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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异教的中国佬真是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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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我还会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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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刊于1870年的《大地月刊》（Overland Monthly），由于其创意及内容，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一家纽约的书店在两个月内卖掉了一千二百本，好几家知名报纸均二度登出这首诗，另外还出现了两种附带插画的单行本，及两个配有音乐的版本，1871年时，甚至冒出一位“中国异教徒歌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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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曾表示，创作此诗全属无心，但是由于许多美国人认为此诗有排华意味，他不得不挺身而出，为中国人辩护。如果这首诗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那也是要指控白人矿工的贪婪，不知廉耻地图利其他种族的人，结果反而被倒打了一耙。尽管许多人误解了这首诗，哈特却乘机赚了一大笔钱，随后为了替误解提出反驳，他写了更多文章，赚了更多钱，同时还设立了某种道德上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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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兴这个人物获得了相当的回响，哈特再接再厉，又创作了一首诗，《中国人的新怒火》（The Latest Chinese Outrage）。在诗里，一群粗鲁的白人矿工拒绝支付洗衣费，结果在阿兴领导下，一批中国人突袭了这些矿工，抢走他们的牲畜及其他财物，以抵偿洗衣费。更惊人的是，这些中国人还掳走了一名欺骗他们的矿工乔·约翰逊，并以自己的方法审判他：他们诱惑他吸鸦片，“一剃掉他的眉毛，将他悬在一根竹竿上”，让他穿上中国服装，脸上涂上油彩，再将他塞进一个竹笼子，外面放个标签写道“有个白人在此”，他们“任他悬在那儿，像只熟透的果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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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哈特诗作大噪的同年，马克·吐温也重新开始以中国移民为题材创作。但是这次他舍弃新闻报道的形式，改以书信小说的体裁，在当地一家报纸《星河》（Galaxy）连载发表。他将作品定名为“戈德史密斯海外文友再现”（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深信报纸读者必定熟悉此标题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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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史密斯书信的主旨在批评英国社会，次要目的才指出了李安济在英国所受的待遇。在戈德史密斯文中，李安济所受来自伦敦人的歧视其实很有限，即使有，主要也非出于恶意，而是因“对外国人的无知”造成。好比说，他将珍藏的手表借给一位友善的女士，结果发现这位女士根本是妓女，手表自然也要不回来了。李安济从未坐过牢，受过殴打，或遭到谩骂，不过正如文中所述，他对中国文化的诠释，却遭到十八世纪英国女主人及客人的断然否定。同样，吐温批评的对象，也是中文信撰写人海阿松所处的社会，只不过更强调海阿松个人心中的愤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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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温舍弃戈德史密斯的李安济——这名字借用自赫勒斯·沃波尔——而采用海阿松这名字，似乎暗示着此人与阿兴的关联。不过在当时，特别是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移民，名字中普遍都有个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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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写给朋友清富的信中，吐温安排海阿松在第一封信中勾勒出他的梦中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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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清富：一切都准备好了，我就要离开苦不堪言的家乡，远渡重洋，前往梦土。那儿，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没有人受虐待、遭辱骂——亚美利加！亚美利加，那是自由之地，勇者之家……我们都知道，美国张臂欢迎德国人、法国人，甚至潦倒的爱尔兰人，我们也知道，她供给他们面包、工作、自由，他们也心怀感激。我们更知道，美国真诚欢迎其他受压迫的人，并以其富饶供养他们，无论其国籍、信仰、肤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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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封由船上发出的信中，仍然天真的海阿松描述，他尚未到手的十二元月薪是如何被瓜分的：两元进了美国领事的口袋；通关费由薪水之中预支，并以他的妻子、儿子和两个女儿作为抵押。抵达旧金山时，他的随身物品已所剩无几：他的行李被误认为一名鸦片走私犯所有，被没收；他最好的朋友进了牢房；他最后的十元现金也被迫交给官方指定的医生，作为注射天花疫苗的费用。其实他在中国才打过针，而且在旧金山注射一般只需二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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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吐温笔下，海阿松出现的场景为刚结束内战的美国，属于移民史上较特殊的时期。当时有些劳工中介者，将大量中国人运至美国南方，以延续原本由黑奴担任的种植工作。但是种植计划却不幸失败——犹如大部分计划的下场——海阿松原本和其他中国移民一样，集中一处，“挤在小小的房子里，等待发落”，此时却重获自由，同时得到保证，将来必可收回六十元通关费。他向朋友清富表示，他“每天都学一点英文”。他并庆幸自己运气好，能够在“受尽压迫的环境里，寻得安身之处”。此时，悲剧却开始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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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正感到欣慰，几个年轻人朝我放了一条恶犬。我虽想自卫，却不知该怎么做。我退向一处后无出路的门廊，那只狗毫不留情地冲上来，攻击我的喉咙、脸部以及身体其他部位。我尖叫着求救，那些年轻人却只是谑笑着。两名穿着灰色制服的人（他们所谓的警察）驻足看了一分钟，接着悠闲地走开。但是一名男子拦住了他们，带他们回来，指责他们不该任我遭受凌虐。两名警察于是持短棍击走了恶犬，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此时衣服早已破碎，从头到脚更浑身是血。那位拦住警察的男子质问年轻人为何虐待我，他们要他少管闲事，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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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鬼跑到美国来，跟聪明正派的白人抢面包，他们自以为天经地义，其实是在制造事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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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阿松随即被警察逮捕，因为他“破坏秩序，扰乱和平”。在前往监狱的路上，“后面跟着一大群笑闹的街童，以及无所事事的人”。进入牢房之后，警察朝着他大叫：“窝着吧，你这个寄生虫，你要搞清楚，美国是没有你们立足之地的。”接下来三封信里，海阿松谈到狱中的悲惨夜晚，以及荒谬的审判过程。此时他才知道，在真实世界里，白人可以作证指控中国人，中国人却不能上庭指证白人。海阿松被判罚锾五元，或是再监禁十天，在信的结尾，海阿松与其他十五名同遭监禁的中国人，一起忍受着相似的命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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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的故事一开始就相当拙劣，接下来的修辞及法律细节更是纠结不清，难怪写了七封“信”就宣告结束。无疑，吐温想以恶少及不称职警察的爱尔兰口音，凸显种族及法律的现实情况；在此情况下，若想上诉，根本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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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温虽然让几名迫害海阿松的角色，自在地运用爱尔兰口音英语，他却没有延续自己在弗吉尼亚市当记者的习惯，让海阿松口吐“洋泾浜英语”。相反，他用了许多花哨的英语，以传达这位中国访客在窘境下抑扬顿挫的中国语言。吐温在他破碎的小说里，利用法官允许海阿松申辩的机会，让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一段中文。海阿松以为，他的意见会由庭上指定的翻译转达，于是说道：“请听，哦，听听有力的中文，请相信！我正走在街上，突然有人朝我放了条狗，而且——”此时法官一声“安静”，打断了他的话，传译则喃喃自语道，海阿松的证词根本不会被庭上采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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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美国人已开始接受所谓的“洋泾浜英文”或商业英语；这种英语源于十八世纪的通商口岸，一个世纪前，安生准将还斥之为荒谬。无论是在文献记载或是小说里，在西方场景下，语言运用的状况，都会因文章里中国人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十七世纪末，沈福宗曾与托马斯·海德在博德利图书馆以拉丁语交谈。孟德斯鸠1713年的消息来源黄嘉略，能说流利法语。继黄嘉略之后，随着耶稣会教士前往法国的中国天主教教徒胡若望（John Hu），一直学不好法语。至于吐温笔下的海阿松，也终于因为无法向当局解释自己的行为，而被关到疯人院去了。[22]奥利佛·戈德史密斯文中的李安济，虽可操持完美英语，读者却始终不知道他是怎么学会的。沃波尔的密立说得一口破英语，当他看到准新娘卡洛林·坎贝尔时，立刻大叫，“她谁，她谁？”（Who she，Who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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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特及吐温熟知的加州及内华达州中国人社区里，洋泾浜英语显然相当普遍，第一份对其用法的半正式介绍，于1860年出现于《纽客泊客杂志》（Knickerbocker）。[23]第一篇知名的长篇洋泾浜语作品，则由一位匿名的美国海军军官发表于1869年的《哈珀杂志》（Harper’s）。[24]这篇作品的特色在于，它将当时最受美国人欢迎的诗作，亦即朗费罗（Longfellow）1842年的《登顶》（Excelsior），“翻译”成洋泾浜英文。在1869年时，每个人都知道此诗中最著名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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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阴影匆匆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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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从阿尔卑斯山的小村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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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青年，冰雪中，他手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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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旗，奇怪的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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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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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泾浜英文版里，原本的拉丁语“登顶”（更高）改成了“最上”，原诗于是出现了如下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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