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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多年前的人类无疑更受环境变迁的影响，因此不少学者倾向于从外部的自然环境变化来解释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化为食物生产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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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绿洲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假说。柴尔德曾用新石器时代革命来强调食物生产起源的重要性，并以环境变化来解释农业起源的原因。他认为当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中东地区的气候日益干燥，人和动植物的生存范围都局限在绿洲之中，人与动物、禾本科植物的关系被强化，由此导致了动物驯化和谷物栽培。认为植物栽培最早出现于尼罗河沿岸，这里定期的河水泛滥使土地肥沃，而干旱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使游牧者更加集中于有水源的村落。柴尔德将农业的发明称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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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环境影响说也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肯定。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均是能应对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挑战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其中有一些狩猎采集人群因无法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而灭绝了；一些人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改变其习惯成为牧人；另外一些人对干旱环境的回应是改变其生活方式与习惯，而只有这最后一种情况下的人才能进入农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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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自然进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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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认为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几千年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方法逐步掌握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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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考古学家布雷伍德不同意柴尔德绿洲理论，他把人类采集经济的发展分为食物采集与食物收集两个时期，其中食物收集就为食物生产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根据他的观点，农业革命最早就发生在西亚新月形肥沃地带边缘的山地上。约在公元前8000年，肥沃新月形地带周围山地的居民已经对他们居住地有了很好的了解，因而就开始把他们收集和猎获的植物、动物变成家培作物和家畜。不久以后，在中美洲、在东南亚和中国，人类文化也达到了相应的水平。由这些核心地带，通过文化传播把新的生活方式扩展到世界各地。显然，布雷伍德着重从人类文化的内在因素方面来说明农业发生原因的。但有的学者认为布雷伍德的论述与其说是探索农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毋宁说是说明农耕畜牧起源的结果。(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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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压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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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压力说是20世纪60年代后较流行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在由采集狩猎经济向生产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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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美国考古学家博塞洛普出版了《农业发展的条件》一书，指出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以弥补野生资源匮乏所造成的生存威胁的一种反映。而广泛的民族学观察表明，现代的狩猎采集者只要将人口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其生活节奏远比农民来得悠然自得。这使考古学家们意识到，农业是比狩猎采集辛苦得多的一种生存方式。农业的唯一优点是能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获得更多的收获，因此能比狩猎采集供养更多的人口。1977年，美国考古学家科恩出版了《史前时期的粮食危机》一书，对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经济形态和农业起源问题作了较全面的阐述，进一步论证了博塞洛普的观点，认为农业起源是对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的一种反应。(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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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物种边缘起源说。美国学者宾福德等人认为，在更新世末期的西亚，人们通过一种混合资源利用的生计策略来适应寒冷干旱的生活环境，即通过猎取一切能够抓到的动物，收割野生谷类植物，采集野果，搜捕各种鸟类、贝类等来改善生活条件。生活条件的改善，促进人类的定居，而定居导致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使得人均占有的提供生活资源的土地面积相对减少，人们日益面临自然生活资源短缺的威胁。而减少人口压力的最佳方式是向外移民。近东地区是由最佳栖居地与边缘栖居地构成，野生植物在最佳地带长得很茂密，而边缘地带则很稀疏。最佳地带是人口增长的中心区，而边缘区是接受过多的外来移民的地区，因此在边缘地区人—地失衡和压力才被最先感受到。这里必须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样农耕就在边缘地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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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宴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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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野生资源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一些首领能够调遣劳力来驯养用于宴享的美食物种，从而导致了农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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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认为，在农业出现的起始时期，其生产量不大，所以其在人类原来的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很大。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农业所驯化的植物的种类，与其说是为了补充原来食物的短缺，不如说是扩大食物的品种结构，增加美食种类更加重要。比如，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有的谷物适于酿酒，再如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于宴饮的器皿。根据这一理论，农业起源有可能发生在资源较为丰富，并无明显人口压力，文化发展层次较高的环境和社会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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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还有富裕采集文化说。考古学家张光直在论及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时，认为这一地区的农业是在一种富裕采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他引用了美国学者索尔的一个观点，即农业并不产生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的缺少的地区。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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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佳觅食模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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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觅食模式是动物学研究的一种理论，主要被用来分析动物觅食的习性和活动的规律。这种理论认为，动物在觅食时一般集中在一种或少数几种对象上，即所谓的最佳觅食。这种最佳食谱是那些平均食物收获量与平均食物处理时间比值最大的那些种类，也就是说，是那些花费最少力气或时间而能获得最高回报的那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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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也如此。无论是史前的狩猎采集者还是当代的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也都是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益，即以最佳经济效益来安排他们的生产方式。但史前人类从以主要猎取大动物的狩猎采集经济逐渐向渔猎采集的广谱经济过渡，最后发展到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型经济，明显地带有从一种收获高支出低的觅食方式向收获低支出高的觅食方式转变的倾向，也即利用高档食品向低档食品转变。因此，农业的产生并非是一种人类乐意尝试的结果，而是一种外在压力下所出现的行为。只是农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它才成为一种能用最少的人力支出而获得最大收益的觅食方式。(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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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农业起源的地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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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起源的地点问题，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从19世纪中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开始，西方就有学者从栽培植物的遗传变异和地理分布来研究农业的起源。如19世纪后半期瑞士植物学家德·康德尔就提出过每一种作物都起源于一定的地点，且起源地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观点。1926年，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在德·康德尔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全世界至少有西南亚洲（中亚细亚）、地中海区域、东南亚洲和热带美洲高原4个作物起源中心的观点。以后，随着考察地区范围的扩大和对考察材料的进一步分析，1935年，瓦维洛夫进一步从遗传多样性中心提出了农业起源的8个中心，即中国—东部亚洲、印度—热带亚洲、中亚细亚、西部亚洲、地中海沿岸及邻近区域、埃塞俄比亚—东非、墨西哥南部与中美洲、南美洲。他认为这8个中心在古代由于山岳、沙漠或海洋的阻隔，其农业都是独立发展的，所用农具、耕畜、栽培方法各不相同，每个中心都有相当多的有价值作物和多样性的变异，是作物育种家探寻新基因的宝库。之后，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对瓦维洛夫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农业起源有近东、中国、中美洲3个中心和非洲、东南亚、南美洲3个非中心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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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由于在西亚发现了最早的农业遗存，于是，就有学者认为西亚肥沃的新月形地带是农业文化发生的摇篮。也有学者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提出农业起源中心在东南亚的观点。农业起源一元扩散论的观点一度较为流行。这一观点认为农业首先起源于一个地区，然后像缓慢移动的波浪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在最近的四五十年间，随着中美洲、南美洲、北非、南欧、东亚和南亚等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表明，人类在上述地区开始从事生产性经济的时间远比以往的猜测要早得多。不仅如此，不同地区作物类型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也使得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农业起源可能是多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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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起源地的判别，一般应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我们大致可能归纳为四点：一是必须发现最古老或接近初始阶段的可鉴定为栽培种的作物遗存；二是这些遗存是应位于作物野生祖本的分布范围之内；三是具有适宜于作物被驯化栽培的气候和降水、地形、土壤等自然环境条件；四是发现有人类文化的遗迹及农业工具。根据这些条件，至少西亚与中东、中美洲、东亚、东南亚等地区都可能是相对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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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亚与中东，有关农业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发现了一些重要的遗址。如位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遗址，处于约旦河谷，遗址堆积从中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器时代，一直延续到铁器时代。考古学家在距今9000年前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发现了确凿的农作物遗存：包括100多件炭化谷物、豆类和水果的标本，还有一些泥砖上的作物印痕，其中有西亚代表性的农作物大麦和小麦。这里的发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新石器时代，农业和制陶业并非同时出现，其中农业出现在前而陶器发明在后；二是早在农业之前，人们就已大量采集野生大麦和小麦为食，并出现了泥砖叠砌的定居性房屋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认为只有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才会出现定居村落的观点。(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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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考古也获得了有关农业遗存的重要发现。如在美洲中部墨西哥高原上发掘的特瓦坎遗址，在该遗址距今约8000—7000年的文化层中，发现有人工种植的西葫芦、鳄梨等；距今约7000—5000年的文化层中出现了玉米、菜豆、南瓜等栽培作物，并出土有加工粮食的磨盘、磨棒等。这一遗址所反映的文化特点，首先是发现了不同于西亚地区的另一植物系统被人类驯化，并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必需品——粮食；其次是该遗址发现的磨制石器最早出现于距今约8700年前，而定居村落为距今5000年，陶器也迟至距今4300年前后才从外部输入，并非当地的创造发明。此外，有关孢粉分析发现，在墨西哥有早到距今8万年前的野生玉米花粉，从而表明，这里是玉米野生祖本的原生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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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南亚地区农业起源问题，近百年来虽然不断有人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像耶利哥、特瓦坎那样时间较早而证据可靠的农业遗存。在泰国东北部属于和平文化的仙人洞遗址（距今约1.1万年）发掘中，曾发现有扁豆、葫芦、黄瓜等植物种子，但是否栽培种尚不能肯定。又据调查，这一地区现代至少分布有8种薯类野生品种，故有的学者认为，芋、薯类等块根、块茎作物可能起源于东南亚地区。有人进一步推测，在这一地区，芋、薯、香蕉、甘蔗等无性繁殖的作物栽培可能早于谷类作物。此外这里的石器、住居及采集的食物等均具有自身的特征，而不同于西亚和中美洲的文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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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东南亚，不妨提一下美国地理学者索尔在《农业的起源和扩散》一书中的有关农业起源地的推论。(42)索尔认为最早发生驯化的区域和人群应满足下列条件：植物驯化不可能发生在食物不足的地区，因为受饥饿威胁的居民，没有闲暇去进行那种在遥远将来才能收获食物的试验；驯化中心必然位于一个动、植物种类繁多的区域，因为那里有大量的遗传因子可供选择和杂交，这意味着要有多样化的地形和气候；驯化不可能首先出现在大河的河谷内，因为那里需要先进的治水工程；耕种不得不在林地中开始，因为原始的人类在那里能够容易地由于树木枯死而取得用于栽培的空地，他们没有能力去破碎草地的表层草土；最早的农民必须已经掌握使之倾向于耕种的技能，狩猎者不可能获得这种技能，但“林居”的使用斧头者应是驯化者的祖先；原始的驯化者应该是定居的，因为人的食物也是兽类喜欢吃的，如果人类不在那里经常照管成长中的作物，就不会有什么收获。根据这些必要的条件，索尔推论植物驯化的最初中心应在东南亚。虽然这一推论并不一定准确，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即便是现在看来仍有一定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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