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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陶器以关中秦故地的陶器为代表，典型器物有茧形壶、盆、鬲、釜、盂、豆、罐、瓮、仓等。许多器皿特点鲜明，如茧形壶，又习称鸭蛋壶，腹部向两侧横延，酷似蚕茧，又似鸭蛋，因以得名；窖底盆，在秦都咸阳宫殿遗址中出土，口和底均似椭圆形，口缘外卷，腹部略向外突，厚实坚硬，口径可达1米，高60厘米，底径50厘米，可能为贮粮之用；陶仓，为明器，战国时秦墓中就有发现，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陶仓器身较矮，上有模拟平顶斜坡式的圆形屋顶，仓身正面中间开有一个扁方形门洞。秦代陶器质地细腻，颜色多为浅灰色，原料经过良好加工。一般用泥条盘筑法成型，也有的用陶轮成型，弦纹装饰在陶轮成型过程中施加。战国以来陶制随葬器皿的兴盛也带来了陶塑品的兴盛。秦汉时期的陶塑艺术成就最高、最为壮观的，莫过于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这些陶制兵马俑多达数千尊，组成了威武雄壮的军阵。秦朝的工匠们以超凡的技艺和智慧，赋予这些陶塑品以神奇的生命，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增添了异常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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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陶器的工艺水平很高，造型优美，质地精良。品种、装饰则因地区不同而不同。陕西关中地区常见的日用陶器有豆、盆、筒杯、勺、盘、缸、甑、釜、小壶、扁壶、茧形壶、钵、罐、钟、碗等。明器包括礼器鼎和模型明器仓、陶囤以及各种动物形象。纹饰多为变形回纹、三角纹和窝纹。陕西潼关以东地区人们的日常用陶，以灰陶为主，有罐、壶、碗、勺、筒杯、瓮、盒、洗、甑、釜、杯、盘、尊等。流行生活用具模型，如仓、炉、灶、井等，大都作为明器供随葬之用。猪、羊、狗、鸡等家畜家禽及圈舍、住宅等明器模型也大量流行。盒、盘、案、杯等，开始在墓葬中成组出现。装饰则有弦纹、刻画的三角纹、连环纹、栉齿纹和动物纹，还有绳纹、拍印纹、模印、浮雕、涂色和彩绘等。南方的长沙地区常见的日用陶器有盒、壶、罐、碗、钫、盆、鼎、釜、甑、长方炉、博山炉等。许多器物造型独特，且坚硬厚重。明器有灶、仓、井、屋、猪圈模型等。广东地区常用陶器有瓮、双耳罐、四联罐和五联罐、瓿、小瓿、壶、匏壶、温壶、钫、盒、敦、小盒、三足盒、三足罐、三足瓿、四联盒、碗、盆、甑、釜、鼎、豆、三足格盒等。生活用具中灰白色的印纹硬陶占多数，有的还戳上印记，多为容器，炊器只有釜、鼎、甑3种。造型特别的三足器、温壶、匏壶有着明显的地方特点。印纹硬陶很讲究装饰，单是几何图案就达70多种，此外还有弦纹、陶纹、镂孔、篦纹及文字记号等。明器上多施彩绘。四川、云南等也有自己的制陶业，不少作品和中原地区相似，如圆底釜、侈口束颈、鼓腹的壶等。出土的舞蹈俑、说书俑、抚琴俑、听琴俑、侍立俑和各类家禽形象，生动优美，自然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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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还出现一种表面挂铅釉的陶器，被称为铅釉陶。铅的熔点低，在釉里起助熔剂的作用，它可以在普通的低温陶上烧成，其烧成温度只需要700～900℃。在釉里加入一定数量的呈色金属物质，烧成后釉面会呈现出美丽的颜色。汉代铅釉陶器大多属于明器，这可能是因为烧成温度低，器体不坚固及铅釉对人体有害不宜做实用器的缘故。关于铅釉陶器的起源，有人认为是受了东地中海沿岸属于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埃及绿釉、褐色釉陶器的影响。但据考古资料和化学分析证明，中国铅釉和地中海地区的铅釉陶器没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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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建筑用陶已十分发达，有砖、瓦、瓦当、瓦钉、下水管道及井圈等各种陶制品。砖类有方形、长方形青砖、空心砖、画像砖、曲尺形砖、楔形砖、子母砖等。方砖主要作铺地用；空心砖形体较大，用于宫殿、官署、陵园建筑；画像砖主要用来砌墓室；楔形砖、子母砖一端带榫，一端有卯，用于墓室的拱券部位。方砖的装饰有太阳纹、米格纹、小方格纹、平行线纹及文字等；长方形砖有细绳纹，有的在一端或侧面印有铭文，如“宫水”、“宫屯”等，汉茂陵及其陪葬附近出土的条砖侧面刻有虎纹、玄武纹；空心砖正面饰对称浮雕的朱雀纹，有的正面中心由方格形云纹、莲瓣组成图案，周边线刻虎纹、龙纹。陕西临潼和凤翔出土的秦空心砖，拍印有骑马狩猎和宴请宾客的场面。西汉空心砖印有阙门建筑、舞蹈、车马、狩猎、驯兽、击刺、神话故事、各类人物、禽兽等。画像砖在东汉流行，上有模印和彩绘，所反映内容比空心砖更丰富。秦汉建筑所用的瓦大多为筒瓦。瓦当纹饰，秦有动物纹、植物纹和云纹3种，还有少量的文字瓦当。汉瓦当沿用秦瓦当纹样，制作稍粗。汉初用带纹和云纹作装饰。王莽时期多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饰。文字瓦当汉代已大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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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汉成熟青瓷的烧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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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虽然质料中氧化铝的含量较高，但烧成温度却没有相应的提高，故大多只能称之为釉陶。此外，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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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在原先发达的印纹硬陶、原始青瓷制作工艺的基础上，率先烧制出了成熟的瓷器。上虞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系用1260～1310℃高温烧制而成。瓷胎烧结良好，质地细密，吸水率低，胎釉结合紧密，釉层透明，已完全具备了瓷器的各种条件。由原始瓷发展到成熟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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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原始瓷演变而来的东汉晚期的瓷器，在造型技术和装饰手段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它毕竟比陶器、原始瓷更坚固耐用，清洁美观，又远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所以这种新兴的事物一经出现，即迅速地获得人们的喜爱。各地因地制宜，广为烧造，瓷器很快成为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此时常见的器型有碗、盏、盘、钵、盆、洗、壶、钟、罍、瓿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砚、唾壶及五联罐等。碗，造型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口沿细薄，深腹平底，碗壁圆弧，就像被横切开来的半球形；另一种口沿微微内敛，上腹稍微鼓起，下腹弧向内收，平底，器型较小；两种形式的碗底都微向内凹。盘，多属大件，器型与原始瓷盘十分相似，通常作耳杯的托盘用。盆，直口折唇，上腹较直，下腹向内斜收，腹中有较为明显的折线，廓线挺健。罐，种类相当丰富，以四系罐最为多见。四系罐的形状是直口圆唇，鼓腹平底，肩部凸起，肩腹之间装有4个等距横系（个别有6个系），系孔扁小，不便系绳，故系下内壁往往有凹窝，系的两端留有按捺的手指压痕。肩部有弦纹或水波纹，腹部常见有麻布印纹，也有通体素面的。这种罐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在浙江上虞的许多窑址中都有发现，在不少省市的墓葬中常有出土。壶，也是一种发现较多的器物，其造型类似原始瓷壶，但那种腹部遍饰粗弦纹的做法已经少见。浙江宁波鄞州区发现的一件青瓷壶，外形颇似战国时代楚国的陶壶，肩部有半环耳2个，并划弦纹和点线纹，底部刻隶书“王尊”二字，可能是匠师之名，也可能是买主王尊定制。钟，口颈较大，腹部稍扁，下有高圈足，腹部贴有对称的铺首，显然是仿照青铜钟的形式。奉化白杜熹平四年（175）砖室墓出土的五联罐，颈肩贴堆纹，显然是对褐釉原始瓷五联罐的模仿。此时瓷器的装饰花纹，仍旧为弦纹、水波纹和贴印铺首等几种，与原始青瓷的装饰手法无太多差异。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瓿、罍等器物，外壁拍印麻布纹、窗棂纹、网纹、杉叶纹、重线三角纹、方格纹和蝶形纹等，也与印纹硬陶的装饰图样基本相似。这些都说明东汉时代的瓷器，从造型艺术到装饰手法，均存在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明显烙印，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说明它刚从原始瓷中脱胎而来。虽然这仅仅是原始瓷到成熟瓷器所迈出的头一步，然而这恰恰是划时代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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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瓷器素以青釉制品闻名于世，但在宁绍一带的东汉窑址中却发现它还同时烧制黑釉瓷器。此外，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这种黑釉瓷器的坯泥炼制不精，胎骨不及青釉瓷器细腻，器型也较为简单，以壶、罐、瓿、罍等大件器物为多，也发现有碗、洗类器物。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中出土的一件四系罐，肩部饰有一圈莲瓣纹，当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以后在瓷器装饰上的最先反映。虽然黑釉瓷胎质较粗，用料要求不严，由于在器表施以黑褐色的深色釉，粗糙而灰黑的胎体得到覆盖，这为瓷器生产扩大原料使用范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所以这种黑釉瓷器的出现，同样是汉代瓷业中的一项重要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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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国两晋南北朝陶瓷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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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瓷器仍然是浙江地区发展最快，以浙江越窑的青瓷质量最高。越窑瓷器胎呈灰白色，质地细密，釉色均匀。浙江东北部的绍兴、余姚、上虞等地瓷窑最为集中，中部的金华地区、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及江苏的宜兴均山一带所产的青瓷也各具特色。此外如长江中上游的江西、湖南、四川等地以及沿海的福建、广东也发现了南朝时期的瓷窑。北方地区可能受动乱和战祸的影响，在十六国至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的墓葬中，出土瓷器仍然只是唾盂一类。1948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一批青瓷，经化验是属于北方瓷土，器物的造型、装饰也与南方青瓷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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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的趋势是：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20)北方地区发现的窑址不多，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主要有3处：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址、山东淄博寨里窑址、山东枣庄中陈郝北窑址，这3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呈椭圆形，俗称馒头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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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瓷器的种类增多，许多过去用陶、木、漆、竹、金、银、铜制作的器皿，逐渐为瓷器所替代。南方瓷器常见的器形有碗、碟、盘、盒、槅、洗、盆、钵、杯、耳杯、盏托、水盂、壶、扁壶、瓶、罐、坛、唾盂、香炉、灯、观台、斗、虎子等生活用具。专门作殉葬用的明器有谷仓罐、火盆、灶、鸡笼、羊圈、猪栏、狗舍、碓、砻、磨、畚箕、米筛、房屋建筑及车马等模型。各种人物形象及动物形象的瓷塑作品数量众多。最突出的制品是流行于三国至晋的谷仓罐，在口沿塑出楼台亭阙、长廊列舍，成四面布局，四个大缸列置四角。上面堆塑着或站或坐的人物，许多飞鸟在楼阁上觅食。在罐沿下腹圆鼓部分粘贴羊、异兽、龟、蛇、鱼类等动物。北方青瓷的器物种类较南方为少，除生活用具外，最突出的是莲花尊，气魄宏伟，有金银锤的效果。北方瓷系中最突出的成就是烧成了白瓷。河南安阳曾于北齐范粹墓中出土了一批白瓷，有碗、杯、三耳罐等。在河北内丘的邢窑遗址，也发现了北朝时期的白瓷。白瓷的烧制成功，为瓷器的美化开辟了新的途径。此时黑瓷生产的地域不断扩大，工艺水平也有提高。主要产品有壶、罐、香熏、唾盂等，釉色稳定，光泽很好，表明黑瓷工艺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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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表明瓷器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并真正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这一切都为唐宋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为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吹响了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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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质文明史 第三节 瓷业高峰与彩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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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至清代，中国成熟瓷器发展大致可分为素瓷与彩瓷两大阶段。素瓷是相对于彩瓷而言的，主要是指青瓷、白瓷与黑瓷。这些种类的瓷器，尤其是青瓷，经过东汉、三国、南北朝的孕育与发展，到唐宋时期达到了高峰。彩瓷有釉下彩、釉上彩以及斗彩等，在元、明、清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为瓷器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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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唐五代时期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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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陶瓷工艺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在各地出现了以地区命名的瓷窑体系，其中以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最为著名，并由此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烧瓷新工艺的采用，创制出更多的新产品。文人的著述、诗人的讴歌，更为这时期的名瓷及其制作技艺增添了光彩。隋唐的陶瓷也同中国的丝绸等名贵物产一起，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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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窑的青釉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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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青釉瓷以越窑生产的质量最高。越窑的窑址广泛地分布于浙江东北部的余姚、慈溪、宁波、上虞、绍兴、临海、黄岩、象山等地，其中上林湖地区（今属浙江慈溪）是越窑的中心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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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文献(21)，然而越窑并非始于唐代。考古发掘与考古调查资料表明，浙东地区，尤其是绍兴、宁波地域生产瓷器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原始瓷阶段，东汉晚期成熟瓷器也在这一地区烧制成功，可以说宁绍地区是中国烧造成熟瓷器的发祥地。东汉到隋，这一阶段所生产的瓷器，从原料、工艺、施釉到装饰艺术与唐代的越窑制品，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但是在造型、制作工艺、装饰艺术主题和制品的销售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别。为了区分，我们可以把从东汉到隋生产的瓷器称之为早期越窑器，唐宋时期制品称之典型越窑器。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制品，可称之先越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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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先越窑器、早期越窑器，还是典型越窑器，都以青釉器为主。隋、唐、五代越窑青瓷产品种类丰富，有碗、盘、碟、壶、瓶、罐、水盂、唾盂、钵、匙、灯、印盒、粉盒、墓志等。其胎体灰色，釉色青黄、青绿，晶莹润泽。越窑青瓷不但质量好，而且有漂亮的装饰。越窑的装饰有划刻、堆塑、粘贴、镂雕、点彩、模印和嵌镶等多种形式。早期越窑器，如三国、西晋时的谷仓、魂瓶，堆塑着多层的飞鸟、走兽、人物和佛像。其他常见的有弦纹、波浪纹、水草纹、花纹、云气纹、如意纹、篦纹、网纹、连珠纹、几何纹等。唐五代越窑的装饰技艺更为娴熟，例如用线刻技艺熟练地刻出小花、流云、莲荷、菊花、飞蝶、小鸟、云龙、仙山乃至关于竹林七贤、嵇阮高士的人物故事。一些人像佛像、飞禽走兽、水草虫鱼、花朵叶片、藤萝蔓枝等，神韵毕露，栩栩如生。吴越国王钱镠母水邱氏墓出土的鼎式炉，通体绘有褐彩如意形云气纹、莲瓣纹、忍冬藤和蕉叶纹。并在宝盖和须弥座镂孔处用褐彩勾线，使整个器物显得气宇轩昂、博大恢宏，是件难得的稀世珍品。有的制品还用金彩修饰，在口沿用金边包裹，即所谓“金扣瓷器”、“金银饰瓷器”、“金棱秘色瓷”等。江苏扬州出土的一件五代越窑执壶，嘴和口都用银片包裹。杭州吴越国钱元瓘墓随葬品龙罂瓶上的盘龙纹，是用鎏金装饰的，富丽堂皇，美观大方。唐代越窑还在晋代褐色点彩的基础上，开始运用釉下彩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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