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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曰：人之立事，无不锐始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观玄宗开元时，厉精求治，元老魁旧，动所尊惮，故姚元崇、宋璟言听计行，力不难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识擢，狎而易之，志满意骄，而张九龄争愈切，言益不听。夫志满则忽其所谋，意骄则乐软熟、憎鲠切，较力虽多，课所效不及姚、宋远矣。终之胡雏乱华，身播边陬，非曰天运，亦人事有致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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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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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他七岁就会写文章，十三岁献书求见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赞叹说：“这孩子一定能担当重任。”恰巧张说贬到岭南，一见到张九龄就待他很厚。张九龄在为父亲服丧期间，悲伤过度，他家庭院中的树木枝干连生。张九龄考中进士科，起初调任校书郎，后应制举道侔伊吕科，回答策问，被判为高等，升任左拾遗。当时玄宗自即位后，还不曾在郊外祭天，张九龄提出建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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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众神的君主，帝王就由他那里接受天命。自古以来继承统治地位的君主，必行在郊外祭天以始祖陪从受祭的礼仪，以示对天命的恭敬、对上天赐予的报答。决不由于恩德未能遍施，一年的谷物没有收成，而不施行这一礼仪。《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天而以后稷陪从受祭。”指的是周成王年幼，周公暂居皇帝之位，仍然施行这一礼仪，表明它是不可以废弃的。汉朝丞相匡衡说：“帝王的事情，没有比在郊外祭天更重要的了。”董仲舒也说：“不在郊外祭天而祭山川，打乱了祭祀应有的次序，违反了礼的规定，所以《春秋》中加以非议。”臣以为匡衡、董仲舒，是古代懂礼法的人，他们都认为在郊外祭天，应当置于祭祀中的首位。陛下承继先圣的美好事业，至今已经五年，尚未施行报答上天的礼仪，查之于经书，在道理上恐怕是讲不通的。现在各种谷物生长茂盛，鸟兽都很顺服，四方异族内附，战争停止，却懒于侍奉上天，这恐怕不可以成为准则。希望在推算的祭天日子到来的时候，陛下登上紫色的祭坛，在坛上铺下彩色的席子，以使上天的至高无上地位得到确定，那么圣朝的仪制典则，也就没有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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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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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谬政治的气象，会导致水旱灾害的发生。天道虽远，它的感应却离我们很近。从前东海郡冤枉地杀掉了一个孝妇，天就旱了很长时间。一个官吏断事不明，一个平民妇女死于非命，上天就会显示出她的冤屈。更何况天地四方百姓之多，无不命运掌握在县令手中，安定产生于刺史那里，在陛下同他们一起治理天下的人中，刺史、县令是特别接近百姓的，如果他们不称职，那么导致水旱灾害的缘由，哪里只是一个孝妇而已！现在的刺史，在京师附近地区以及一二等的重要州郡任职的，尚且略加选择，其余长江、淮河、陇山、蜀、三河的大州以外地区的刺史，就逐渐用非其人了。由京官出任刺史的，有的自身有过失，有的政治上没有什么成绩，这是用州刺史的职位，作为贬逐官吏的去处。有的人由于依附他人而窃据高位，等到势力衰弱，就说是才能不能胜任京官的职务，也出为刺史。至于武夫、低于九品的流外官，则积累资历就能得到刺史的职位，而不考虑其才能。刺史尚且这样，县令还能提吗？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致力于根本的职位，却为追求升官的人所轻视，蒙受灾害的人民，常遭到没有才能的官吏的搅扰，陛下的圣明教化，必将从此而衰落、滞塞，这种弊害都是由于对接近百姓的官吏不作选择而造成的。古时刺史入朝任三公，郎官出外当县令，现在朝廷的士大夫，一入朝就不想出任地方官，他们谋虑私利，很自以为得意。京师是官绅贵胄聚集之地，自身声名产生的场所，在这里，从从容容依附他人，无须辛勤就能成功，这就是说大利在于朝廷，而不在于外郡。有智谋才能的人，都有求利之心，怎肯再次离开京师出任刺史、县令呢？国家依赖有智谋才能的人而得到治理，他们中之所以往往没有人愿担任接近百姓的官职，是由于陛下不用法令来改变这一状况的缘故。臣愚昧，以为想使国家得到治理的根本方法，不如重视刺史、县令，刺史、县令既已得到重视，那么有才能的人也就会担任这些职务了。应当进而用条令规定官吏的任职资格：凡没有担任过都督、刺史的，即使考课成绩优异，也不得担任侍郎、九卿；凡没有担任过县令的，即使有好的政绩，也不得担任尚书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都督、刺史、县令虽在极远的地方，也不让他们连续十年在外任职。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来救治上述偏差，恐怕天下仍然不能得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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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古时选拔人才，只择取称职的人，因此士人修治平素的行为，而不希图侥幸，奸诈行径自行止息，进入官吏等第的人不混杂。现在天下不一定比上古时代治理得好，而事务却比从前一天天成倍增加，原因确乎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整治，而在一些枝节上施技巧。所谓枝节，指的是吏部的条规，都成百上千。于是主办文案的官吏，沉溺于文书写作；狡猾和善于钻营的官吏，借助不正当的手段而高升。臣以为起初创立官府文书，不过为了防备遗忘，现在却反而追求精通文书，而忽略人的才能，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剑由正航行的船上落入江中，便在船边刻上记号，等船停后再顺着记号入水找剑嘛。现在凡称举吏部的能者，就说能从县尉给予主簿的官，从主簿给予县丞的官，这只是掌握法令条文而知道官吏的阶次罢了，却不论被录用者的贤与不贤，岂不荒谬呢！那吏部尚书、侍郎，是因为贤能而授职的，难道不会识别人才？如果识别困难，提拔十个得到五个合格的，这也就可以了。现在却拘泥于条规，根据资历分配职务。为各种官职选择合适的人才，原先并没有根据资历分配之意，所以同时代人有“平均分配”的非议，而官府则无得到贤才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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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以为吏部选拔人才的方法，弊病在于一成不变。现在如果刺史、县令精心审核人才，就所管范围每年应当选拔的人，先令人考察其才能品行，可进入官吏等第，然后送尚书省，尚书省又加以选择，根据所用人数的多少，定出州县录用的名额。那么，州县对于所荐举的人就慎重，可授给官职的人才就多；而吏部利用了州县的成果，也就不会有很多庸才参加铨选了。现在每年参加吏部铨选的人以万计算，京师的粮食、物品大量消耗，难道有这么多人才吗？假冒滥充到了这样罢了。吏部铨选以一首诗一篇判词定是非，只能使贤人受埋没，这是清明时代的政治失误。天下虽然广大，朝廷上虽然人多，（士人中的著名贤才，还是可以知道的，）一定让诽谤称誉相互淆乱，不清楚如何听从接受，事情也就到此完结了。如果知道某些人贤能，各有等第，每一个官位空缺，又不按次序任用他们，难道不行吗？假如各部门的要职，滥以才能下等的人充任，那么人们的议论，就不会谈才能的高下，而只论得志与否了。因此，社会上的公正舆论就不可能建立，对名誉、节操就不可能讲求，有道德的人会因坚持自己的志向而落后于时人，普通人会因追求升官而改变节操。朝廷如果能凭美名而进用人，士人也就会凭美名而得利，而利的出现，是众人所追求的。如果不像这样，那么，从小的方面说，用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就能得到，一变将会至于偏私；从大的方面说，离开道义的行为得到认可，再变就会至于结党营私了。所以对于用人，不能不定其高下等第，高下有次序，那么官位就不可以非分求取，天下的士人一定会专心一意修养自己，而刑罚与政令也就自然公正了，这可是国家兴衰的重大问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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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张九龄升任左补阙。张九龄善于鉴别人才，吏部测验参加拔萃科考试的应选者与应举的人，张九龄常和右拾遗赵冬曦一起审查他们的等第，号称周密公平。接着张九龄改任司勋员外郎。当时张说任宰相，亲近并看重张九龄，与他互认为同族，常说：“子寿是后出的擅长文辞之人的冠军。”接着张九龄升任中书舍人内供奉，封曲江县男，又升任中书舍人。恰好皇帝封泰山，张说多推荐中书门下两省的录事、主书及自己亲近的人任代理官职侍从皇帝登山，往往越级让他们升到五品官。张九龄应草拟诏书，对张说说：“官爵，是天下的公有之物，授官应先考虑德行、名望，而后顾及劳绩、旧谊。现在皇帝登封泰山，向上天报告已成就的功业，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然而现在有时望的清要官未能蒙受天子的殊恩，办理文书的小吏却偏滥得印绶，恐怕天子的诏令一公布，天下人会失望。现在正要进呈诏令的草稿，还可以改动，您应该仔细考虑。”张说说：“事情已经决定了，平常人的话不值得忧虑。”后来张说果然遭到诽谤。御吏中丞宇文融正制定田法，有所禀报进言，张说总是提出建议同他的意见相违。宇文融深感不平，张九龄提醒张说，劝他注意，张说不听。不久张说被宇文融等人恣意诬蔑，几乎不能免祸，张九龄也改任太常少卿，接着又命他离京出任冀州刺史。张九龄因母亲年老不肯离开乡里，所以上表请求改任洪州都督。不久转任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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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张说主持集贤院，曾推荐张九龄堪任学士，以备天子咨询问讯。张说去世，天子想起他的话，于是征召张九龄入朝任秘书少监、集贤学士和知院事。恰巧天子准备赐给渤海王诏书，而诏书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写，于是天子召张九龄撰写，张九龄受命后立即写成。接着张九龄升任工部侍郎、知制诰。他多次请求归家奉养老母，天子不答应。于是让他的弟弟九皋、九章当岭南道的刺史，一年四季听任官府供给他们回家省亲的车马。张九龄又任中书侍郎，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守丧期间过度哀伤，有紫色芝草生于座位旁，还有白鸠、白雀在他家的树上筑巢。这一年，服丧未满，朝廷强令张九龄出仕，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九龄坚持辞去官职，天子不答应。第二年，张九龄升任中书令。这一年开始商议在河南创立水屯，募民垦种水田，张九龄兼任河南稻田使。张九龄向天子进言要求废除官吏据年资升迁的制度，又建议再次设置十道采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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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没有学问，见张九龄博学有文采，为皇帝所赏识，内心很嫉妒他。恰好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为有斩杀契丹可突干的功劳，皇帝想让他当侍中，张九龄说：“宰相代上天治理万物，有合适的人选然后授给这个职务，不可以用它来犒赏有功劳的人。国家的被毁坏，往往是由于官吏不正。”皇帝说：“借给他名号而不让他担任实际职务，怎么样？”张九龄回答说：“名号和表示尊卑贵贱的器物是不该借给人的。如果守珪平定了东北方的两个敌人，陛下又加给他什么官呢？”于是，皇帝没有这样做。皇帝又准备让凉州都督牛仙客当尚书，张九龄坚持说：“不可以。尚书，是古时的纳言，唐室多用过去的宰相担任，不然，就用当过中央和地方的显要职务、深有德行名望的人担任。仙客，本是黄河、湟水流域的一个小吏，让他等同于周代的常伯，天下人会怎么说呢？”皇帝又想赐给仙客封户，张九龄说：“汉代的法律，不是有功不封给土地，唐朝遵用汉法，这是太宗定的制度。边将贮积粮食布帛，修治器械，只是分内应做的事情。陛下一定要给予赏赐，用黄金、丝织物就行了，特别不应该赐给封户。”皇帝发怒道：“难道因为仙客是寒士就憎恶他？卿原来一向有世家门第吗？”张九龄跪下叩头道：“臣是边远角落的孤儿，陛下误听别人的话，以文章学问用臣。仙客出身小吏，目不知书。韩信，是淮阴的一个壮士、羞于和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并列。陛下一定要任用仙客，臣实在耻于和他并列。”皇帝不高兴。第二天，林甫进言道：“仙客，有宰相之才，却不能胜任尚书吗？张九龄是文官，拘泥于古代的事理，没抓住问题的本质。”皇帝因此决定任用仙客不再犹豫。张九龄违背了皇帝的旨意，内心已感到恐惧，害怕进而为林甫所害，趁皇帝赐给他白羽扇的机会，于是献赋用白羽扇比拟自己，赋末说：“假如得到合适的处所效力，纵然杀身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又说：“即使秋日肃杀之气夺去了效力的机会，藏入箱中也终究感怀主人的恩惠。”皇帝虽然给予很好的回答，但终于让他改任尚书右丞相，免去了他的宰相职务，而任用仙客。从此朝廷的士大夫就都只求保持禄位和天子的恩泽了。张九龄曾推荐长安县尉周子谅任监察御史，子谅弹劾仙客，话中曾援引谶书，皇帝大怒，在朝堂上对子谅用杖刑，又将他流放瀼州，子谅死在流放途中。张九龄因推荐了不称职的人而犯罪，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九龄虽因遵循正直之道而被贬黜，并不忧伤怨恨，只用文史娱乐自己，朝廷的人都认可他是名流。过了很久，张九龄被封为始兴县伯。他请求回乡扫墓，于是得病去世，当时六十八岁，朝廷赠给他荆州大都督，定谥号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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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身体瘦弱，为人宽容含蓄。朝廷旧例，公卿大夫都把上朝时拿的手板插在腰带上，而后骑马。唯独张九龄常让人拿着手板，于是准备了盛手板的袋子，这种做法在张九龄以前从未有过。后来皇帝每次任用人，必定问：“这人的风度能像张九龄吗？”起初，玄宗的生日——八月五日千秋节，王公大臣都进献宝镜，唯独张九龄呈进自己撰写的以前代的盛衰之事为鉴戒的书十章，名叫《千秋金鉴录》，以表达对天子的讽喻之意。张九龄与严挺之、袁仁敬、梁升卿、卢怡亲善，世人都称道张九龄交友能够善始善终。等到他当了宰相，敢于直言，有大臣的操守。在这个时候，皇帝在位的时间已经很长，逐渐懒于处理政事，所以张九龄议论朝政，必定尽情道出得失，他所推荐引进的，都是正人。武惠妃图谋陷害太子李瑛，张九龄坚持不同意，惠妃秘密派宦官牛贵儿告诉张九龄说：“有废必有立，您给予援助，宰相可以长期担任。”张九龄大声呵斥道：“后妃怎么能说有关政务的话呢！”立即报告天子，天子听过后面色都变了，所以在整个张九龄当宰相期间，太子没有祸患。安禄山起初以范阳偏将的身份入朝奏事，意气傲慢，张九龄对裴光庭说：“将来搞乱幽州的，必定是这个异族小子。”等安禄山带兵征讨奚、契丹打了败仗，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将他拘捕并解送到京师，张九龄就在向上呈报安禄山犯罪事实的文书上批道：“从前司马穰苴率师出征而杀了违犯军令的监军庄贾，孙武指挥妇女练习作战照样杀了违犯军令的宫女，守珪的条令如在军中施行，禄山不容免死。”皇帝不同意张九龄的意见，赦免了禄山的罪。张九龄说：“禄山狼子野心，面有反相，应当就眼前的事杀掉他，以断绝后患。”皇帝说：“卿不要援用王衍识别石勒的旧例而误害忠良。”终究不采纳张九龄的意见。皇帝后来在蜀中，想到张九龄的忠诚，为之落泪，并派使者到韶州祭奠张九龄，以厚礼救济他的家人。开元以后，天下人都喊张九龄为“曲江公”而不称他的名字。建中元年，德宗赞赏张九龄的遗风余烈，又追赠他为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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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的儿子张拯，在为父亲服丧期间，有节操品行，后来当了伊阙县令。恰巧安禄山攻占黄河、洛水一带，于是张拯被叛军俘获，但他终不肯接受伪官。贼寇平定后，张拯被提拔为太子赞美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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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的弟弟九皋，也有名，死在岭南节度使任上。张九龄的曾孙名叫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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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辞：人们的建立事业，没有不是开始时锐意进取，精心谋划，干到一半就逐渐松懈，最终则疲沓已极，无法振作的。观玄宗在开元时，厉精图治，资望高深的旧臣，常为他所敬畏，所以姚元崇、宋璟的话都被玄宗听从，计划都能得到实行，两人没有费大力气而功业已成。到了天下太平的时间已长，皇帝左右的大臣都是玄宗自己赏识和提拔的，玄宗便志满意骄，对大臣亲昵而轻视，张九龄的谏争愈尽力，玄宗对他的话就越不听从。志满就会忽视大臣们的计谋，意骄就会喜欢性情柔和的人、憎恶刚直的人，比较起来张九龄出力虽多，而考查所产生的效果，却远远不及姚、宋。最终至于形成异族小子搞乱中国，玄宗自身流亡到边远角落。不能说这是天定的气数，而是人世之事的招致才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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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文白对照精华版）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六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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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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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泌字长源，魏八柱国弼六世孙，徙居京兆。七岁知为文。玄宗开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难禁中。有员俶者，九岁升坐，词辩注射，坐人皆屈。帝异之，曰：“半千孙，固当然。”因问：“童子岂有类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驰召之。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张九龄尤所奖爱，常引至卧内。九龄与严挺之、萧诚善，挺之恶诚佞，劝九龄谢绝之。九龄忽独念曰：“严太苦劲，然萧软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萧，泌在旁，帅尔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九龄惊，改容谢之，因呼“小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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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长，博学，善治《易》，常游嵩、华、终南间，慕神仙不死术。天宝中，诣阙献《复明堂九鼎议》，帝忆其早惠，召讲《老子》，有法，得待诏翰林，仍供奉东宫，皇太子遇之厚。尝赋诗讥诮杨国忠、安禄山等，国忠疾之，诏斥置蕲春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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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入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帝闻，因赐金紫，拜元帅广平王行军司马。帝尝曰“卿侍上皇，中为朕师，今下判广平行军，朕父子资卿道义”云。始，军中谋帅，皆属建宁王，泌密白帝曰：“建宁王诚贤，然广平冢嗣，有君人量，岂使为吴太伯乎？”帝曰：“广平为太子，何假元帅？”泌曰：“使元帅有功，陛下不以为储副，得耶！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元帅乃抚军也。”帝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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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帝在东宫，李林甫数构谮，势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广，使胁从之徒得释言于贼。帝不悦，曰：“往事卿忘之乎？”对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气候恶，且春秋高，闻陛下录故怨，将内惭不怿，万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广不能安亲也。”帝感悟，抱泌颈以泣曰：“朕不及此。”因从容问破贼期，对曰：“贼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阳，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国邪！华人为之用者，独周挚、高尚等数人，余皆胁制偷合，至天下大计，非所知也。不出二年，无寇矣，陛下无欲速。夫王者之师，当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帝然之。会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长安，曰：“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泌曰：“必得两京，则贼再强，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碛西突骑、西北诸戎耳。若先取京师，期必在春，关东早热，马且病，士皆思归，不可以战。贼得休士养徒，必复来南。此危道也。”帝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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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请归东宫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来矣。人臣尚七十而传，况欲劳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恋晨昏，请促还以就孝养。上皇得初奏，答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帝甚忧。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为天子父！”遂下诰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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