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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Oliver Goldsmith,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or Letters from a Chinese Philosopher Residing in London to His Friends in the East，共二卷（London, 1800），卷一：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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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同上，卷一：ii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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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同上，卷一：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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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同上，卷一：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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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同上，卷一：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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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上，卷一：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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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同上，卷二：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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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John Bell, Journey，Walpole 亦为订购者之一，他用的头衔为欧福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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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orace Walpole, “Mi Lai, A Chinese Fairy Tale”，收入Hieroglyphic Tales （London，1785），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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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同上，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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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 第五章：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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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of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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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认为，由于中文为单音节，因此中文对话应该相当容易；安生认为，中文繁琐不实际；马戛尔尼发现，西方小孩学习中文毫无困难。无论如何，在这个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波罗曾说他懂数种语言，但是从未说明中文是否为其中之一。曼德维尔从未发表意见，只指出和他谈话的君主懂法文。平托则以一贯不经心的口吻用两页篇幅表示他懂中文，但是“不知如何与中国人沟通”。鲁宾逊明确表示，他一向仰赖一个葡萄牙人翻译，此人“了解这个国家的语言，法语流利，还会说一点英文”。[1]自十六世纪末以来，愈来愈多西方学者钻研中文文法及字体，希望能够解读其结构及原理。研究的结果，就是大量经常匪夷所思的学术报告以及一些所谓中文的“关键”，其中最夸张的就是保证数周之内让聪明好学的人学会中文，但是这位自负的发明人从未实际验证过自己的理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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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尝试掌握“关键”，以了解中文，正反映了自笛卡尔及弗兰西斯·培根思想论述发表以来，十七世纪西方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强烈相信系统存在的必要。基于此，只要找到中文中的关键，自然就可以找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关键，进而了解足以说明这个国家的重要系统，就像了解构成自然宇宙的其他系统一样。因此如果想了解中国，一定得以精确词汇深入探索、分析、诠释此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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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的伟大催生者应该是莱布尼茨。以他在数学研究上的突出天分以及对宗教和逻辑的热诚，他会走上追索中文系统这条路并不令人意外。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正是梦魇般的三十年战争结束的前夕。1670年代，他在巴黎读了几年书，随后回到汉诺威，从事忙碌的文官工作，并进而担任法庭图书馆员。由于这份工作，他开始有时间追求自己在知识上的广泛兴趣，其中包括二进位算术和几何学。同时，莱布尼茨也翻阅了由耶稣会会士介绍的有关六爻卦本质之文章；六爻卦为《易经》（据说由孔子编纂）的主题，该书是中国人卜卦的依据，也是哲学思考的重要来源。六十四个六爻卦以数学式的精确顺序排列，每一条线上都有一长横或二短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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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六爻卦类似二进位算术的演算原则，着迷之余，莱布尼茨开始和居住在中国或是从中国返回欧洲的耶稣会士通信，长期而深入地进行探讨。他同时开始研究一些学者探索中文关键的文章，其中包括约翰·韦伯（John Webb）的论述，他尝试证明中文也许是世界上第一种或“最原始”的语言，随后才出现了其他语言。对于利玛窦首先提出、耶稣会士继而探讨的论调，认为可从中国最早期的古典经文中追溯一神教的观念，为了验证它们，他仔细阅读这些中国典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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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早已订下人生目标，要致力于治愈严重伤害当时社会的邪恶神学及政治冲突。他相信事物的多元性及和谐性，也相信唯有透过他的有系统的哲学，纯理性才有足够力量捕捉至高无上的真理。只有经由这种探索，我们才能看清所有事物事实上都朝着“先定的和谐”靠拢，而这正是上帝的旨意。[5]莱布尼茨认为，在追求宇宙万物的知识时，中国也许该扮演主要角色，因为他自忖在协调极端事物上他的理念与中国思想不谋而合，因此，若欲寻找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兼容并蓄的中间立场，必得大力仰赖中国人的信仰。也只有这种统合，才有可能使世界臻于和平且协调的新世纪。1692年当莱布尼茨听说康熙下令放宽中国对天主教的限制时，他的中国中心论似乎得到了证实：相对于康熙，路易十四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的做法，就显出了极大的差异；该法令保护了基督徒在法国的权利，几乎有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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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为其1699年编辑的《中国近情》（Latest News from China）做了一篇序，这篇文章是莱布尼茨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内容最为包罗万象的一份。在这本书里，莱布尼茨提出应对由中国祭拜仪式所造成冲突的最理想的和平解决办法，同时提议开辟一条自俄国通往中国的路线，以及派遣新教传教士到当地和天主教徒一起工作。在稍后一封致彼得大帝的信里，莱布尼茨清楚警告这位统治者，维持与中国的往来非常重要，开放两国信息交流更不可轻忽，唯有如此，才能防止中国对欧洲略知皮毛后便掩上大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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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在该书序言里指称，十七世纪末“最高度教化、最有品味的人”，都集中在“两个大陆上”，亦即欧洲与中国。“这距离遥远而高度文明的土地上的人，只要愿意彼此伸出双手”，以便“泽被中间地带的人”，那么“人间天堂”就有降临的一天。目前的情势是，中国和西方“几乎旗鼓相当，一会儿我们占上风，一会儿又轮到他们”。莱布尼茨认为，双方若达到完全平衡状态，也不尽理想，因为“从实用艺术及现实经验看来，我们与他们几乎等量齐观”，因此，“各民族各自拥有独到知识，才得与他民族交流获利”。[7]接着莱布尼茨尝试谈论他先前规避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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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论及知识的深奥及理论的训练，我们显然较为优越。我们除了认为逻辑学、形而上学、对无形事物的知识为我们的专长外，我们对抽象事物的了解也高人一等，数学就是个明显例子。此外，当中国的天文学与我们互作比较后也可以立见高下。由此可知，中国人似乎对心灵探索及论证学一无所知，只要学会连我们一般工匠都懂得的实证几何学，他们就心满意足了。他们在军事上也远逊于我们，这点并非他们不能，而是不为。因为他们痛恨任何会促成人类野蛮行为的事物，而且几乎等同于耶稣的宣示（这点并非如某些人说的是出于焦虑），他们反对战争。他们若在世上独存，必可为智者，不过明摆的事实是，即使好人也必须熟悉战术，以防止恶人占尽上风。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较为优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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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莱布尼茨相信，中国人在他所谓“文明生活的规范”上却是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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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哲学上，他们当然超越我们（说出来似乎令人汗颜），这方面包括日常生活的道德及政治规范。相对于其他民族，中国律法促成了大众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以至众人所受的干扰可以降至最低：其律法之完美，简直无法形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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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宗教的宽容，从1692年以来即获得明证。而此宽容正足以说明其纪律与道德，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当时的皇帝康熙，“他的美德几乎凌驾于所有君王”。莱布尼茨也为刚从中国捎来的一封信中的消息兴奋莫名。明显将继承康熙王位的皇子，也具备了父亲的开放及灵活，“并已经学了一些欧洲语言”。由以上情况推敲，目前西方只知将传教士成群送往中国的做法应该改变。如果西方一成不变，那么，莱布尼茨担心，“我们各方面的知识，很快都要不如中国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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