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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依史书记载，太宗朝杨允恭、王延范，真宗朝刘平，仁宗朝曹偕，神宗朝陈慥，皆慕朱家、郭解为人，好气任侠。不过，他们大多只得闾里人徒追仿，而无太大的社会声势。宋江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62]，出没青齐草濮一带，行事在正邪之间，不久也为朝廷剿灭。而一些文人，如张景“以古学尚气义，走河朔，与冀州一侠少游，后侠者不轨，事败，景亦连继，捕之甚急，遂改名李田，遁窜四海”[63]，则可见其时游侠的放失与官府对他们的戒惕已到何种程度。当然，有时激于时变，也有一些侠作出惊人豪举并青史留名。如钦宗朝的王伦“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64]，年过四十，仍整日与市井恶少群游汴中，为侠邪无赖。某日，钦宗因金兵南侵，逃至宣德门，都人恨朝廷庸弱，群聚围哄，是他自荐其才，领一班恶少抚定众人。以后又出使金国，不屈而死，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和李彦仙、孙益两人奋死效力于地方抗金斗争，或不忍见生灵涂炭而投河自尽，或奋勇当先至战死为止，其志节也都不逊色于古忠烈之士。但是大部分侠沉沦于市井乡里，有的与浮闲游手相结交，和乡奸里豪互为援手，常不免干一些不体面的歹事，则与汉唐大侠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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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统治者对侠的戒惕一如宋代，故侠者大多仍落魄里社间。如至正年间，有一“博鸡者”即赌棍“素无赖，不事生产，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诸为里侠者皆下之”，后居然能为一受豪民构陷丢职的地方官鸣冤，并“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数十人”，将豪民痛打一顿，游街布众[65]，无奈真实姓名已不可考知。有的侠则等而下之，贩私盐，造伪钞，其时铅山有吴友文，史称“豪民”，实逞强任侠之徒，“奸黠悍鸷，固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66]。有的则武断乡曲，横行不法，如高邮张提领为非作歹，最后遭到官府“杖百徙之”的惩罚，一时“人以为快”[67]，已无多少道德信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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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是中国古代专制统治最为严苛的时代。鉴于历代政权更迭的教训，非常注意裁抑豪强以巩固皇权。如明太祖一即位，就改变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废去施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分其权于六部，使直属于皇帝。又以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分掌兵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分典刑狱，使之互相牵制，由此揽军政兵刑大权于一身。在地方则设布政、按察和都指挥使三司，在都察院下设监察御史，出则为巡按御史，上可弹劾官员，下以监察民情。又设通政司处理诉讼，平息纷争。为强化国家武装，还创设卫所制度，使遍布国中。同时颁布《大明律》，规定国家有权逮捕逃户，凡有谋反大逆必凌迟处死，有妖言惑众必治死罪，即劫囚者也要斩首，是为历代法律所未设。此外，明政府还设立里甲制、关津制等办法加强对人的控制。通过人口普查，造册备案，每年审定，又防止豪强隐匿土地、户口，针对性地在一些地区推行迫其迁徙乃至抄杀的政策，更还有锦衣卫之设。至明成祖继位，削减藩王势力，设立内阁制，六部以下皆无所统属，机要之任悉归内阁，而内阁干脆只作为皇帝的顾问，摆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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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央机构基本沿用明朝旧制，但在内阁外别设国议，即由满族王公贵族组成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在内阁六部之上。同时在宫内设南书房，负责拟进谕旨。雍正时又设军机处，作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国议的权力削弱，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加强。清政府还吸取明朝太监专政的教训，裁撤了宦官二十四衙门，大臣所立奏章皆不再委诸宦官，而改由皇帝亲审。在地方，增设总督或巡抚，直接听命于皇帝，八旗军与绿营则到处驻防，监督各地保甲法的施行。所颁《大清律》集历代刑法之大成，其中对一切有碍专制集权的行为都有明确的惩罚措施。谋反等重罪当施极刑自不待言，即如集会、聚众、罢市和喧闹公堂也在违禁之列。所以在清前期，即使有各种矛盾纷争，也只在小范围、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嘉庆以后，随统治的失效，遂不断有民众暴动，这种暴动许多是假秘密结社的方式发动的，但最终都遭到严厉打击而归于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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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化专制集权相联系，明清两代统治者还十分注重对儒家礼义的强调。如朱元璋用刑部尚书钱唐、侍郎程徐之言，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固为圣人，但发挥三纲五常之道，使载之于经，以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以致世道愈降而人心不坠者，全赖孔子之力。为使天下人皆读孔子书，行孔子教，他诏令通祀孔子，以收拢人心。先前他读《孟子》，对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的说法十分不满，认为此“非臣子所宜言”，诏议罢孟子配享孔庙，以后重又恢复。他还与耆儒论讲道德，兴起教化，制科取士也一以经义为先，非圣人之言不纳，非朱子之言不采。康熙也尊孔子，夙好程朱，曾命人编《太极图论》，亲制《四书解义序》，以《理学真伪论》试士林。他还命人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尊朱熹配祠十哲之列，又重用李光地、陆陇其、汤斌等理学名臣。对传统经学也十分重视，以为可依此正人心，厚风俗，并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进行大规模的经籍传注编纂，希望藉此宣扬忠君思想和纲常伦理。可以说，与在政权建设上贯彻专制皇权，使之达到顶峰相一致，其对思想的钳制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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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政治情势，作为个体的侠虽始终存在，有时还颇活跃，如明人王泽一家“兄弟五人，皆好任侠”，他本人以后居然也致高位。[68]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侠的活动尤其活跃。郭子兴、张士诚、陈友谅等人皆“任侠喜宾客”[69]，“喜游侠，乡人畏服之”[70]。他们手下即多游侠与事。以后如正统年间，江西人邓茂七“豪侠为众所推”[71]，曾聚众起事，自号“铲平王”，接连攻下福建二十几个州县，设官建政，声威大振。明代文人任侠也常见于史载，如林鸿、王恭和越世显等人早年均好任侠，至晚年仍念念不忘，津津乐道。佘翔号为诗人，却一生浪迹江海，“任侠好义”，并“义声高于长安”[72]。而商人与山人为侠更成风气。前者如许谷“少以技击豪，即壮硕，益轻捷”，“比入少年场，则比竹投壶，讴歌蹴鞠，无不中节……诸三老豪杰争以牛酒劳之”[73]，俨然侠的做派。汪长公“即务重积，顾独以廉贾闻”，“既艾，日从诸侠少游，近声伎博弈，终日无倦”，“日置高会，召诸故人而为平原欢”[74]；郑作“家本商贾，读书苦吟，且为人负气任侠”[75]，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人格面貌。后者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列有山人身份的百余位文人，近一半与侠有关。他们不仅“少年为侠游”（如陆治），“性慷慨，通轻侠”（如朱察卿），“禀性强直，乡里有不平事，奋袂剖陈，不避权贵”（如吴梦旸），还“能挽强驰骑”（如宋登春），“把酒说剑谈兵”（如王寅），平时“跅弛放迹，使酒纵博”（如何璧），既负乡民重望，又多人格魅力，乃至有州府交辟官其地者。万历年间，有潘之恒纂类书《亘史》凡九百八十六卷、七十九目，其中迻录或创作的各类反映侠者的作品达七卷四十二篇，有的甚至以女侠女剑客为主题。就内容而言或有杜撰，但许多有本是确然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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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甚至其时也有不少游侠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尽匹夫之责，如明嘉靖年间，慈溪人杜槐“倜傥任侠”，带领县民在余姚一带力敌倭寇，负伤堕马而死[76]。福建谢介夫“好勇任侠”，阴结死士，偷袭倭寇营地，复又率兵讨倭，力战之下，因援兵不到被害。[77]有些游侠未留下姓名，如隆万年间，李成梁督辽事，抗击鞑靼插汉儿部的数次入侵，他“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先锋”[78]，这些“健儿”中就多游侠，故陈子龙《辽事杂诗》称“昔年游侠满辽阳”。他们为保卫大明边防作出的贡献似可与唐代赴边的游侠同列。然作为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已不再享有秦汉时的隆盛地位，甚至也没有隋唐五代的赫赫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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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部分逐渐远离社会中心，作为一种“非正式群体”，甚至日渐丧失人格上的独立和道德自律，虽不时仍有仗义疏财、扶危持颠的豪举，更多的则投入到行险犯禁、擅作威福的行列。一些人投身为豪强权贵的门客或家奴，便习弓马，喜好斗杀，依仗主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族党，甚至起灭词讼，凭凌儒绅，成为危害地方的罪魁祸首。明人谈迁的《避暑漫笔》对此多有贬斥，称此种人不灭，“则郭解之暴，将起于今日矣。”顾起元《客座赘语》论当日社会各色人等，其中有一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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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等，既饶力气，又具机谋，实报睚眦，名施信义。或财役贫，以奔走乎丐贷；或阳施阴设，以笼络乎奸贪。遇婚葬则工为营办以钓奇，有词讼则代为打点以罔利；甚则官府之健胥猾吏，为之奥援，闾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侩，甘作使令。花鸨梨姏，愿供娱乐。报仇借客而终不露身，设局骗财而若非动手。有术必遂，无事不干，徒党至数十百人，姓名闻数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龚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蟊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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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人也即谈迁所说的“郭解之暴”，他们是侠沉沦市井、自主自律意识日渐淡薄的体现者，是秦汉以来以温良泛爱振穷周急为务的游侠的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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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养客之风虽历千年不绝，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毕竟日益衰替并向部曲、家兵，乃或“私客”、“奴客”、“僮客”、“田客”转化，他们不被作为独立户看待，单独建立户籍，而仅附属于主人门下成为“客户”，这多少使一些为侠者失去了秦汉游侠平交公侯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人格独立的现实可能，前及有侠沦为家奴便是显例。而有些不喜为人笼养，性情更狂放一些的侠者，既不愿勤力田亩，以养身家，又不能槁项黄馘，老死牖下，为了生存就不免要投入一些非正当的活动。明人姚旅《露书》论当日生民类别，很可以说明问题：“《枫窗小牍》载王禹偁上疏称古有四民，今有六民。……余以为今有二十四民。”他之所谓“二十四民”，是指除士农工商僧兵之外的社会各色人等，凡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师、驵侩、驾长、舁人、篦头、修脚、修弄、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类。其论“响马巨窝”一类谓：“游闲公子，侠骨豪民。家藏剑客，户列飞霞。激游矢若骤云，探囊金如故物。里羡其雄，官何敢问。廿三民之外，响马巨窝又一民也。”“响马”指于道途劫掠他人财物者，因这些人在行劫前必先施放响箭，故称。“巨窝”则指那些匿藏盗贼亡命及其非法所得的巨头。而所谓“侠骨豪民”，互文见义，实兼指游侠和豪猾两者而言的。故当初明宪宗因锦衣卫上报京城有恶人行奸，以为“昔汉郭解一豪侠之雄耳，武帝因公孙弘之言，杀之以惩不逞，论者谓其有关治体。今群恶少相倚为奸，恐将来效尤者无所不至，宜榜禁之”[79]，直以游侠与盗匪相提并论。要之，明代的侠少有追随人主，凭一刀一枪建不世奇功，而多沦为绿林劫掠者，是侠日益远离政治乃至社会中心的明显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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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侠的情况大抵与明相似。他们没有了战国、秦汉甚或唐五代时侠置身于社会中心的显赫地位，在一般平民眼里可能依然是英雄或救世主，但总体而言非但不再是统治者依靠的力量，相反却成为这一集团不能容忍的对象。故大多沉浮民间，分布在广大的社会底层，赖所操的各种职业为生。当然，什么正业不务的也大有人在。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多闲散人员，据清末朱泽澐说是十人中就有六个。[80]后经整治，情况有所好转。但乾隆以后又渐渐多了起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81]，这些人当中就多有游侠活动。他们有的依人为客，如清初颜元设馆讲学，授人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门下就有侠，其中商水人李子青还是当时大侠。有的则一无所主，虽不乏才华，但坎坷一身，终不得进用。如乾隆时秀水县举人王昙，文名与名诗人舒位相埒，因好游侠，又喜言兵，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被目为狂人，但终身潦倒。清初另一大儒孙奇逢讲学夏峰，“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属，有求见者，必诱进之”[82]。既称“乡曲侠客”，可知已与活动在都邑闾巷甚至权倾一方的汉唐游侠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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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类钞·义侠类》为后人留下许多“乡曲侠客”活动的踪迹。如康熙年间，有通州汤公子“豪侠自喜，结交当世知名士”，因受“庄廷明史狱”牵连，被投入囚牢。燕山大盗邹飞虎是一位大侠，时在牢中，得知汤被人构陷牵涉成罪，便联络狱外同道将其救出秘藏，以后嫁以甥女，让他们远赴南洋，在自己购下的别馆平静过活。雍正年间，深州伶人王四喜“性豪迈，有幽燕侠士风”，尝倡助百金解救与自己素不相识、因不善理财亏空官帑的甘肃某邑令。乾隆年间，亳州人杨威“性奇鲁，读书数年不能识一字”，好从屠沽游，父数责之不听，待父一死，乃径为屠沽，为人“尚气力，使酒任侠，横于亳。亳之恶少年尝伺其独行，群掩而踣之，具水火炮烙，惨毒甚，终闭口无一言，众由是服之，奉为魁”。道光时，又有太素道人奕绘“任侠，负文武才”，看不惯市井无赖趁上元节庆侮辱妇女，“张怒髯叱咤辟易，以缚弓鞋之铁械狙击众无赖，乃皆长跪乞贷死，崩角有声”，都可见侠者风范。当然，没身为盗，“以行劫为长技，窝匪徒为任侠”的也有不少。[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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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其时社会各个角落，各种职业，皆有乡曲布衣之侠在活动，他们中虽也有急人所难、敢于任事的豪杰之士，但犹多横行不法的奸人与豪猾，所谓“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84]，故较之唐律，明清两代刑律多了治地痞流氓的条款。清人全祖望尝谓：“游侠至宣元之后，日衰日陋，及至巨君之时，遂已一无可称矣”[85]。这“日衰日陋”四字虽不免绝对，但大抵与事实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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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的人格与世界 借来侠胆助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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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大变局造成的特定社会气氛，不久又一次将侠和侠义人格推向社会政治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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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嘉以后，清朝政治日趋腐败，鸦片战争的爆发更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前所未见的危难时世，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开始展开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先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但不久以失败告终。革命派经此变故，逐渐摆脱对君主立宪的幻想，由爱国御侮转向了革命排满。但由于无论是保守的维新派人士还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谋事之初手中都不掌握兵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只是愤于国事日不可为和朝廷的软弱腐败，奋起从事在一般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革命，再加上所从事的革命充满危险，一时并不能看到成功的希望，他们十分需要一批富有牺牲精神且忠于信仰、敢于任事的义士，作不计较声名报酬的纯粹的奋斗，所以大抵都用历史上的侠义之士相号召。如有维新改良思想的郑观应，据前人所集唐五代侠义小说成《剑侠传》，又从明清笔记小说中搜辑剑侠故事，请人配上图像成《续剑侠传》，与原书合刊行世。在为该书作的序中他坦陈自己编书的宗旨：“余悯世宙之迍邅，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稍后谭嗣同著《仁学》，也以侠义精神相号召，认为“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察也”。前及章太炎三论《儒侠》，将后者与墨、道、法、兵诸家之学并列，称“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更为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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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于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受到列强及资本主义崛起的启迪，特别是受与中国距离最近、文化最接近的日本的影响，不是留学日本，就是到过日本。日本以一蕞尔岛国，居然崛起于数十年之间，并且在甲午一战中击败中国，又战胜世界级强国俄国，为全球注目。欧洲人考其所以强盛之由，都将之归结为大和民族刚毅坚强杀身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其时许多有识之士也这么认为。故谭嗣同《仁学》称“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更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梁启超有感于此，更援其名作《中国之武士道》，对自春秋而及秦汉七十位好气任侠之士的行事予以专门的彰扬。此书前有杨度序，比较中日两个民族尚武精神的差异，指出日本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久愈烈，至今不衰，对内导致其维新革命成功，对外数胜列强，赫然成世界一等国；而中国之武士道自汉以后气风歇灭，愈积愈弱，以致在内强暴迭出，民权削弱，在外异族入侵，满洲入而主我，“一则古微而今盛，一则古有而今无”。现在是到了效仿东瀛，振兴几于荡失的游侠人格和精神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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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梁氏又以为斯巴达人之所以雄霸希腊、德国之所以傲视欧洲，都是因尚武之故也。故在为《意大利兴国侠士传》一书作的序言中，鼓吹“雪大耻，复大雠，起毁家，兴大国，非侠者莫属”，将侠与意国烈士并举。[86]而章太炎编订《检论》时，推称盗跖为“大侠师”，以为“盗跖所为，今之巴库宁也”[87]，是将侠与俄罗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计个人安危投身革命的米哈伊尔·巴枯宁相并比。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和官方的法令，曾说“破坏的欲望也就是创造的欲望”。以中国人习惯的认知，侠显然也长破坏，是截然站在享利集团对立面的反对力量。但在章氏看来，他们对社会所具有的摧折荡涤作用早应该为国人所认识。于此，又可见欧洲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影响。[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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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活动在其时从乡村到城镇各个角落的秘密组织、会党成员及江湖游侠，大都具有种族思想，又因与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颇有趁此乱世放手干一番大事的意愿。他们豪爽而讲义气，重然诺，轻死生，可为他人或团体利益牺牲自我，且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纪律约束，故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都曾致力于联络他们，以壮实力。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就曾指出：“乙酉以后，予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予先从联络会党入手，……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那些沉沦于江湖的豪侠之士就这样再度振起，进入社会政治中心，成为切近这个中心的关键。千百年来，游侠“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品格，至此因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个社会大革命洪流的融入，升华为一种更崇高远大的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热血志士赴难走急，视死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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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谭嗣同，不仅倡言振兴游侠精神，自己就是一位性喜任侠的热血之士，以后革命党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称他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他“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89]，又“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热衷结交江湖侠士以为他日之用。他与京师大侠大刀王五的交谊为人熟知。而变法失败，甘以一死召后起，更大具侠烈精神。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时有“浏阳双杰”之称的唐才常，也是一位侠肝义胆的志士。他少好读书，不拘章句，究心经世致用，好谈托古改制。早在1897年，就已和谭嗣同在家乡办馆倡新学。一年后应谭电召赴京参与新政，刚抵汉口，政变猝起，只得亡命日本。激于好友之死，从此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在作于此时的《侠客篇》诗中，他推崇日本武士，“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又以“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自励，欲为国家兴衰继绝之志跃然纸上。以后在上海建自立会，在各地设机关，“遍抚长江两湖豪杰，荆襄奇才剑客咸来归，……又收纳青、红帮众凡十余万，多桀颉斫弛不易御。才常长驾远驭，因其才抚用，各得其欢心”[90]。又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在汉口英租界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运动沿江各省会党，组织自立军七军，自任诸军督办，策划分武汉、大通、安庆、新堤、常德五路同时举事。失败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捕获。当其时，他镇定自若，焚去名册文函，坚坐待之。“时乡人李荣盛随先生久，涕泣劝先生避难。先生曰：吾早已誓为国死，汝可行也。……坐法庭，侃侃斥西太后罪状”，在说完“吾志在救国，事既不成，有死而已”后再不说一字[91]，隔日从容就义于武昌滋阳湖畔。秋瑾对他的慷慨赴死十分敬佩，将他归入“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之列。[92]他的日本友人田野橘次更感叹道：“呜呼！世界各国文明之发达，鲜非义烈之志士流铁血，碎侠肠，拼头颅，以购得之者也哉。余夙好义侠之流，因是纳交于唐才常，约为知己”[93]，直将他归于义侠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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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运动的失败使许多志士彻底放弃对清廷的幻想，即以自立会成员而言，原先只毕永年一人为革命派，后秦力山、陈犹龙、沈荩、禹之谟等人都很快转成革命派，这些人大多具有侠义气质。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对会党及江湖游侠十分重视，在联络两湖、闽粤三合会、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义过程中又收编了许多会党人物和绿林豪侠。如1895年重阳广州一役收编了大炮梁、李杞侯、艾泉等人。1900年闰八月惠州一役收编了黄福、黄耀廷、江恭喜等人。1902年除夕广州一役收编了曾捷卿、刘大婶等人。1904年九月长沙一役收编了马福益、何少卿等人。1907年四月潮州黄冈一仗收编了余丑、陈涌波、余通等人。这些人不是会党领袖就是江湖游侠、绿林豪杰，有的两者一身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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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革命党人发动镇南关起义前，孙中山到当时英属马来群岛和法属越南，其时有绰号“灯筒”的绿林豪杰李福林来海防求见，愿于革命党广州发难时号召绿林借械斗为名，集中在附近各乡响应。这李福林（字登同）即是一游侠，“性任侠，好抱不平”[94]。后孙中山命他回粤与当地同志协商行事，并专函介绍给朱执信、冯自由等人。1909年冬，黄兴、赵声等人图谋运动广州新军反正，他即率各乡绿林响应。1911年黄花岗一役，又率族人与番禺各乡民军齐集大小圳，接应城中起义军。他是上述被收编豪杰中十分突出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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