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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昭穆之成为一种制度，不见于卜辞及西周文献，《论》、《孟》书中亦未论及；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可能是战国中叶才形成的讲法。因此所谓昭与穆，可能即是取诸昭王和穆王的庙号而来。昭王穆王恰为父子，遂用以区别父子行。古来就昭穆二字名义上论其来源及意义，如陆佃云“昭以明下为义，穆以恭上为义”之类，均不合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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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昭穆制既是由庙号而来，应讨论的就是庙号庙制何以分组、如何分组，仅知昭穆制的得名和年代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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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昭穆制之产生由于庙制，故经传凡论及昭穆者，均指祭祀宗庙事而说。李宗侗和凌纯声诸氏以为昭穆代表母系半族制的婚级，每一族团中人皆分成两级，昭穆互递。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昭穆均就宗庙祭祀而说，显然是用来指示血缘传递关系的。故《祭统》说“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仪礼·聘礼》郑注也说“筮尸若昭若穆，若父在则祭祖，父卒则祭祢”。血统继承法才是昭穆制产生的根本原因，婚制并无决定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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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昭穆制虽形成于战国中叶，但在此之前，宗庙里绝不可能没有一套辨别血统承递的办法（因为指出血统传承关系是宗庙主要功能之一。故《礼记·仲尼燕居》云：“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庙之制度与祭礼也都是根据血统传承关系而设计的，如《五礼通考》卷五九引刘歆云“孙居王父之处，正昭穆，则与祖相代，此迁庙之杀也”，凡禘尝、迁毁、祧藏、尸祭等等，无不根据这一关系而来）。唐虞远古不可知，至少殷商的庙号就能显示这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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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认为这种血统传递法的关键，在于一人的姓氏含有父母双系，而血缘例由姓（母）表示，故血缘传递法是隔代相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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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A表，根本不会发生昭穆异位的现象。如B表，则祖孙隔一世代相传，血统一致，故《曲礼》云：“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尸即神象，象祖先神灵之意，异昭穆的不同血统自然不能为尸。祖与孙中隔一母之世代，在殷代庙号中也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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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和丁骕《再论商王妣庙号的两组制说》都指出殷王世系表显见甲乙和丁相隔世代出现的趋势，一如昭与穆，故殷人与周人一样有严格分别世代的制度。丁文更直截认为：“庙号来自母方，王位继承自父方，乃是父权母系。”陶希圣《婚姻与家族》中《从称谓论殷代之世代层划分》一文亦有此论。大抵说来，殷王以十天干划分世代已无疑义，但诸王妣亦全以十天干为庙号。两者合并，其关系是：王位继承于父系，姓则传承自母系。例如天乙妣丙，继位者则为太丁，刚好间隔一世代。且即使是王位继承也常传予母弟。“母弟”之真正含义不明，只知它与母方有关。因此殷代可能正处于从父母双系承嗣制逐步加强父系的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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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周以后，因婚制变更，父权母系的情形不复存在，除昭穆制仍形式地遗留了早期制度遗迹之外，氏族已成为宗庙的内容，用以确定氏族血统及权力关系的宗法制也随之兴起，此时姓氏遂不再代表两种意义了。故实质上所谓昭穆虽沿自母系遗习，此时却已成为泛称后代裔胤的名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胜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即其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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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170728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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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始祖高禖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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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由母系转入父系的情形，大抵如此。母系与父系，都要拜始祖与始妣。在转为父系之后，祖先虽只祀父亲这一系，但拜母亲这一系的始祖，亦如昭穆制一样，也遗存于后世。此即高禖一类祭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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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这是求生育的祭。为什么祠高禖以求生育呢？高禖就是高母（《说文》：禖，古文作𠰔、𢘓。梅或作楳。某母古声通），是民族的女始祖。殷人以简狄为高母、夏以涂山女为禖神、周以姜嫄为始妣，都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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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因已转变为父系社会，祖先都是父亲这一系，母系的祖先崇拜状况遂不知其详，仅知至周仍有高禖始妣之祭而已。后世则连这种祭都没有了，纪念始妣生育族人之意，转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媒人神、送子神，出现“送子观音”、“注生娘娘”之类女神，不再只对自己这一族具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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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皆是“男女”变成“夫妇”的情况。夫妇乃人伦之始。因有夫妇，乃有父子、兄弟、亲戚、上下。但在男女变成夫妇之际，却有两种可能，一是父系、一是母系。而上古就有上述这么一个逐渐确定为父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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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祭其始妣，以为高母；父系同样也拜其始祖。这就是祖先崇拜。许多民族均有此种崇拜。毕竟，人敬其生命之源头，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之一，由此而形成祖先崇拜，也丝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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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伯来，“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旧约·创世纪》）。耶和华，不但是以色列人“祖先的神”，更是其“祖先神”。因为由以色列人的祖先往上推，其始生创生者就是耶和华，故称神为天上的父。希伯来文化中的“上帝”，事实上就是由始祖神衍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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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上帝”，情况也类似。《礼记·丧服小记》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王者以他“祖”所自出的古帝王（如商人之舜、周人之喾）为禘祭的对象，而以其祖（始祖，如商人的契、周人的稷）为配享。禘祭的对象就是上帝、天帝。帝与祖的分别，在于祖是直接承继的祖先，帝是遥远追溯的始祖。犹如今人祭始祖之外，另祭迁至某地之本系开基祖。始祖为帝，开基祖为祖。故《鲁语上》云：“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黄帝，郊鲧而宗禹；殷人禘舜而祖契，郊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祖文王，郊稷而宗武王。”有虞氏有夏氏为黄帝后裔、周人为帝喾后裔，俱见《史记·五帝本纪》，因此他们以禘礼祭黄帝、帝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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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禘祭之对象即其上帝。因此《礼记·杂记下》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郑玄注“此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昊天就是天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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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以其始祖为上帝，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那就是他们的保护神。古人所谓鬼神，本来就以人鬼为主。人死为鬼，其观念在卜辞中至为常见。这些鬼，都是本族逝去的祖先。向他们祭拜，求福祛祸，则是祭祀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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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向其他族的鬼神祭拜呢？当然不，因那乃是别人的祖先。故《左传》僖公十年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僖公三十一年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可见氏族社会是以本族人为祭祀对象的。母亲这一方，尚且因可能是采族外婚制而成为外族人，不被纳入祭祀范围，何况是其他族类呢？在这种情形下，本族的远祖始祖，当然就有可能被视为至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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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希伯来的民族神，终于变成超绝的上帝。该民族只拜上帝而不拜其他诸祖，与我国绵延不绝的祖先崇拜迥然不同，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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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在于：首先，我国是帝祖并祀的架构，既祀帝，也拜祖。祖可配天、配帝。希伯来之上帝则与其子民悬隔，诸祖均不能上跻于帝的位置，嫔于帝或与帝配。我国后世祭祀时，以始祖为太祖，然后并祭历代祖先，一仍上古之遗意。这才形成整套的祖先崇拜，不只是拜始祖至上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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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上帝虽然本来是氏族神，但天、帝之意义至殷周均已普遍化。如《易》论及帝或上帝者，均不必指民族神，如益之爻辞“六二，或益之十明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豫之象辞“雷出地奋，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周人卜占，亦以殷之先帝为祭祀对象。商之始祖帝喾，周人即作为禘祭对象；创业主成汤、太宗太甲、帝乙，亦均为周人所奉祀；商人先公相土，也成为社神。故周虽代商，天帝犹是旧的同一个天、帝，天不再是氏族神，只保佑他自己那一族，而是具普遍意义的，佑庇所有有德或受其降德之人。这时，天帝便与祖先神分离了。中国人后世就是在天帝不再是祖先神之后，于拜天公之外，同时拜祖先，以安顿这种对自己祖先慎终追远的情感。西方则以宗教分裂的方式来处理此一问题。犹太教维持其传统，耶和华仍为其民族神；基督教则普世化，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于是一不讲普遍义的天帝、二不谈祖先崇拜，情况遂与中国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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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国虽经历母系至父系的转变，祖先神基本上都是男性，但男性意识并未弥漫延伸于整体生活领域，在思维中仍维持着两性架构及性别意识。西方则由男性上帝下贯至整个思维，排除了另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