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728892e+09
1707288920 20世纪80年代,随着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和瑶山遗址的相继发掘,良渚文化与良渚玉器的研究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1707288921
1707288922 1978—1982年,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几次发掘,发现了有大量玉琮、玉璧随葬的良渚文化大墓。(6)研究者注意到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3号墓是其中最大的墓葬。研究者推测3号墓墓主是一位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其随葬品有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玉琮、玉璧最具特色。33件玉琮被置于人骨架四周,24件玉璧则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这一现象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对良渚玉器与良渚文化内涵关系以及良渚文化在中国远古文化中的地位的关注。一方面玉琮、玉璧等这些中国礼制中的重器,竟然在一向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的江南找到了渊源;另一方面良渚墓葬中类似后世《周礼》所记载的“玉殓葬”的情形存在,足以使人们相信,这一文化的社会分化与进步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1707288923
1707288924 1982—1987年,上海青浦重固镇福泉山遗址的几次发掘,又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大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钺、玉琮、玉璧、玉锥形器等贵重玉器,也出土了鼎、甗、豆、盘等工艺精致的陶器。遗址中还发现了燎祭的祭坛和灰坑等遗迹。(7)发掘者在对墓地的解剖中认识到,这一突兀的土山原是专门为埋葬这些墓主人而由人工堆筑而成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形象地称之为“土筑的金字塔”。受这一现象的启发,考古工作者意识到,寻找和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这一认识上的突破,不仅为探讨良渚文化大墓的特点、性质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也为日后的良渚文化遗址、墓葬的发现与发掘提供了经验和启发。
1707288925
1707288926 1986年,在浙江余杭反山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大型墓地,共清理出了排列有序的11座墓葬。(8)墓葬为长方形土坑墓,布局排列间距有序,墓底有低土台、浅沟和棺椁板灰痕迹,随葬品有玉器、石器、陶器、象牙器、漆器等1200多件(组),其中玉器的数量占了随葬品的绝大部分。处于墓地中心位置的12号墓,随葬玉器数量众多,器类组合最为复杂,加工制作也最为精致,还出土了被发掘者称之为“琮王”和“钺王”的2件玉制重器。从墓葬所处的位置和随葬品的规格判断,墓主应是一位掌握军政大权和宗教法权的王级人物。反山的发掘深化了人们对良渚玉器功能的认识。考古学家不再仅仅从“敛尸”的角度看待这些随葬的玉器,而是意识到它们可能具有作为人神沟通媒介的至尊地位和王权至上的象征意义。玉器研究也从侧重于单类玉器的探究扩展到对包括琮、璧、钺、三叉形器、梳背、璜等玉礼器系统的释读。对玉器意义的新认识和对其功能的进一步解读,也加深了人们对良渚文化社会性质与文明程度的更好理解与判断。
1707288927
1707288928 1987年发掘的余杭安溪瑶山遗址(9),揭露出了一座在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边缘砌有石块护坡的覆斗状祭坛遗迹,并在祭坛上清理出10余座与反山墓地相类似的良渚文化大墓。墓葬分南北两列,先后出土玉器、陶器、漆器等随葬品1000余件(组)。玉琮、玉钺、玉三叉形器、集束状的玉锥形器等主要见于南列墓内,玉璜、纺轮、圆牌饰等主要见于北列墓中,反映出南北两列墓葬可能存在性别或职能上的区分。通过大墓与祭坛、玉器与祭祀的关系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良渚文化内涵的了解。
1707288929
1707288930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的不断发现与公布,探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模式,开始成为考古界最热门的课题。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一带由于发现了显贵者墓葬、大型祭坛、玉礼器等,受到格外的关注。于是,进一步探索良渚遗址群的文化内涵,也成了90年代后浙江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1707288931
1707288932 继反山、瑶山之后,1991年,在西去反山仅2公里的瓶窑汇观山上,再一次发掘到了一座与瑶山相类似的祭坛遗迹。(10)经复原,祭坛面积达1500多平方米。遗址中还清理出良渚文化大墓4座。1987—1993年发掘的莫角山遗址(11),被证实是一座人工营造的大型长方形土台,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现存相对高度8米以上。遗址的主体是一个大型的夯土平台,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在其中心部位发现了以泥沙和石块多层夯筑的类似大型宫殿的建筑基址。2007年,又在瓶窑镇莫角山四周发现了被称为良渚古城的城墙遗址。(12)
1707288933
1707288934 祭坛、宫殿、城址的发现,为进一步解释良渚文化的精美发达的玉礼器系统,以及在遗物与墓地上所表现出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组织结构等,找到了综合性的依托,并为复原良渚社会,将良渚文化性质的认识提高到古国的高度,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1707288935
1707288936 虽然探索仍在进行,但70多年来的考古积累已经形成较为明晰的看法,那就是距今约5300—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古国),确实是一片实证5000年文明的“圣地”,在中华文明的初创年代,正是从这里,喷射出最耀眼夺目的光芒。
1707288937
1707288938 二、良渚文化的玉器
1707288939
1707288940 良渚文化的夺目光芒很大部分是由精美的玉器所折射的,然而人们对良渚玉器的真正认识仅有30余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已有学者推测良渚古玉可能是周以前甚至是石器时代的遗物(13),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大胆的推测而已。直到70年代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制品后,人们才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年代坐标上。此后发掘的吴县张陵山、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余杭反山等遗址,进一步印证了玉器与良渚文化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加深了人们对良渚文化玉器的渊源与发展、类别与功用、纹饰与内涵、质地与工艺的认识。
1707288941
1707288942 1.良渚文化玉器的渊源与发展
1707288943
1707288944 中国古代的遗址的内涵常常不是单一性的,一处遗址往往包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所以在包含良渚文化遗存的许多遗址被发掘的同时,在地层序列上也逐渐确立了由上而下的良渚文化——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的叠压关系。如草鞋山遗址的文化堆积最厚处达11米,上下可划分为10个文化层。从文化层叠压关系可以看出其时间先后次序是: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早期良渚文化、典型良渚文化,直到进入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这一文化序列的确立,为寻找良渚文化及其玉器的渊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707288945
1707288946 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浙江嘉兴的马家浜遗址而得名。马家浜文化约开始于距今7000年前,到6000年前发展为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时期已出现水稻种植、家畜饲养、陶器烧制和原始的纺织业,其中稻作农业已成为食物的重要来源,但渔猎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707288947
1707288948 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已有玉器出土,但玉器种类不多,仅见玦、璜、管等几种,局限于小件的人体装饰品。玉料主要是硬度较高的玉髓,制琢工艺以先打制成坯、再磨制成形为主,但一种借助解玉砂间接摩擦的新工艺已经出现。就总体而言,马家浜文化琢玉工艺较为简单,但正是这种初步的尝试,揭开了此后太湖流域史前高度发达的制玉工艺的序幕。
1707288949
1707288950 崧泽文化因上海青浦崧泽遗址而得名。它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年代距今约为6000—5300年。生产工具有穿孔石斧、扁石锛、条形石锛、石凿、骨镞、陶纺轮等;晚期出现石犁状器。居民从事稻作农业,在陶器的羼和料中经常发现稻壳和稻草末。制陶工艺进步,用慢轮修整陶坯的技术已经普及。陶器有鼎、豆、壶、罐等,所采用的压划图案、镂孔和彩绘装饰,十分醒目和美观。墓地中多单人葬,死者一般随葬工具和陶器,有少数墓还随葬作为财富标志的猪下颌骨。
1707288951
1707288952 崧泽文化早期玉器基本延续马家浜文化晚期玉器的风格,器形较少,仍以玦、璜等佩饰品为主,但玉钺这种专门化的玉礼器已经出现。晚期墓葬随葬品中,玉器的比重明显增加,新见环、镯、坠饰、半球形隧孔珠等器类,玉钺的出土数量也比早期增多。在器形、器类变化的同时,玉料选择在崧泽时期也产生了根本性变化,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逐渐取代玉髓等玉石而成为玉器取料的宠儿,并带来玉器制琢工艺的全面变革,以柔性线状物和硬性片状物作为工具,裹带解玉砂的琢玉工艺,已成为玉器制作中最常见的工艺。
1707288953
1707288954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它是崧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和以精美玉器、陶器、漆器为代表的专门化手工业,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等级的急剧分化,由此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和规范化的礼制。显贵者对祀神场所和宗教艺术品的独占,表明已出现垄断性的神权。以莫角山为核心的良渚遗址群构成一个具有都邑特征的大型聚落,其布局配置以及耗费大量人力营建起来的包括城墙在内的诸多特大型公共工程,均显示一种集中的政治权力——王权也已经产生。
1707288955
1707288956 良渚文化延续了1000多年,形成了由夹细砂鱼鳍形和T字形足鼎、双鼻壶、豆、宽把杯、三足盘、三鼻带盖簋、尊、贯耳壶等陶器,钺、镞、锛、“耘田器”、犁等石器,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梳背等玉器,所共同构成的特征性器物群。它们所体现出来的形态变异与演化,成了良渚文化分期的类型学依据。由此可以将良渚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1707288957
1707288958 早期:是良渚文化的磨合期,代表性的遗存有赵陵山大墓、张陵山上层墓等。此时,良渚文化特征性器物群业已萌芽并逐渐形成,但在环太湖的几大区域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形制差异。各区域中石器均少见,只有石钺、有段石锛、石凿等种类,不过湖州—宜兴地区小型三角形石犁与“耘田器”已较为发达,似乎为此两类石器的原创地。陶器方面,以余杭良渚遗址群为中心的杭州地区,鼎已是夹细砂的鱼鳍形足,鼎腹部常折,鱼鳍形足外撇,足上部外侧常外凸出腹部;豆形态多样,保留崧泽文化传统的敛口豆与新兴的直口平沿豆共存;双鼻壶较为少见;过滤器颇具特色。同时期的嘉兴—沪南地区,鼎仍以粗泥陶凿形足为多,也出现了夹细砂的鱼鳍形足鼎,但鱼鳍形足鼎个体较大,侈口,折沿,沿上常有对称的两组三角形小尖凸,束颈明显,腹很深,鱼鳍形足较高,截面扁方,与余杭良渚遗址群内所见的夹细砂鱼鳍形足鼎有较大的区别;双鼻壶发达,在达泽庙、周家浜等地墓葬中,体形矮胖、颈部低矮、球形鼓腹、假圈足平底的双鼻壶都与粗泥陶凿形足鼎共出;豆形态复杂,仍见崧泽遗风,假腹豆与口沿外多附有的小鼻鋬的现象逐渐消失,直口平沿成为豆形制上的重要特征。苏南—沪西地区,陶器保留着更多的崧泽文化传统,除粗泥陶凿形足鼎外,卵腹杯也是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器物;双鼻壶与嘉兴—沪南地区一样发达;平底或矮圈足的匜为其特色。
1707288959
1707288960 良渚文化早期的玉器又可分为前后两段。早期前段的璜、钺、瑗(镯)、环、玦、纺轮、管、半球形隧孔珠等器类,都可在崧泽晚期玉器中见到相似的器形,应是继承崧泽文化玉器发展而来。发现于嘉兴—沪南与苏南—沪西两个地区的仙坛庙51号墓、达泽庙10号墓、普安桥8号墓等墓葬中的龙首纹环或圆雕龙首纹玉器,是早期前段玉器构成中的新面孔。同时,形体窄细的锥形器也开始出现。到早期后段,前段已出现的锥形器和龙首纹玉器的器形更趋成熟。新出现的最重要器形,有外壁长方形凸弧面上琢刻兽面纹饰的圆筒形镯式琮,近似瑗的玉璧,顶端平直或有圆弧形凹凸的玉梳背,璜与管、珠组配以及多件圆形小环或玦形小环组配的佩挂饰。作为良渚玉器最重要因素的神人兽面纹饰,基本完成了由龙首纹向兽面纹的关键性演变。这表明早期前段开始萌芽的良渚文化特征性玉器群,至早期后段,已大致形成。
1707288961
1707288962 中期:是良渚文化的高峰期,代表性的遗存有反山墓地、瑶山遗址等。此时遗址和墓葬中,以石钺、陶鼎、玉琮为代表的特征性器物群的普遍存在,表明环太湖各区域的文化面貌已趋向一致,传承自崧泽文化的遗风仍有保留,但已变得微不足道。石器方面,石钺仍然是石器中最主要的器形,多种质料、多样形制的石钺已成为标示墓主身份地位的风向标,石锛、石凿、石犁、石镰、“耘田器”、弧刃石刀等多种器类在各地的墓葬、遗址中屡有出土。陶器方面,夹细砂的鱼鳍形足鼎几乎一统天下,嘉兴—沪南地区虽然仍然偶见凿形足鼎,但胎质已变为夹细砂陶。双鼻壶广见于各地,颈部变高,鼓腹变扁,圈足明显。豆常施喇叭形把,中部常有宽凹弦纹和扁镂孔装饰。早期一些区域性的特征器物在此期命运舛异,如余杭地区的过滤器,在此期逐渐淡出,而苏南—沪西地区的平底或矮圈足匜,却逐渐为其他地区所认同。
1707288963
1707288964 良渚文化中期是良渚玉器系统最辉煌的时期。琮,出于更立体地表达神人兽面图像的需要,形体由内外俱圆变为内圆外方,并由相邻两个侧面上的纹饰合成一组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同时随着琮体器身的逐渐增高,纹饰也出现了较多的分节现象;钺,出现了用于复合组装的钺冠饰、钺端饰;璧,径大孔小,精粗不一,出现大量叠置随葬的现象;玉梳背,出现了取像于神人兽面、顶端呈弓形凹凸的造型;锥形器,新创出方形琢纹的形制,其纹饰布局方式,与琮如出一辙。与此同时,三叉形器、柱形器、带钩、半圆形器等新的良渚玉器特征性器物,也在中期陆续出现。早期单纯以兽面图像出现的玉器纹饰,已演化成神人在上、兽面居下的神人兽面组合图像,并成为良渚玉器装饰的主角和核心,广泛地施刻于琮、钺、璜、梳背、锥形器、三叉形器、柱形器、带钩、半圆形器、钺冠饰、杖端饰、器柄、牌饰以及玉管等玉器器表。一些顶端弓形凹凸的玉梳背、三叉形器、牌饰与钺冠饰等玉器的形制造型,源于神人兽面的复合图像,可以看做是神人兽面图像多样化表现手法与玉器造型紧密结合的产物。神人兽面似乎成了太湖流域各地区文化认同的一种形象化的标志。
1707288965
1707288966 晚期:是良渚文化的动荡期,代表性的遗存有寺墩大墓、福泉山大墓、草鞋山198号墓、张陵山东山1号墓等。此时,以墓葬中大量出现的石镞为表征,暗示征伐已成为这一时期主旋律。但从各地区发现的遗址数量大大超过早、中期看,又显示出晚期聚落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数量增长的特点。石器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墓葬中出现大量随葬石镞的现象;“斜把破土器”是新出现的农具。陶器方面,鼎由鱼鳍形足快速完成了向T字形足的演变,且锥形足、凹弧足、扁方足、三角形凿形足等不同形制的鼎也相继出现,构成了形态多样的陶鼎家族;双鼻壶口部增大,腹部更扁,圈足更高;豆多见竹节形豆把,还出现了钵形豆盘、子母口豆盘和椭圆形豆盘等多种新形制。此外,涌现出许多新的陶器器类,如宽把杯、子母口深腹簋、夹砂圈足簋、袋足鬶、实足鬶、锥形足盉、三足盘、贯耳壶、口沿有锥刺纹的泥质红陶罐等,并迅速成为日常生活或随葬品中的常见器。其中有些器类明显受到了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其他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表明此时的良渚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更为密切。
1707288967
1707288968 如果从总体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期理解为良渚文化的衰落期,但良渚文化特征性玉器群已由中期盛极而转衰确是不争的事实。端饰、器座、器纽、柄形器、弹形饰、条形饰、半瓣形饰等复合件玉器的数量骤减,新出现镰、“耘田器”等少量玉礼化工具。琮、璧、钺、锥形器等呈现出追求形体的最高与最大化倾向,其中琮、锥形器上纹饰的节数逐渐增多,而纹饰内容却由繁琐细腻渐变为简洁粗放。根据载体不同,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像表现出突出神人、淡化兽面,或凸显兽面、隐藏神人两条泾渭分明的简化路径,显示出神人兽面合一的图像以及象征性意义已走向末途。
1707288969
[ 上一页 ]  [ :1.7072889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