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286834
以上是进化观的部分。存留观之发扬光大,则可推当代两性关系之研究。例如过去对男性比较喜欢在外边拈花惹草、女性比较注重家庭,男性比较主动、女性比较被动等,都可从社会面、文化面、政治面来解释,但现在则有许多人从生物演化的观点来说明,认为人类之行为与动物择偶之行为有诸多吻合之处,现代社会中的男女,其实仍保留了他们生物学上的许多特性。在文化研究上,迩来常见的“历史积淀说”或谓“传统的积淀”云云亦是如此,指已进化到现代的中国人,仍在灵魂深处存留着野蛮、原始之动物性或传统性。但它与用生物演化理论来“解释”男女性态度者不同,采这种讲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刨根,把那仍存留在身体里的传统因素挖出来,以便于扬弃。
1707286835
1707286836
二、变化。变化与演化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延续的过程,而代表着断裂,是革命式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文化上这种革命的变化也并不罕见。俄国彼得大帝之变法、日本之明治维新或我国历史上都不乏先例,如唐宋变革期即是其中之一。据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分析,唐宋之变化由下列各方面都可看出来:
1707286837
1707286838
(一)贵族政治衰微,君主独裁代兴,国家权力及政治责任皆归于君主一人。
1707286839
1707286840
(二)君主由贵族阶级之共有物,变成全体臣民之共有物,君主地位较贵族政治时代稳定。
1707286841
1707286842
(三)君主权力的确定与加强。唐朝以前,政治乃是君主与贵族的协议体。
1707286843
1707286844
(四)人民地位之变化。贵族时期,人民辖于贵族;隋唐之际,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而直辖于国家,成为国家之佃客。中叶后,代以两税法,人民居住权在制度上获得自由,地租亦改以钱纳,此是人民从奴隶佃客的地位获得释放。王安石新法,更确立人民土地私有制、低利贷款及自由处分其土地收获物的权利,又将差役改成雇役。此皆可见人民与君主之关系,已变得直接、相对了。
1707286845
1707286846
(五)官吏任用,已由贵族左右的九品中正,开放成为科举制度。
1707286847
1707286848
(六)朋党性质之变化。唐代朋党是贵族的权利斗争,宋以后则为政治上主张之不同而互争。
1707286849
1707286850
(七)经济上的变化。唐是实物经济的时代,物价多用绢布来表示。宋改用铜钱与纸币,货币经济兴盛。
1707286851
1707286852
(八)文化性质的变化。经学自中唐以后,一变汉晋师法,专以己意说经。文学亦力改六朝以来风气,贵族式文学变而为庶民式文学,其他音乐艺术等,亦皆如此。
1707286853
1707286854
其他论唐宋变革的很多,立论也各有不同。但整体说来,正如内藤湖南所述唐代与宋代之所谓变革,是指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的全面改变。这样的改变,在我国历史上,至少发生过四次:一是在殷周之际,即古代传说中的周公制礼作乐或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描述的那种变革;二是在周末,经春秋战国而变至秦汉,贵族凌夷,封建邦国统一成为郡县制帝国;三是唐宋之际,结束了南北朝隋唐之门第社会,形成了如内藤湖南所说的那种变动;四是晚清民国这一段时期的改变。郡县制帝国瓦解为民主宪政体制,然后再革命成立共产专政体制,又迭经改革,变化仍在持续之中。
1707286855
1707286856
但变化虽然显示了非演化的历史断裂状态,历史却从来就不可能真正断裂。抽刀断水水更流,变化的时代,其前之传统及其后之变貌,二者之间其实有着极复杂的动态关系。
1707286857
1707286858
以唐宋的变革来说,自中唐以后,整个宋文化的创新活动,是从一种自觉的反省精神发展而来。透过自觉的反省,进行了对传统的批判与价值的选择。例如,文学上批判六朝隋唐之骈文,而选择了秦汉古文,作为新时代的美感与价值新典范。古文这种文体,体制古、思想意识也古,且载负着被他们重新发掘选取出来的古人之道(所谓文以载道)。儒学上,批判汉魏以迄隋唐之经学,建立新的理学道统,并选撷表章《四书》,以代五经。诗歌方面,争辩何者方为“本色”,以黜伪显正。对于应走李白、杜甫、韩愈还是晚唐贾岛许浑之风格路向,也颇有争论,而逐渐建立了与唐诗风格分庭抗礼的宋诗。
1707286859
1707286860
这样的新文化创建历程,至少有四点很值得注意:
1707286861
1707286862
(一)创新的同时,也有着对传统的重新解释与选择性继承。新变与传统的关系并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动态的辩证关系。新变者固然批判现存之传统,就如同写古文者痛斥六朝隋唐俪体那样。但六朝骈俪相对于秦汉散体古文,却是新声;秦汉古文是更古的传统,或是同时也存在于六朝的另一个“笔”的传统。故反传统者,可能更深入了传统,亦可能是以传统来反传统。此时所谓的传统,其内部便充满了异质的因素。传统内部非主流之部分,也可能成为新文化创建时的资粮。
1707286863
1707286864
(二)在对传统进行批判时,姿态是创新的;但对传统重作诠释及选取拥护时,其态度却是复古的。历来对于宋诗的理解,往往只看到了他们学古的一面,如钱锺书批评宋朝诗的“大判断”,即风格意境或整个艺术的大方向,仍在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身上或落入唐人势力范围,以致把学习古人诗错认为就是“学诗”。近人渐知此乃极大之误解,故极力强调宋诗之新变。而事实上两者是一体的,以复古求开新者,遂以开新为复古。
1707286865
1707286866
(三)宋人之复古,由于是通过对古之重新解释而来的,所以充满了诠释学的趣味。其古,乃价值选取之古,而非历史事实之古。凡伊洛之渊源、江西之宗派、道统之传承,都是用诠释方法“建构”出来的。
1707286867
1707286868
(四)文化上的释古与创新,辄与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关联。例如当时论道统传承、江西宗派、伊洛渊源,都不约而同使用了“宗族”的概念,并以宗族的组织去建构诗人的谱系、儒者的血统。宗族,在唐代中叶曾经发生了变化,到宋代已成为一种新的型态。在贵族门第社会瓦解之后,宗族有何作用、应如何巩固,是宋代知识分子社会性思考的一个重要面向。而此一思考又关联于其文化关怀,故建立新的族谱体系,比附古宗子法,并将宗族孝梯之义推广及于社会,作为普遍的人伦规范与道德要求。同时,又用宗族这种社会基本组织单元来描述诗人、画家、儒者等小社群内部的关系。换言之,文化思考是与社会结构连贯在一起的,非抽象地、概念地谈道德与价值。
1707286869
1707286870
三、异化。这是马克思提出的观念。对这个观念的讨论,汗牛充栋,甚且曾因对异化论之理解不同而形成政治事件。但此处不拟涉及那些争论,此处所谓之异化,只是说在历史上,不论演化或变化,都有可能出现变成原有物之对反者。这种状况,看来诡谲,实极常见。如老子主张绝圣去智、小国寡民,至汉乃以之为君人南面之术。又如儒家本讲道尊于势、天下者应由有德者居之,后世乃以有天下者为有德,儒学转为帝王控驭天下之术。在文化或观念变迁方面亦复如是。
1707286871
1707286872
观念之异化,可以汉人的性情观为例。依汉初《礼记》或董仲舒等人的看法,人生本静,此为天生之性,属阳,又称为天理。但这个性若感物而动,即成为情,属阴;如不能克制,就会湮没天理。所以《毛诗·烝民》引《孝经援神契》说“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白虎通》卷八说“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春秋钩命诀》说“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但到了刘向,却因性静情动,而发展出“情接外物,发而为动,动为阳;性在内不发,为阴”(《论衡·本性篇引》)的说法。这是因“性,生而然者,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而然者”,所以他根据阳动而阴凝的观点,直指情应为阳。但情若为阳动,则亦未必为恶鄙贪利。这是与早期说法完全相反的见解。此即为异化,由董仲舒式的讲法,走到它的反面去了。刘向言性情阴阳本于董仲舒,但以性为阴情为阳,则与董说相反,这是很清楚的。然而,思想的诡谲处就在于:由性阳情阴说是可以发展到性阴情阳说的。理由有二:一是阴静阳动,情既为性之发动,自应为阳。二是性情一瞑,二者同质,情即由性出,岂能说性独善而情独恶?清苏季舆说:“《阳尊阴卑篇》云:善之属尽为阳,恶之属尽为阴。固以阴阳分善恶矣。此篇(指《深察名号篇》)以天禁阴与人枉情欲对举,是亦以阴喻情。然又云身有仁贪之性,又云性情一瞑,情亦性也。则是谓性与情同出于质,情有贪欲,即有仁不能无贪之证。犹天之有阳即有阴,似非以情截然属阴属恶,性截然属阳属善。”(《春秋繁露义证》卷十)荀悦《申鉴》说刘向以“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其实正是董仲舒理论推衍的必然结果。
1707286873
1707286874
文化上的异化,则可以五四运动为例。许多人都指出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本意是在尊孔,希望君主立宪,建立孔教,不料却曲折地促成了五四以后的反传统疑古风潮,出现了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反面效果:打倒孔家店。从整个大趋势上看,其实这并不是康有为一个人的遭遇,而是整个时代的走向。
1707286875
1707286876
早期无论革命派或维新派,采取的策略大抵都和唐宋变革期差不多,即上溯更古的文化世代,以推倒存在于当时的传统势力。如常州学派及康有为等讲公羊学,上溯西汉,批判宋明理学及乾嘉朴学家之所谓汉学经学;文章上溯六朝骈俪,批判古文八大家及桐城文风;书法亦倡北碑,批判唐宋代以后的帖学……如此等等都是。
1707286877
1707286878
在这个过程之中,改革者超越了自身所处时代及那个时代中主要的文化势力,溯寻古代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在他们身处的那个时代,亦非毫无遗存,只不过跟当时主要的势力相比,它们显得微弱或非主流所在而已。例如古文运动以后,骈文就死亡了吗?当然不!在宋朝,它仍以实用官文书公牍等形式存在着,为宋代之“时文”;随着唐宋八大家势力日益巩固强大,骈文虽日蹙日销,然亦终未死绝,只是不复为文章之主流罢了。明末张溥等人,在反对唐宋八大家所代表的文风时,清末从李兆洛、阮元到章太炎、刘师培,在反对桐城派时,都曾把这非主流因素找出来,特予标举,俾使促进改革。换句话说,溯求前一文化世代的行动,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在传统的主流之外,寻找旁支、非主流因素,来批判主流,而达成文化变迁。
1707286879
1707286880
晚清维新派或革命派均常采用这种方式。如谭嗣同把两千年来的文化,全部批判为荀学、为秦政,表现了浓厚的尊儒色彩,要把一切非儒的因素全部扫除,以恢复三代真儒的精神,即是溯求往古的模式。但在这同时,他的《仁学》又并非纯宗周孔,而是孔墨并举的。据《仁学》自序云:“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墨家精神在他学说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所以这是在事实上吸收了非主流因素来批判两千年的传统主流。
1707286881
1707286882
章太炎之“尊荀”,与谭嗣同迥异,但其对应时代问题的改革模式,实际上并无不同。自宋明以来儒家已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之中,又以孔孟为主流。章太炎却说“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谓不可易”(《菿汉微言》),“归宿则在孙卿韩非”(《自编年谱》)。在儒家中抬高荀子,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见《五无论》)、子思与孟子的五行说(见《子思孟轲五行说》),并通过荀子连接到法家的传统,写《儒法》、《商鞅》等文,“以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在哲学上,则标举老庄与佛家,用以压抑当时仍居主流地位的儒家,出现《儒道》、《订孔》及《诸子学略说》等激烈非儒反孔的文章。这跟康有为在儒家传统内部,寻找那久已“不绝者如缕”的“公羊学”,批判中国两千年来皆属“新学”、“伪经”与“莽政”,有什么两样?
1707286883
[
上一页 ]
[ :1.70728683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