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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思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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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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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周代《诗》、《书》、《礼》、《易》及其他相关典籍来观察，中国人的一些基本思维模式，到此时大抵定型，后世通常都仍利用这些思维在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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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本—末”的思维模式。也就是凡事以本末来进行价值判断，主要且重要的部分称为本，不重要的、附属的称为末。两者间又有连带关系，如果掌握了本，末也就不必太予理会而自然得以掌握。反之，若凡事只注意到末节，就会失落了根本。例如《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左传》桓公二年“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庄公元年“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主衷焉。不知基本，不谋；知本不知枝，弗强。《诗》曰：本枝百世”，这些都是本末思维的例证。以树木作类比，本是根，末是枝叶。一事之中，何者为本，何者为末，则须由作此类比的人来作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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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的文献和战国诸子的言论中，遍布着这些思维模式的痕迹。如儒家文献《论语·学而》“孝悌者也，其为人之本欤”，《礼记·礼器》“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哀公问》“礼，其政之本欤”、《礼运》“礼，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必本于天”、《郊特牲》“万物本于天”、《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乡饮酒义》“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都是。道家文献，如《老子》说“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十六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廿六章），庄子说“请循其本”，亦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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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根本而轻枝末，故本是君、是一、是静、是源、是宗、是母、是根、是主、是先，末是臣、是多、是动、是派、是子、是流、是枝叶、是从。本末之间，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因此这是关系性的思维。针对一事一物，寻绎其内在之主从、轻重关系，而以“本—末”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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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就是这么一个思想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人会说做事勿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会强调根深才能柢固，会说某些事是一本万殊、源远益分，又说应强干弱枝，而不可令枝大而根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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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框架相类的，是“纲—目”、“母—子”、“源—流”、“主—从”、“一—多”、“先—后”、“静—动”、“根—枝”、“君—臣”、“质—文”、“正—变”、“重—轻”、“宗—派”等等类似的思维模式。纲举则目张，源亦为本，流亦为末。论事者，须观澜而索源、振叶而寻根，举纲维而张网目。本为主、末为从，纲为主、目为从，这不但是观物、思维之法，也是中国人所强调的做事态度。如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九章），“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五九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是以圣人执一为天下牧”（廿二章），“载营魄抱一”（十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十六章），五千言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如何运用这个框架来构思。可以说，在后来兴起“体—用”、“表—理”等思维模式之前，这是最常见、使用最广的架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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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架构，显示了中国人重根源、重本株、重基础的态度。而构成这样一种思维框架的，则是类比思维及关系性思维。把事物类比为树木，故云本末；类比于河流，故云源流；类比于鱼网，故云纲目；类比于人伦，故云主从、君臣、母子。一母生九子、一根发万枝，故本是一，末是杂、是多。根深蒂固者静，枝叶扶疏者动。根本潜植，是有其质；花叶葳蕤，是有其支。君子不当慕其荣华美观而忽略了深植根本。故老子曰：“圣人终日不离其辎重，虽有荣观，宴处超然。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廿六章），“常德乃是，复归于朴”（廿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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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些，都是类比。可是类比中，又明显是以价值定存有，属于价值性类比，与《易经》观物取象以定吉凶相同。因观物取象时已以吉凶定象了。再以树木、河流、君臣、父子等来类比说本末时，更是作了价值判断，认定何者为本、何者为末。故非以存有论价值，而是以价值定存有。亦正因为这是价值性类比，故每个人的价值观虽有不同，却都可以运用这样的论式来讨论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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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是寻找事物与事物间的关系，可“本—末”本身还体现着事物自身内在的关系。凡事皆自有其本末，我们需要得其本末，才不会错误拿捏轻重，徒数枝叶，不达根本。这种态度，重视本是无疑的，但末也不就是不重要或可以轻视之、放弃之的。因为纲举则目张、根深则叶茂，本末非对立的或相排斥的两物，乃是一物之相关联的两个部分，立本固本，末才得以发达畅旺。故重本非所以轻末，反而是真正能令“末”有所成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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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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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因如此，“本—末”思维模式尚关联着两个术语：“反”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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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含义相似，都是指人的行动，应该由重视末回返、回归、回复到本来。前面举过《礼记》说“礼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老子也说“万物芸芸，各归其根”、“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以及“常德乃足，复归于朴”，都是讲这个道理。老子还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礼器》也另有“礼也者，反其所自生者也”的话。《郊特牲》也说：“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反本复始的思想，在“本—末”思维中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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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因为本末不是对立或排斥的，而是命运荣枯一体相关的，因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本末始终也不可能是树木般直线的关系，而是一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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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至末是顺，由末至本是逆，一顺一逆，合起来则是一个循环，这时本末就成为“始终”。始终，原本与本末相同，一指开端，一指结尾。可是这结尾并不真是结束，因为始终是循环的，庄子《齐物论》说“始卒若环”，或邹衍讲的“五德终始”，都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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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始—终”的思维模式。《尚书·仲虺之诰》“呜呼！慎厥终，唯其始。殖其礼，履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讲的就是始终。说始终，与只讲本末不同之处，在于“本—末”思维毕竟仍有崇本抑末的意味，“始—终”思维则并不特别崇始，始与终都一样重要，所以说要慎终也要慎始。中国人常说做事要有始有终，批评有头无尾或虎头蛇尾，正表示始与终都必须重视。为什么始与终一样重要呢？原因就在于始终是循环的，始卒若环，终则有始，故不能仅重始而轻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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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老子的话来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十四章），可见是重始的。但他又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六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设身不殆”（五二章），显然始与终均应重视，且在行动上应由母知子，再由子返于母。一顺一逆，经由回复反归的动作，形成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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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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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始终”，似相异相反而实不然的这种情况，有另一种形式，其表现为阴阳互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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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亦是就一事物之性质说，某事物被认定为阴，某事物被认定为阳，或某事物之中一些部分为阴，另一些部分为阳。阴阳，指两种相反的性质，凡大小、高下、水火、冷热，一切相反者均可以阴阳称之，亦即可以阴阳来为之定性。但这两种相异的质素，却又被认为不只是相反而已，乃是可以互补互济互动、相辅相成的。《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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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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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之异者，可以相成；凡物之反者，可以相济，此所以是和是平。这样的思维模式，显然在晏婴之前便已定型。如《易经》所显示的，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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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论阴阳，先是分阴分阳，如天地、尊卑、男女、知能，都以阴阳分指之，或如说泰卦是内阳外阴、否卦是内阴外阳，乾为阳物、坤为阴物等都是。可是阴阳虽分，其间也可能有历时交替变化的关系，如昼夜、死生、寒暑，或如“迭用刚柔”之类，指历时交替变化而显为阴阳。且有时阴阳是对立与交替兼具的变化。如幽明，若分指背阳和向阳，就是对立的；若指昼夜，则是交替的。《彖传》说泰卦“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说否卦“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是对立与交替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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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易》以乾卦为首，又说阳尊阴卑，故常给人阳比阴重要的印象，后来整个中国人文传统的正面论述，也强调乾元健动、阳气刚健的一面，似乎重阳而轻阴，宛如重本轻末般。但阴阳其实是同样重要的，故《彖传》把乾坤并视为“元”，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后来明朝王船山乃更有“乾坤并建”之说。印证《周易》以前《归藏》以坤为首的历史，自可知乾坤应是并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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