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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对世界上最主要的各种圣经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经文叙述的人称之差异，对此是雄辩的佐证：别国的“圣”“经”，内在也是史书或包括史书，本质上也是民族的历史经验，其叙事者，不是神说，便是先知教诲；而二十四史的叙说人则是“史家”，你我一样的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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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哪怕传下来的史书，书不尽言，为至尊者伪，欲言又止，言不由衷；哪怕那些史家身处目睫困境，清晰洞悉他人，却无法看破自己，或说无法决定自己命运和归宿；但在其书写的深层构成中，固着了中国文化、制度、社会以及政治之一切的一切。这种深层的意蕴，就是史书积淀着的“诗”，一种对中国人的“群体画像”，一种超越具体朝代和具体记叙对象和记叙者的永恒的东西。本鉴赏辞典用以设定和取舍二十四史文本的结构和准则，就是寻觅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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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二十四史及其整个制度非同小可。借用一下，二十四节气和二十四史，人类存在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刻痕和见证，同时出自一个叫中国的国家；指示着一种生命和文化的支轴，旋转着时空永恒的周期，透露出人世宿命的历运：有着中国经典之经典的《易经》所透露的礼数和理数，智术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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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人物的无穷演转和衍生，由一朝又一朝、一代又一代、一世又一世的血肉的人的出现与消逝体现，历历在目。使之“文”化，使之“书”写，生命凝为叙事，时空定格历史：这就是中国的二十四史，这就是我们家国的起居册和生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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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观看：二十四史编撰者的观看和你我读者的观看，交织，辩驳，考据，证伪，想象，衍生，二十四史不止于已成的书，而已然是国民读史的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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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拘泥于细节的对错，无须纠结于论断的是非，一种叫作二十四史的历史书写体系之坚持，足以让世人叹为观止，谦卑恭敬。你我要鉴赏的，正是这浑然一体的二十四史，而不是割成奇闻异事的牛肉块：我们能以庖丁解牛的中国智慧，得心应手地解构本是全牛的那头牛，全因为有全牛在胸。这是这本《二十四史鉴赏辞典》与其他同类书籍不同之处；也是在技术角度上使一本体量和内涵不及二十四史巨作毫厘的小书，得以顺畅写作和自信现世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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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二十四史皆经，在历史的“实事”中“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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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二十四史并非简单的“纪传体”：“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郑樵《通志》）《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志是人类最早自觉以一家之言进行的文化百科全书式的书写，定格本族本国本朝本代本天下的横断面。这比西方认为的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尔顿的社会文化的历史书写，不知早多少千年。志，民族志，生活志，社会志，文化志，自觉地志写自己生存的一切和全貌，这，雄辩地表示了这一民族达到的人文高度，表达了这一人群为天下立极而上下求索的心志。历史不单在故事中经过，更在生命实景中经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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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经”，这接地气的经过、经历、经验，是被理论世界、言说世界、伦理世界、律法世界和政治世界所遮蔽的、人间百姓过着日子的真实的生活世界。生而为社会人的人啊，就如当代社会心理学已揭示的，支配人生活动的，只是人的潜意识，而意识不过是为其寻求理据而已；你我生而具有的潜在欲望和愿望、需求和企求，对幸存和成功的强者意志，是这个接地气的日常世界的本真逻辑，而那些听上去很美的东西，不过是海市蜃楼似的“上层建筑”：中国先人最睿智地“一言以蔽之”，叫作“文之”。想入非非的上帝，乱话三千的神仙，侃侃而谈的道理，巧立名目的条文，等等等等，只是对人们在过着的日子的“文之”罢了。古代中国开天辟地屹立于历史的“史家”，就是洞悉这文化奥秘，从而拨云见日、行幸于诸子百家之上发声的金鸡独立的“一家”：其“一家之言”就一定要以自己独特眼光和方法，“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悬隔一切现成教条和老生常谈，直入事实的人间，直抒自家的见地：这就是纪传体历史书写为什么要把一篇篇细细叨叨的人生故事，与一幅幅开豁纵横的表志，加上自己刚愎自用非我莫属的“史公曰”，“拼贴”成正史这一做法的历史哲学内涵。中国的史家，就这样通过加入百姓的实际世界，用与大道理们相对应的大异其趣的“文”，即历史书写，使之显现，从而挖掘其微言大义和态势征兆。正是在这样深邃的中国式的历史哲学之基础上，达成了“二十四史皆经”之深奥而意味深长的文化奇境。这是与中国式的“实事求是”行动方略镜映的、在“历史实事”中“求是”的历程。“自行其是”的史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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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反过来把人的人生意义，人活在世上的意义，人建功立业的意义，人之历史的意义，赋予其历史叙事。这个重任，中国的二十四史当仁不让。通过二十四史的编写，不自由的史家获得了历史的存在和人生的自由。在杀身之祸或潦倒困顿中，完成本人肉身的存在；而千百年来未必自由的老百姓，则在阅读史书和观赏历史文艺的过程中多少获得心灵的自由：中国人的生命在历史的书写和阅读中存在和延续。志和演义，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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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飞扬、媒体铺天、公众号盖地的当代，你我的生命分分秒秒在衍生，人类和中国的历史分分秒秒在延续，已经“作古”的史书其实也在分分秒秒地成长着。离我们远去的二十四史，在专家不间隙地考订补遗的同时，因着活生生的当下人们的考古挖掘钩沉，新器物新资料催生的新阐释新证伪，面目今昔迥异。可见，历史书写非但难以充当如山铁证，而且得做好充分准备，被后来不断发明和使用的考古利器、和运用新的历史哲学的人们，证伪，颠覆，改写。在所谓的“互联网＋”时代，还包括不知从哪儿蹦出来的大牛，人众势大，不是简单地翻案和再拨乱反正，而是运用严谨的研究和负责的调研，透视史书的语词外套，揭示历史真面目。反过来，进一步确证了：史书毕竟只是书而已，尽信书不如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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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读史书，也是中国历史书写者对待先于自己的史书的态度和作派。是的，我们需要在“假”的中间读出“真”的来。这种假，既有各种原因的作伪，又有源于中国历史书写之哲学和美学的演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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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有后人写成的史书，都有一样的问题，世上历史哲学家早已大言不惭：历史书写多有四类谎言——捍卫性的，保护性的，教诲性的，政治性的。只是作为人类各国绝无仅有的写史体制和成品，二十四史的真假问题一定也与众不同。所谓鉴赏，不把这点想清楚讲清楚，那也只能闭眼摸象了。百年来，世人要么大批判，要么大点赞：至于汗牛充栋的历史故事演义，多半断篇取义，巧立剧目，铺张情节，借题生发。我们也不可避免，不过，还是应该想方设法在世界已有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方法论以及历史书写样式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先把真假问题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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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刘贺一生经历王、帝、庶民、侯四种身份，在位仅二十七天，汉书记载他有1127件荒唐事，因“行昏乱，恐危社稷”被废黜。而刘贺墓的出土文物却显示，墓主是个知书达礼、爱好音律、情趣高雅的人。刘贺究竟因何被废？刘贺墓的考古发掘给世人留下哪些疑团？出土文物能否为汉废帝“翻案”？“信史”还没着落，一本想象大胆、有大量假设的有关海昏侯刘贺的书已及时出版，可以想象，这本书也将与二十四史并存，流传，成为历史书写之久媒体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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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俑又是另一个包含历史哲学深意的大例子：为什么这样历时久长而硕大显眼的事件会毫无历史记载？司马迁真一点没风闻吗？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史家以什么理由来采集和取舍史料？写史者以什么理由故意不“实录”？司马迁是故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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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对古代冶金方面的研究。汉代的球墨铸铁标准，和我们现在冶金部颁布的标准竟然是一致的。而西方的球墨铸铁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又相差了2000多年。然而，汉代的球墨铸铁竟不见于史书和其他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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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史书不过是文字符号呈现的文本而已，有人说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那么，一部历史书写史呢？但是，误读不见得是负能量，有全球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罗列了六种人们种种有意无意的误读，包括批判式的、对抗式的和升华式的等等。文本有“缝隙”，读的人有“主见”：宁为鸡首毋为牛后，设法换个眼光重新看，就不可避免；前人的影响引发焦虑，语不惊人死不休，常是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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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十四史中有没有无法造假的“真”？有没有不以读者看法为转移的真“本”？有。因为，不管什么版本，书在，制度在，写书人在，传播人在，看书人在。更本质的是，这一制度如何在造假的文本中透露其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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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朝写前朝，不同民族的朝代写，官修，私修，各个不同，但用的是汉字，包含的是中国的母题和集体无意识；中国式的文学和叙事，词和物，语词和成语，典故和比喻：存在到永远，显示一个国家的存在，地缘，人缘，事缘，史缘。这是文化的疆界，心理心灵心智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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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那些帝王几乎都不是纯粹的汉人，许多王朝也直接由非汉族建立，但其历史书写一如既往万世相承，皆用汉字书写。所以，中国不是那个可以随便套用的“想象共同体”，二十四史正可以为证。二十四史的书写制度和一以贯之持之以恒的书写文迹，是“中国”这一“民族共同体”的围墙，是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心灵的具象，是书同文心同思行同规的深层构造；是先于今天天下之“英语力”的“汉语力”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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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的国！中就是中，中不中？历史的盈亏，历史的因果，历史的走向，隐约踊跃其中。二十四史之编写过程现身说法：二十四史盘根错节于“国”之中，在把层出不穷的“周边”凝聚于中的过程中，影显出中国文化居“中”的历史存在。不管什么民族执政，不管哪一地方人士做王，不但大小老婆侍妾来自五湖四海，而且颇“全国一盘棋”，叫作“大一统”。而二十四史正是史家们认定“中国”，建立“中国叙事”、“寻智中国”的历程；无论哪个民族，无论哪个籍贯，掌权就掌握话语权和写史权，然而，绝对没人敢另起炉灶，开启另一套史书的写作：二十四史书写体制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中流砥柱和凝聚剂。不管世界怎样变化，中国总要发出自家的声音，显示自身的文化，不甘旁落，总要居“中”，其缘由可在二十四史编撰制度中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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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老之生”、“常又谈”？什么是万变不离的“其宗”？什么内涵，什么智慧？这就是我们要在二十四史里追寻的“真”：朝代连续和乖扭；考古的映照和矛盾，版本修订演变和纹饰；被迫写和主动写，吊诡的写史过程和写史人。为和伪：故意的作为，也叫伪，没有贬义；然而，皇帝再无理取闹，自说自话，生杀予夺，也只得像煞有介事，让写史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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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语境中，史家故意埋入了什么？仿真和故意错释，今是昨非还是今非昨是：史书是人的遭际和视界的凝聚。无法作假的史实——史家的命运、心计和行迹。中国式的反思，中国式的期盼，中国式的破旧立新和新陈代谢，人之孝道在国家侧面上的体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历史的存在和我的存在。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样，吊诡如何鉴赏，矛盾如何鉴赏，错录如何鉴赏，别人的误读和造假如何鉴赏，关于二十四史如何编起来的知识如何鉴赏？幻想、谎言和现实的一锅煮，如何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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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欣赏中国历史书写之中国造型艺术般的美学和哲学特点：留白，写意写气，写互文、互见和共叙，构成，布局，心照不宣，微言大义，正反之辩，黑白真假，重轻虚实，隐晦而不失实录。看破于史书和事势之间：历史洞见比纷繁的史实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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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承载了司马迁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历史和不同人物命运的认知，对完美人格的期待，对汉武帝当朝的评判，并通过戏剧性的故事营造，再现历史。而这也正是中国史学开创的“历史及其事件具身化书写”的伟大传统，所以二十四史都以人物的行事体现无限广阔复杂的史实。作为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如何精到地选择传主，如何在非常壮阔而吊诡的时势中呈现其行事言语，有着深入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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