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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攻破山夷,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又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滍、清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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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或讥其意碎者,预曰:“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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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沈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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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辄居将率之列。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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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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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斋中。外人闻呕吐声,窃窥于户,止见一大蛇垂头而吐。闻者异之。其后征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行次邓县而卒,时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赠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预先为遗令曰:“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子孙一以遵之。子锡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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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长沙王乂文学,累迁太子中舍人。性亮直中烈,屡谏愍怀太子,言辞恳切,太子患之。后置针著锡常所坐处毡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问锡:“向著何事?”锡对:“醉不知。”太子诘之曰:“君喜责人,何自作过也。”后转卫将军长史。赵王伦篡位,以为治书御史。孙秀求交于锡,而锡拒之,秀虽衔之,惮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政,迁吏部郎、城阳太守,不拜,仍迁尚书左丞。年四十八卒,赠散骑常侍。子乂嗣,在《外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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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臣曰:泰始之际,人只呈贶,羊公起平吴之策,其见天地之心焉。昔齐有黔夫,燕人祭北门之鬼;赵有李牧,秦王罢东并之势。桑枝不竞,瓜润空惭。垂大信于南服,倾吴人于汉渚,江衢如砥,襁袂同归。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穷巷,落落焉其有风飙者也。杜预不有生知,用之则习,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孔门称四,则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独擅其一,不其优欤!夫三年之丧,云无贵贱。轻纤夺于在位,可以兴嗟;既葬释于储君,何其斯酷。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当代之元良,为诸侯之庶子,檀弓习于变礼者也,杜预其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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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汉池西险,吴江左回。羊公恩信,百万归来。昔之誓旅,怀轻罕素。元凯文场,称为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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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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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字元凯,为京兆杜陵人氏。祖父杜畿曾任三国魏的尚书仆射。父亲杜恕任幽州刺史。杜预知识面宽广,懂得许多门学科,明晓兴亡的道理,经常这样说:“道德不可以空想得来,立功立言才能近乎它。”早些时候,他父亲与高祖宣帝(大将军、宣王司马懿)合不来,于是遭到排斥,患忧郁病症而死,所以杜预迟迟不得步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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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司马昭)承袭了他哥哥司马师的官位,杜预婚娶了司马昭的妹妹高陆公主为妻,这才做了尚书郎的官职,继承了祖父丰乐亭侯的爵位。任职四年,转为参相府军事。钟会攻伐蜀国,让杜预当了镇西长史。到了钟会反叛时,他手下官僚都遭到杀害,只有杜预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幸免于难,还得到一千一百五十户的增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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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车骑将军贾充等人制定律令,律令的条文制定出来了,杜预为律令条文做了注解,于是把律令和释文一块奏上朝廷,说:“法律就像木匠用墨斗在木材上绷出黑线一样来判断取舍,不是穷理尽性的书籍。所以文字精练,而且事例直截了当,判断省便而且禁律简要。事例直截了当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禁律简要使人难以违犯。容易理解,那么人们才知道避免犯罪,难以违犯,才接近于把刑具放置起来而不用。刑法的根本在于简要明白,因此必须审明名分等级,审明名分等级的律例,一定要克制枝节的道理。古时的刑书,刻在钟鼎上,或铸造在金石上,所以能广泛全面地禁止邪门歪道,使那些不法分子也钻不了法律的空子。现在所作的注解,全都综括了法律的内容,用名分等级贯通起来。使用法律的人按照名分事例来判明取舍,伸张法律的公正,杜绝支离法律条文、断章取义的审案方法。”皇帝下令在全国颁行了他所注释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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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始年间,任为河南尹。杜预认为,京师是遵循天子教化的首善地区,天子的教化由近到远,凡是发布的政令和喻示,务必顾识大体。他接受皇帝的命令,起草了升罢官员的文件,这项文件的内容说:“臣听说上古的政治遵循自然的道理,谦虚律己,宽诚待人,自然就会收到诚信顺从的效果,精神感化,人心舒畅,从而治理天下的规律就能被掌握。等到淳朴逐渐地消散的时候,美和恶的东西被彰扬和揭露出来,这才设立了官和职责分工,并按照官职颁行爵禄,广泛地宣传王者颁行的六项法典,来详细地考察官员的政绩。然而还要靠明哲的辅弼,建立考核忠贞的机构,使名分不得超过功劳的量度而独美,功劳也不能因为名分的低下而被埋没,全都按照类别咨议,广泛地征询意见,形成方方面面的文字。待到末世,不能诏述上古的淳朴,而求后来的繁文缛节,内心有疑惑,而相信耳目的听闻;耳闻眼见有所怀疑,而相信法律书籍。律书条令越烦琐,官员作假越厉害,法令派生的条文越多,作弊的也更多。过去汉代的刺史,每到年底才向朝廷奏事,并没有制定详细考核官吏的条文,但判别是清官还是贪官,大体不错。三国时魏国对官员的考核,就是沿用汉代京房的办法,条文很详密。但由于内容繁细反而违背了考核官吏的精神实质,所以历代不能沿袭通用。哪里比得上唐尧的旧法,删繁就简,简要的律令才能让人容易遵从。充分体现事物的道理,用精神去领会,使之深入人心。舍弃人的因素而仅仅依凭法令,就会损伤事物的道理。现在考核优劣,不如委任通达事理的官员,各自考核他们负责的那部分。担任官职一年以后,每乡推举出优秀的一人为上等,劣差的一人为下等,在向皇帝汇报时把他们的名字奏上。这样经过六年,主持这项事情的官员总结选择,六年都被推为优等的人,越级提拔,六年处于劣等的人,奏上朝廷罢免他的官职,优多劣少的人,继续录用,劣多优少的人降职使用。现在考核的等级,与实际对不上号,实行起来有难有易。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录取优等,按照较低的标准淘汰不称职的官员,主持考核的官员务必准确地衡量轻重,稍加降斥,不必再去按法律条文细抠了。《己丑诏书》因考核难以成功,听任通用荐举的惯例办法。举荐的道理,即也取于社会舆论。六年才进行荐举,罢官、升官都没有渐进的过程,这又违背了古代三次考核才决定升免的本意。现在每年一考,积优以致高升,累劣以致被免官。如果能用士君子的良心对待他们,就不可能出现六年把清官六次罢黜、六年连续提拔昏庸无能官员的情况。监督部门的官员也将可以配合这项工作并随时检举揭发他们。如果让上下公开袒护过错,这样就舆论大坏,升降罢任也就无标准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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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隶校尉石鉴因过去和杜预有旧仇,在皇帝那里告了他的状,杜预被罢了官。这时,西部少数部族攻犯陇右地区,朝廷任命杜预为安西军司,调拨给他三百人的兵,战马一百匹。到了长安,又升任他为秦州刺史,兼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正当少数部族兵力强盛的时候,当时任安西将军的石鉴,命令杜预出兵攻击敌人。杜预认为敌军乘着胜利,士气高昂,马也肥壮,而官军孤军深入,又很疲乏,应该增集兵力,运积粮草,等到明年春天再进行讨伐,向石鉴陈述了五条不可、四项不须的理由。石鉴十分恼怒,又向朝廷奏告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耗费了大量财物,造成军用物资缺乏。朝廷派遣御史用囚车将杜预押送到廷尉。由于杜预婚配了公主,属于八种免刑人的范围,让他用侯爵来赎罪。以后陇右战事的发展正如杜预所预料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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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朝廷大臣都认为杜预长于运筹帷幄,赶上匈奴帅刘猛发动兵变,从并州以西到河东、平阳一带都受到影响,皇帝命令杜预以散侯的身份在宫中议定计略,不久拜任为度支尚书。于是,杜预向朝廷建议设立籍田,筹划安定边防的策略,论述处理军国要政的方针大计。又提出制造人力排灌机械,兴建常平仓,确定谷物的价格,整顿食盐的运输,制定税赋制度,对内有利于朝廷、对外可以救援边地的建议达五十多条,都被采纳。石鉴从边地军队中回到了京师,报功不符合实际,被杜预检举揭发出来,于是两人又结下了新仇,因他们互相指责争吵,一同被免去了官职,杜预仅保留了侯爵和原来的职位。几年以后,又拜任度支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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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皇后的灵柩将迁葬在峻阳陵。按照旧制规定,葬事完毕,皇帝和群臣就可脱掉丧服。尚书向皇帝上奏说,皇太子也应该脱掉丧服。杜预建议说:“皇太子应该恢复古制,服满三年丧期。”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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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因历书有误差,不符合日晷的刻度,向朝廷奏献《二元乾度历》,公布于世间实行。又由于黄河上的孟津渡危险,时有翻船的祸患,请求在富平津建造河桥。当朝大臣有人以为殷周建都的地方,历代的圣人贤哲都不曾建桥,必然有不可建桥的缘故。杜预说:“‘造舟为桥’就是所说的河桥。”待到河桥建成后,皇帝率百官到桥上视察,举酒杯对杜预说:“若没有您,这座桥就造不成呀!”杜预回答说:“若没有陛下的圣明,我也就不能施展建桥的技巧。”周朝的太庙有一种放置在座右名叫欹器的巧器,到了汉代东京时还放置在御座旁。汉末丧乱,不再存在了,形状和制作方法也就失传了。杜预把它又精心创造了出来,呈献给朝廷,皇帝十分嘉赏并且称叹不已。咸宁四年秋天,大雨连续几天不停地下起来,蝗虫成了灾害。杜预上疏反复陈述农业的重要,这件事记载在《食货志》里。杜预在朝内做了七年的官,调理各种政务,数都数不过来,朝野上下都交口称赞他,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杜武库”,意思是说他的计谋多得无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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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皇帝心里有灭吴的打算,朝臣多数人不同意这样做,只有杜预、羊祜、张华与皇帝的意见相合。羊祜患了疾病,推荐杜预接替他,因此,杜预以原有的官职假节行平东将军兼管征南军司的职责。直到羊祜病死,杜预拜任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给了他一辆追锋车和第二驸马的称号。他到镇后,修缮铠甲兵器,耀武扬威,挑选出精锐的士兵,袭击了孙吴的西陵督张政,大破吴军,因立有战功,得到了三百六十五户的增封。张政是孙吴的有名将领,据守在要害的地方,由于没有准备遭到失败,使他痛感耻辱,故没有把失利的实际情况报告给孙皓。杜预想用离间计,挑拨吴帝与边将的关系,于是写了一封书信送给孙皓,告知他晋军将俘获的吴国兵士放回。孙皓果然召回了张政,派武昌监刘宪接替张政的官职。因此,大军临近边境,迫使吴国将帅换人,造成了吴军覆灭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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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等到筹划安排已差不多了,这才启奏朝廷请求确定伐吴的日期,皇帝答应他到明年才打算大举进攻吴国,杜预修表一封陈述他的策略:“自从闰月以来,敌人只是戒严,江水下游没有兵员上溯,从情理和形势推测,敌人已无计可施了,力量难以顾全上下两头,必然先守护上游,固保夏口以东的地盘,目的就是拖延时日,休养生息,没有办法增兵西上,使国都成为空城。陛下您过分相信了片面的言论,便放弃了军国大计,放纵敌人就会留下祸患。这实在是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既然发动战争而有失败的可能,不如不发动。谋划事情,一定要从牢靠出发。这次行动或许成功,就能奠定太平的根基;不成功,不过是损费了些时间,还顾惜什么而不试一试呢!如果非得到后一年,天时和人事都不能一成不变,我恐怕那时就更难了。陛下您早就做过决定,分命我们随宜进军,当然也有所禁持,那就是东西两方面行动一致,确保战事万无一失,没有失败的忧虑。对此,我心里很清楚,不敢用暧昧的见识自讨苦吃,希望陛下您能够明察。”隔了十多天,杜预又上表说:“羊祜与朝臣多有不同的看法,他不先广泛征询意见而就暗中与陛下您一起制定这项计划,因此便出现更多的不同意见。凡事都应该权衡利害,现在行动十有八九对我们有利,其一二只不过是无功罢了。那些失败论者,没有任何根据,只是这项计划不是出自他们之手,论功劳也没有他们的份,于是对以前说过的话也不认账,所以采取保守的态度。近来朝廷的事情不论大小,不同意见针锋相对,虽然人心不同,也都是由于仗着恩宠不考虑事后的难处,所以会轻率地赞成或反对。过去汉高祖宣帝让朝臣议论赵充国提出的军事计谋,待胜利以后,那些参加讨论而持异议的人全都叩头谢罪。从此反对意见就没有了。自秋天以来,讨伐贼军的有利形势越来越明显了。如果现在半途而废,孙皓必然因惧怕而生出计谋,或者把都城迁到武昌,增筑长江以南的各个城防,把他的居民移到远处,城池攻不下来,田野又没有所能掠夺的东西,再把大船集中在夏口,那么明年的计划或许没有办法实现了。”这时皇帝正在和中书令张华下围棋,杜预的书表恰好送到。张华把棋盘推到一旁敛手施礼说:“陛下您圣明神武,朝野上下清平,国家富裕,兵力强盛,号令一出,天下统一行动。吴国的主子荒淫骄虐,诛杀贤哲能人,现在讨伐他,可以不费多少劳苦就能平定。”皇帝这才批准了杜预的攻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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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于太康元年正月,在江陵列兵布阵,派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众沿着长江西上,授给他们临事决定的权力,不到十天的工夫,连连攻克了几座城池,都像杜预事先所料到的那样。又派牙门将管定、周旨、伍巢等率领八百人的奇兵,在夜里乘船渡过江水,来袭击乐乡城,遍地张布旗帜,在巴山上燃起大火,突然出击吴军要害的地方,首先挫伤了敌军的士气。吴军的都督孙歆十分震惊,在给伍延的信中写道:“北方来的军队,真是飞渡过长江的。”吴国的男女一万多人纷纷投降了晋军,周旨、伍巢又在乐乡城外埋设了伏兵。等孙歆派出去拒抵晋将王濬的军队大败回来时,周旨等人发动伏兵,混入吴军,随众进入了吴的军营,孙歆没有觉察。晋军直奔到孙歆的帐下,把他俘虏了回来。因此军中把这件事编成了歌谣说:“用计谋代替战斗,一人能当一万人。”接着杜预下令进军直逼江陵。吴国的督将伍延假装投降进而登上城墙,布列兵士,杜预指挥晋军攻克了江陵。长江上游的地区已经平定了,沅江、湘江以南直到交州、广州一带,吴国的州郡全都望风归顺,交出了官印,杜预行使特授的权力,安抚投降的将吏。一共斩杀和活捉了吴国的都督、监军十四人,牙门将、郡守一百二十多人。又乘着兵威,把吴将士的屯戍之家迁移到江北,充实这一地区的人口,南郡故地都一一任命地方官吏,荆州地区的社会秩序稳定了,吴国的人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纷纷奔赴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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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濬先前汇报说得到了孙歆的人头,后来,杜预却把活捉到的孙歆解赴到了京师,这成了洛阳城中的大笑话。这时各路军队召集会议,有人认为:“活动了一百年的贼寇,不可能全被消灭。眼下临近暑期,雨季正要到来,传染病也将会发生,应该等到明年冬天,再进行大规模进攻。”杜预说:“过去乐毅凭借着济水西岸那场战争兼并了强盛的齐国,现在士气正旺,就像破竹一样,劈开几节以后,其余的都会迎刃而解,再不用费力了。”于是向众位将帅指指划划,教授给他们作战的方略。结果军队直指秣陵,沿途所经过的城邑,没有不束手归附的。以前那些对伐吴战争持异议的人这才写信向杜预承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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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已经被平定了,晋师打点行装凯旋,回到了洛阳城,杜预因立了大功加封当阳县侯的爵位,封邑达到了九千六百户,他的儿子杜耽也被封为亭侯,有了一千户的封邑,还接受了皇帝赏赐的八千匹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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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进攻江陵时,吴国人知道杜预脖子上长了瘤子,害怕他的计谋,就把瓠系在狗的脖子上出示给杜预。大树上若长有瘤状的疙瘩,就砍下来,在被砍处题写“杜预的脖子”。等到攻陷江陵后,杜预把这些人全都逮捕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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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回到了镇守的荆州城后,向朝廷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家世吏职,认为祖上的功劳并非武功,请求退职,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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