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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生死则是个人生死的放大，生和死成为一朝一代历史书写的隐喻和理据，“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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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生与死的中间，写前朝史的后一朝一代也然。读者处“历史”书写之“过去”，和自己处境之“现在”之间。因此，二十四史的意义层就不在书，也不在他人的解释中，而在于读者此时此刻的思绪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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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就如《史记》，那是一部“濒死者”在肉体未死和将死之间的一种回视；宫刑后意味着已钉上“十字架”的司马迁，就是殉道者，以身作则，道成肉身，虽死犹生，肉身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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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四史编写角度说，司马迁是以这一特殊历史遭际凝化成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写作的；二十四史的其他编撰者未必都有如此遭遇，未必如司马迁那样被肉体阉割，但二十四史的作者，在死的阴影下书写，却是常态，头脑被阉割，却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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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举几例：班固死于狱中，范晔四十八岁时与其子一同被杀，为人“质直”的陈寿被废，十年不仕。中国二十四史的许多作者，知不可为而为之，以身殉职。看似对自身结局、对自己的书写对象诚惶诚恐，其实完成史书这件事，本身意味着他们对未来和后人的信心满满，对强于自身的事势之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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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读其书要知其人：中国二十四史的编撰者，向死而生，精神的狷狂异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每一朝的二十四史要对前朝的罪进行检讨，所谓今是而昨非；要漂白取代先前王朝的来历未必正统的新王之原罪：书写者，“非知难，言之难”（司马迁引韩非子语）。多半有此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结局的人生，有多少未尽之言，难道不会反射到历史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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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写史，本质上是否包含着写史者的吐槽？写史人的焦虑如何在传主的焦虑中泄露出来？被书写的历史人物何以选何以详何以略，闪烁着写史人的爱憎？为什么有的历史书写会被人说成“秽史”？谁能使之变成信史？变成人生的养料？如何在复杂吊诡的世界格局中，独具慧眼，与其共命运同呼吸心心相印？如何超凡脱俗，异军突起，不拘一格，窥见前途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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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化释疑和文本诠释的研究前沿达到这样的认识：二十四史中存有违禁之言、未尽之意，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秘而不宣，深藏不露，俟来者后代以更高智慧钩沉解密。在顺理成章的绵绵而谈背后，有多少家国民族的秘史和密识？微言大义的中国“密—教”，都要求你我彰武读史的真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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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得记住，二十四史，不过是方便的统称，其中不同的各部史，写作情境迥异，人事不同，被记叙者和记叙者都今非昔比，意图和技能不可同日而语：这里的肌理和文理，非仔细阅读，仔细触摸，仔细辨析不能体味。各位可以同时参考关于各史成书的介绍，与本辞典采缉的人物情事两相呼应，得其意忘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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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读史的过程中成为“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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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读书破万卷，竟真的意味着要看破书本，剖析文本，推陈出新。一本死躺在那里的“史”，与你我正参与其中的“历史”之创造，两者中间，只有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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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史家，伟大的考订者，伟大的阐释者，乃至伟大的鉴赏读物的写作者和阅读者，都与你我一起组成多维的世界，都是文本制造和呈现的内外两面，人生之阳间和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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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根本困境和人的根本困难，是要死的生者，留住以往的记忆，成为今日之“生”的一部分；而今日之“生”，不久又要变成未来所见的“死”，这“死”，即每代每朝用符号、媒介和媒体、书本和网络固定下来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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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就是活的古人在死后的遗体和遗言，用庄子的话来说，是“糟粕”：酒精已玉殒香消，史书只剩下历史美酒的余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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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广搜旧闻，成一家之言。而专家已经说了：这“一家之言”中的“家”，指的正是“史家”，傲然立世的这一“家”。正是这一“史家”，在化酒糟为美酒，试图用历史书写的构成和修辞，来洋溢先朝和当代那说不明道不清的“历史”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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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是司马迁开创的历史书写的继续，开创和宣告了“史家”的存在。中国史书，书写者要成一家，读史者当然也要自成一家。鉴赏二十四史，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读出其内含和意义：自己成为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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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史家，驾驭诸子百家，君临世事纷繁，面对农工士商兵、天文地理人事，在文字符号信息资讯鱼龙混杂此起彼伏的状况中，出其不意，以“太史公”的身姿心态，以汉字的文本，一统天下。不是国王，胜似国王。以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公私立极：专家说，中国的“史”起了“法”的功能。以先人的曾有的辉煌和遗憾，为行动立则：民族的未来走向，有答案藏于中国的史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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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史家，“而观此就加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班固）史家：超越诸子百家，收集百科全书，考察百工百义，评鉴百姓百族，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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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春秋的精神，基于春和秋无尽流转的活生生的历史，以生命意识御之，这就是史家。“刷屏点赞”，评鉴一切遗闻遗物遗存的，这就是史家。在别人的历史书上书写历史书的，这就是史家。把旧闻新闻融合拼贴组装提炼成历史及其哲学的，这就是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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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本质上是用“书写”，这一人类之独一无二的造化标配，以人的“意识”投射于混沌繁杂的“世界”，或者兢兢业业于客观的刻意阐释（exegesis），或者豁豁达达于主观的故意阐发（eisegesis），对其解构，和重新加以结构：因此，史家本质上是人之解释“主体”，强赋意义于被解释“客体”的“释世者”和“救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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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民族的“经”：中国没有上帝；人，替天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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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史家本质上又是诗家，中国的史学、经学与诗学是浑然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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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的研究证明，每值改朝换代之际，人们都要重新叙述历史，以使今天的结果变得可以理解。诗学的参与使史学变得更为丰满，有了更多的心态内容；而史学的基础和方法又赋予诗学以历史感和实证性，提升了诗学的学术含量。而所谓“诗”，就是对现实外观的心灵所见；对知易说难的语言表达，对无法记忆的记忆之记忆。是难以立言的“立言”，是以“立言”体现的“立德”和“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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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面对死亡，宏扬一种“三不朽”的精神：即“立德”、“立功”、“立言”。生命规避死亡而追寻永恒的生存渴望，只能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取向在形而上的精神空间兑现，必须借助于语言这一中介来存在和呈现于这个世界。正是这种在语言家园中的“立言”，使儒家阐释主体在精神和思想上超越了自我，获取了永恒。在儒家诗学体系中，“立德”和“立功”等功利性的价值最终必须落实在“立言”上，才能超越主体自我归向不朽的永恒。儒家阐释主体及其诗学体系也正是在经学的经典文本形式上“立言”，才能够在历史的代际传递中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空间的精神不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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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就这样显示了一个与别国圣经和史诗体现的心灵迥然不同的“中国心”：碰到大大小小事情之时，中国人究竟是怎样想的？可以说压根儿没想上帝，甚至也没想到孔子老子的教导：且看二十四史中无数的活灵活现的故事所呈现出的栩栩如生的中国心吧。中国传记体与圣经之先知书的区别，也就在于中国人是特立独行于天下的“人”，压根儿不需要“上帝”之预设。中国人是顶天立地如老天一样“天行健”的无法无天的百姓。中国人要响应的是自家内心的calling（上天的呼唤，天职）：随心所欲不逾矩，耀祖扬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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