从言出，罪由字来。因为不转来世，没有末日审判，故不必拘泥于“离身读解”（distalinterpretation）；及时今生，倒需要借机于“近身读解”（proximalinterpretation）：神像符咒皆不顶事，士农工商都不信邪，弄神弄鬼假痴不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可说真的是摸到“读史使人明智”的真谛了。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事无常，祸福相依，对付得了不确定性，才是中国智者的真功夫：怪不得，西门豹和空城计；范蠡急流勇退和司马懿韬光养晦，成千古佳例。而这些行动内在的旨趣和机关，皆在于对个人之一不小心长在现世的“身”“体”的“力行”，或苦肉于自己的躯体，或残用了别人的生命：句践之卧薪尝胆和孙武之练兵杀美，皆是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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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十四史书“久媒体”，超越生死，指向更深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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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人类进入信息社会和网络、移动、VR等等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当口，中国式的“历史”及其讲座、讨论、博览、展现之类，会如此火爆，如此令雅俗来共赏的缘由。不过，何时我们的电视台和影视网站，能像模像样综合史书、考古、考据、解释和历史哲学，综合千百年来与史书平行的戏剧、文学、艺术、音乐和一切民间文艺的历史表达，拍一大套二十四史的电视剧而不是那种醉翁之意不在“再现历史”，而在于收视率的“历史讲坛”？究其原因，除了水平和视角的问题之外，主要还是在于对中国二十四史及整个历史书写体系和对历史的各种表现和表达缺少关注，遑论深入研究。与其轻率地把刘邦和项羽的“故事”，眉飞色舞地弄成“历史讲演”，还不如把千百年来与其有关的历史记载和一切文学艺术及民间故事，综合起来拍摄一部有精到历史理论方法论支撑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考古”、“文化考古”和历史“文”和“物”之一切的“历史考古”！考古出隐没于二十四史之历史化石（ossification）中的中国人情世故以及个人在其中的苦苦挣扎或脱颖而出或家破人亡之触目惊心的历史真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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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绵延在历史长河中的史书表现是一种纵向的历时弥新的“久媒体”——中国特有的二十四史书写的体制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久媒体”的连续流，承上启下，传达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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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书写的，本是一部人间悲剧，悲壮的正剧，悲情的喜剧。摆弄历史的人如何不被摆弄，如何能有历史的自觉，得以摆脱千万年来人类和个人的宿命，正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挑战和希冀。在向生而死中，向死而生。是天命还是人事，是“客观规律”铁定的，还是个人的努力结果？这样一个“科学”无法全解的问题（不然可以设计和合成了），在历史长河中发生；却定格于一个个微观的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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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书以“传记体”写史，是历史的具身化（embodiment）。中国的历史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诞生哲学：天降大任于斯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二十四史记载的是生死兴衰，以及国家群体和个人在其中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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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二十四史所蕴含的这种历史哲学，指向一个更深邃的维度：这就是二十四史在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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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寿命有限的人类，人文和宗教本质上都是要解决这样一个大困惑：人活在世上的短暂一生如何度过？如何留痕？如何对人世间做出劳绩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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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民族宗教或国教的民族，这是其宗教的基点。那么，对没有国教的中国而言，“人固有一死”、“立功立言立德”就成为解决人的生死和人生的终极关怀。司马迁提出的这一观念，揭示了历史叙事和论证的根本宗旨，也即是《史记》的内核。这才有了以一个会死的个人作为历史记述之主体；传记体写作，其包含着对人的必死性和未死之际所作的努力的记述。历史具身化为纪传体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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