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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染色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发展，施染出的纺织品的颜色也不断地丰富。用某种染料染色的时候，织物每浸染一次，颜色便加深一些。所以《尔雅》中“一染，再染，三染”的说法，《考工记·钟氏》也有“三入为，五入为，七入为缁”的记载。用两种不同的染料套染的时候，可以显出第三种颜色来。但由于颜色的遮盖作用以及染料、媒染剂化学成分的相互作用，不同染料套染必须有规律地进行，如《淮南子·说山训》说“染者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就说明了这一情况。在商周时期仅《诗经》中提及的有关织物颜色，已五光十色了。到西汉，从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的纺织品上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色谱更加丰富。隋唐时期，染色工艺更是大发展，以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刺绣品为例：底色就有大红、正黄、叶绿、翠蓝、宝蓝、湖蓝、绛紫、藕荷、古铜等。到了明清时期，染色色谱分得更精细，仅染红色就有大红、莲红、桃红、银红、水红、木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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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三节 中国古代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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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以其源远流长和特色鲜明为世界所瞩目。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已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但这毕竟只是传说。若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古代服饰的源头更为久远，至少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此后历经新石器时代和商周以后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博大、斑斓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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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时期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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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是中国的青铜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确立礼制的时代，服饰制度也在此时逐步形成，但它的源头则可追溯到更为遥远的史前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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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前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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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原因导致了服装的起源，众说纷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假说：一是保护说。其观点是服装的起源是人类为了适应气候环境（主要是御寒）或是为了保护身体不受伤害，而从长年累月的裸体生活中逐渐进化到用自然的或人工的物体来遮盖和包装身体。二是装饰说。其观点是服装的起因来自于人类想使自己更富有魅力，想创造性地表现自己的心理冲动，把服装的起因归结为人类很早就憧憬装饰自己。这其中包括护符说、象征说、审美说和性羞说等。三是遮羞说。其观点把服装起源归因于人类的道德感和性羞耻。尽管有关服装的起源存在争论，但服装起源于旧石器时代已属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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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采集和渔猎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可能出于上述的综合目的，率先出现了原始的兽头帽、皮甲、胫衣之类的部件式衣着，由此逐渐引导出后代的服饰。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曾发现1枚骨针和140多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骨针长约82毫米，通体磨光，针孔窄小，针尖尖锐，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小石珠、穿孔兽牙等装饰品上有长期佩带的磨蚀痕迹。其中5件出土时呈半圆形排列，可能是成串的项饰。进入新石器时代，随着农业的出现和纺织技术的发明，服装材料从此有了人工织造的布帛，因而服装形式发生了变化，功能也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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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头衣和披单服等披风式服装可能是新石器时代较普遍的衣着。贯头衣大致用整幅织物拼合，不加裁剪而缝成，胴身无袖，贯头而着，衣长及膝，是一种概括性或笼统化的整体服装。其具体形象，在内蒙古狼山地区岩画、甘肃吴家川岩画、山东辛店文化陶器，以及新疆西北边境的岩画上，均有反映。这说明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除笼统式服装外，还在一些陶塑遗物中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等形象，在一些遗址中往往有簪发椎髻用的骨、石、玉笄等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部落显贵、巫师等，为了象征权威与特定身份，开始穿着不同寻常的服饰。这些，为商周时期服饰制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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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西周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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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西周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周时期人们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提花几何纹锦、绮，和绞织机的罗纱。贵族平时已穿色彩华美的丝绸衣服。衣料用色厚重，除使用丹砂等矿物颜料外，许多野生植物如槐花、栀子、栎斗和种植的蓝草、茜草、紫草等也已用作染料。此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也就成为一种与之适应的冠服制度。周王朝还设有“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尚书·益稷》所载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十二章纹饰，不仅本身代表深刻的意义，其纹饰的章数在穿用时也具有鲜明的等级区别，此后为历代帝王沿用。在商代能穿丝绸衣服的，可能还是极少数。到西周，各地大小邦国封君的穿衣打扮都有了种种排场。平民一般穿本色麻、葛布衣或粗毛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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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的玉石人雕像得知，商代衣着通常为上衣下裳制，上穿交领窄袖式短衣，衣上织、绣种种花纹，领缘袖口用花边装饰，以宽带束腰，腹前垂一兽头纹样的韦，下着裙裳。而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青铜人像，头上着冠，窄袖长衣，外加短袖开衩齐膝衣。结合诸多文物看，商代人可能已穿裤。商代一般男子头上戴短筒状帽箍，并一直流行了近千年。贵族戴弯曲高冠，上面还有许多珠玉装饰，也有用许多小玉鱼编成一组加在顶发上的。男子发式，通常是编发成辫，自右向左旋盘顶一周。女子则多把长发上拢成髻，或卷发齐肩。小孩头发梳作两个杈状丫角儿，叫做丱角。平民有裹发作羊角状斜旋而上的，有自顶心向后垂一短辫的，也有剪发齐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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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的人形文物看，西周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衣裳”遂成为服装的通称。衣袖有大小，衣长出现长大宽博式样，衣领多作矩式曲折直具有承上启下的特色。腹前的斧形韦，用皮革涂朱作成，另有一种用丝绸绘绣花纹的叫“绂”或“赤芾”，后世统称之为“蔽膝”，成为特别身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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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春秋战国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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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五霸七雄等诸侯国为兼并弱小，竞相发展生产。加之铁工具的推广应用，各种手工业得到较快的发展。纺织技术、服饰制度等也随之发生变化。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但大体而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差别明显，不过深衣、胡服在上下层社会都有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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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衣是春秋战国时贵族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大概是因上衣和下裳相连，袍身又深又长，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所以叫做深衣。(14)从马山楚墓出土实物观察，深衣是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二为一，却又保持一分为二的界线，故上下不通缝、不通幅。最智巧的设计，是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体化，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两袖也获得更大的展转运肘功能。所以《礼记·深衣》中称道深衣“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认为是一种完善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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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深衣，春秋战国时衣裳连属的服装较多，有些可以看作深衣的变式。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有木俑，袖口宽大下垂及膝，显得庄重，可能属于特定礼服类。传河南洛阳金村韩墓出土有二舞女玉佩，穿曲裾衣，扬起一袖，腰身极细，垂发齐肩略上卷，与后来《史记》描述的燕赵佳妙女子的典型装束相类似。湖南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有彩绘木俑，着交领斜襟（曲裾）长衣和直襟（直裾）齐足长衣，其剪裁缝纫技巧考究，凡关系到人体活动较大部位多斜向开料，既便于活动，又能显示体态的美，是深衣在战国末期的一种变化形式，曾是妇女的时装，对男装也有相当影响。至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直领对襟，短袖筒，刺绣凤鸟纹样的长衣，样子和现代的女式短大衣差不多，似乎是一种较稳定的女装式样，与汉代流行的“诸衧”有相承的关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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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服饰有较明显的变化，重要的一点就是胡服的流行。所谓胡服，实际上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装，它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式汉族服装有较大差异，一般为短衣、长裤和革靴，衣身瘦窄，便于活动。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由于中原上层人物惯于坐而论道，穿长衣视为特权，一旦弃长就短，不法古、不循礼，便成为改革大事。因为胡服轻便实用，当时的其他国家也争相仿效，胡服的应用不断扩大。短衣齐膝的胡服最初用于军中，后来传入民间，成为一种普遍的装束。其衣制实与中原劳动者短衣相类同，不过裤是连裆的。而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实物看，当时内地已有绵袴，《说文》解作“胫衣”，前面连腰，棕红绣绢裤面，锦边小口裤脚，两侧附装饰绦带，与胡服之别尤在于后面开裆。至于衣长，山西侯马出土的人形陶范表明，齐膝的织绣花衣已呈现出弃长就短的趋势，这大概是受胡服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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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纺织工艺的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吴越的细麻布、楚国的大花纹刺绣、燕国的毡裘、西域羌胡族的细旃花罽等无不精美绝伦。而琢玉、铸剑工艺的发展，又为玉佩、剑佩的流行提供了条件。因此，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追求华丽成为一时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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