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04226
1707304227
哈特以尖锐笔调结束了他的故事：
1707304228
1707304229
死了，可敬的朋友们，死了！在旧金山街头，活活被石头砸死，正是公元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由一群半大不小的顽童，及基督教学校的学童下的手！
1707304230
1707304231
我庄敬地将手按上他的胸膛，衬衣下似乎有个碎裂的东西……是李万的陶瓷神像，那些呐喊着铲除偶像的基督徒，亲手以石头将它打得粉碎了！[30]
1707304232
1707304233
到了1870年代中期，处于写作生涯高峰的哈特，开始尝试戏剧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曲折的喜剧，名为《桑迪酒吧的两名男子》（Two Men of Sandy Bar），故事主要围绕着美国白种精英、富裕的西班牙牧场主人，以及两者间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冲突打转，不过其中有一部分谈到了一位名为和新的中国人。哈特显然自《异教徒李万》中借用了和新这个名字，使他成为戏剧中洗衣店的老板。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和新在《桑迪酒吧的两名男子》中的角色虽微不足道，却相当关键，因为整出戏一直顺着剧中人物身份的混淆、错乱进行，而和新正是唯一能够分辨各人身份的角色。他开设了当地唯一的洗衣店，为了避免混淆，他一向在客人衬衣尾巴上以不褪色墨水做记号。在剧中关键时刻，由于美国人欠账不付，和新的怒火转成了鄙夷：“我不喜欢‘明天付！’我不喜欢‘下次付，约翰！’美国人每次说：‘记账，约翰！’‘没有零钱，约翰。’”[31]
1707304234
1707304235
该剧得到的评价优劣参半，不过票房收入倒是不错。此外，饰演和新的演员查尔斯·帕罗（Charles T. Parsloe），成功诠释了浮华自负的剧中人，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此时，哈特注意到了小有文名的马克·吐温，以及他对中国人题材的兴趣，他于是邀请吐温共同创作一部新戏，其中一个重要的中国人角色，就预定由帕罗扮演。结果就出现了1877年的剧作《阿兴》。该戏显然想继和新之后再创佳绩，并利用已连续六年大受欢迎的《老实的詹姆士有话直说》提高声势。该剧风格为漫谈式喜剧，主要谈论西方矿场的生活，以及阿兴的赌博能耐。宣传海报则是诗作与戏剧的结合，图中阿兴穿着丝质中国外套，辫子老长，鼻子上顶着一张梅花A，手上另外拿着四张老A。[32]
1707304236
1707304237
1877年夏末，这出联合创作的戏剧在华府盛大开演，接着转往纽约市，反应却只平平。接下来又到圣路易市及纽约上州上演，观众的出席状况每下愈况，直到年底，终于草草收场。哈特和吐温从此未再合作。事实上，这次合作所造成的紧张开系还宣告了他们友谊的结束。反观因扮演阿兴而声名大噪的帕罗，则因诠释中国人获得认同，继续在其他戏剧里扮演类似角色，例如在1879年巴特利·坎贝尔（Bartley Campbell）的《同伴》（The Partner）中，他就扮演个“叽叽喳喳念个不停的中国人”。[33]
1707304238
1707304239
在1880年代及1890年代早期，哈特四处巡回演讲，声名日盛，不过，为了避免对中国人的形象造成伤害，他在作品中加入了更多对美国华人的正面评论。1896年，他为作品《冒险家》（The Arggonauts）的新版写序，就将此种评论囊括其中；该书为他早期作品的结集，谈论开发美国西岸的拓荒者。即使用意良善，哈特笔下的中国人，仍然给人暧昧的印象：
1707304240
1707304241
异教徒中国人不是冒险家。但是他却将一种古怪的保守主义带进了冒险家的新生活。他既安静又温和，几乎像个哲学家。他从不嚣张、挑衅，更不会炫耀自己三千年的历史。对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甚至连上帝都不信的人，他们不会拿出自己的多神论，咄咄逼人。他坦然接受自己的杂役身份，以自己的职业为荣。他注重社区清洁，视卫生为美德……他疼爱你家里的小捣蛋，表现出的真诚、宽容，让你自叹弗如。虽然他穿上了你的衣服，讲起你的语言，也学到了你的坏习惯，他却总是有一种超脱世俗的气质。他只和中国人通婚，吃中国菜，自中国店里购物，死后骨灰也只运回中国。[34]
1707304242
1707304243
哈特发表了一连串个人看法后，做了结论，认为中国移民完全置身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他的论点，犹如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未将中国人列入世界历史。
1707304244
1707304245
他没有在文明进化中留下任何痕迹。他没有为自己争取任何民权；他没有要求投票权。他认为挨揍理所当然；他坦然接受政府及私人对他的强取豪夺；他面对强盗、杀戮无怨无尤。也许他就该这么认命。基督教文明，明文规定了他的证词无效；认为异教徒犯罪后，应得到较基督徒严厉的惩罚；视他们妇女的柔弱为惺惺作态；认为他好赌是因劣根性使然。因此借由基督教文明的洗礼，他至少可以学习到忍耐与顺从等美德。[35]
1707304246
1707304247
包括吐温、哈特及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在内，他们的作品都混杂了个人成见、对神秘中国的好奇，以及自我满足。一大批有关中国的通俗小说就这么出现了，更精确点，应该将它们称为“中国城小说”。这些小说通常都有基本事实做根据。十九世纪末，中国城摄影师阿诺德·根特（Arnold Genthe）的作品即清楚显示，即使穿上了西服，大多数中国男人仍蓄着辫子，他们往往将辫子盘在头上，外面戴着一顶圆顶礼帽。有些中国人一定是从家乡带来了抽鸦片的习惯，并将大部分辛苦挣来的钱，都用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他们通常单独漂洋过海，有时候也与其他男性结伴而行，在纯男性的圈子里，任何能吃的东西都可成为他们的盘中餐，而妓女则是他们唯一的泄欲对象。在复杂的法律网路下，无论是从商、求学或工作，他们都备受歧视，以致他们若欲透过法庭解决问题，均须花费大量时间、巨额金钱，这使他们在中国城里，形成了紧密的社群。而原本的“慈善机构”，也经常化身成为控制集团，除了他们在陌生土地上提供保护，也提供懂得他们语言的人，作为他们的后盾。不过这些集团却经常会透过保护商家、控制毒品、妓女、赌博等渠道，讹诈金钱，甚至彼此恶斗；有时他们会拼得你死我活，有时是莫名其妙混战一番。对于中国人的行为，美国社会则自多重的思考线路中建构出了自己的解释。[36]
1707304248
1707304249
在早先类似吐温和哈特所著《阿兴》的剧作中，滑稽逗趣的台词还只穿插出现在剧中，但如今，这些词句却贯穿整个戏剧，随处可见。表面看来，两位作者对中国移民的境遇似乎颇为同情，事实上，他们却由白人矿工及其妇女针对中国人发表的评论中，表达了强烈敌意。自《阿兴》中随意挑几页，即可发现如下形容阿兴的句子：“那个黄疸病人的斜眼儿子”，“偷洗矿槽的老鬼”，“口齿不清的白痴”，“道德毒瘤”，“政治顽疾”，“脑袋空空”只有“猴子般的模仿能力”，“百分之百的无知”。[37]
1707304250
1707304251
由于这些剧中台词，加上其他无数来自新闻界、政治界的言论，以及一般人原来就有的印象，在十九世纪末有关中国的小说里，中国人普遍被描绘得富于心机、危险、不可靠、邪恶。1900年，义和团之乱时，侨居于加州的英国籍医师道尔（C. W. Doyle），开始他中国城小说系列的第一本；这些小说讨论中国人的无情无义，如何严重威胁到白人的价值观。道尔的故事，以一位名为康隆的卑鄙中国骗子为主角——这名字或许会让有些读者联想到马戛尔尼觐见的清帝乾隆。康隆在耶鲁受过教育——这点倒和真实世界中早期留美学生容闳背景雷同——在其白人室友雷（Ray）影响下，康隆爱上了“莎士比亚、拜伦，以及大卫赞美诗”。康隆的回报，则是让雷染上鸦片，并提供中国歌女服侍他。他还强迫雷利用电子工程方面的专长制造出杀人机器。康隆以铁腕控制旧金山的中国城，凡是挑战他权威的人均遭杀害，他还可以随意拆散他人家庭，并将受害者的女眷据为己有。当雷质问他的一项指令时，他以“不在乎的口气说道，中国城经常有意外发生”。[38]
1707304252
1707304253
道尔发挥的特性还不完全成熟，到了1910年，这个角色的特性，才在英籍作家萨克斯·儒默（Sax Rohmer，又名Arthur S.Ward）塑造的傅满洲（Fu-Manchu）身上得到充分发挥。傅满洲的诞生，使得邪恶的中国人在国际上有了明确的定位。较之康隆及其他前辈，傅满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非常聪明，“堪称未来几世纪所可能产生的最了不得、最邪恶的天才”，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纵横四海的黄色帝国”。他的女奴后来也成了戏剧中的样板，“穿着中东后宫嫔妃的薄纱衣服，手指和细白的手臂上，戴满了俗丽的首饰，双眼就像神秘的潭水，随时准备蛊惑人的灵魂”。[39]但是在傅满洲面前，这双眼睛就不值一提了。老和傅满洲唱反调，笨手笨脚的英国医师佩蒂特（Pettie），这么形容他：
1707304254
1707304255
高背椅上坐着傅满洲医生，他穿着一件绿色袍子，上面绣着什么东西，第一眼还看不出来，不过现在我看出来了，是一只白色的大孔雀。一顶小帽盖在他惊人的脑袋瓜上，他一只鸟爪般的手放在黑檀木桌上，微朝着我坐，脸上毫无表情，透露着极端的邪恶。也许是脸上显露的慧黠，傅满洲医师有我见过最恶心的脸。而那双绿眼睛，绿得像暗夜里的猫眼，有时像鬼火般跳动着，有时覆着一层恐怖的薄膜，不太像人眼，更不像有灵魂，比较像从地狱里溜出来的怪物，现在暂时住在这个骨瘦如柴、双肩高耸的人体里面。[40]
1707304256
1707304257
这类故事会广受欢迎，因其正好揭露了愚蠢西方领袖的无知，而此无知亦即傅满洲所谓的“无可救药的单纯”。因为无论起因于马可波罗时期的蒙古西征，还是当时的义和团之乱，西方人始终都生活在“黄祸”及东方人野蛮行为的阴影下。当佩蒂特躺在傅满洲面前时，他了解自己“正被这个白种人公敌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个毫无慈悲心的非人类，聪明才智源于黄种人的冷血、富于心机、残忍，黄种人至今已将数百，不！至少数千个女婴，丢到专门设计的井里淹死了”。[41]为了强调中国人冷酷的形象，美国人在政治演讲或法律案件中，经常用“蒙古人”代替“中国人”。“中国人不是高加索人，”一件判决摘要这么写着，“我们欣然承认这个事实。中国人是蒙古人。”[42]
1707304258
1707304259
鉴于中国在国内外均频遭外国人羞辱，中国人超人智慧的迷思开始遭到质疑，许多作家也留意到了这点。以杰克·伦敦（Jack London）为例，他在他的小说中还将中国人描述为强盗，专门在美国西海岸侵入他人的捕鱼区偷鱼，到了最后，他却强烈褒扬在夏威夷白手成家，老于世故的中国百万富翁。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他又描绘了在南海旅行时他曾遇见的中国人；这些人由于本质单纯，受到当地法国人势力无情的剥削。
1707304260
1707304261
在1905年之前，杰克·伦敦发表了首批有关加州中国渔民的故事，其中特别强调他们强硬又不诚实的个性。[43]等到他在1909年的《哈珀杂志》发表《支那人》（Chinago）时，他又回到了早期，谈论中国人单纯性格的主题。杰克·伦敦这种论调，违反了当时的潮流，在《哈珀杂志》接受他的文章之前，他总共被十一家杂志退过稿。[44]只要读过吐温的海阿松，对于杰克·伦敦法庭中的一幕，必不会陌生：
1707304262
1707304263
阿周不懂法语。他坐在拥挤的法庭内，既疲倦又无聊，听着官员们轮番迸出无休无止的法文。这些话听在阿周耳里，只是叽咕一片。他极讶异法国人的愚蠢，花了这么多时间，还找不出杀害忠家的凶手，而且根本不来问他。农场里五百个苦力全都知道，阿山就是凶手，而阿山此刻正好端端地坐在庭内。苦力们私底下协议过，绝不上庭彼此指控；但是，这事情这么简单，这些法国人应该知道阿山就是凶手。这些法国人实在太笨了。[45]
1707304264
1707304265
基于这种团结的默契，已经在农场里干了三年，二十二岁的阿周，在面对棉花田工头的询问时，一概“以一问三不知来搪塞”。虽然如今他成了嫌疑犯，他却自信早晚会无罪获释，因为他根本就是无辜的。在他看来，法国人如果严刑逼供，事实真相必可很快水落石出，但是他们却笨到连这点都想不到。阿周哪里晓得，读者们早已心知肚明，在这块由英国公司拥有，法国人经营，德国工头卡尔·舍摩尔负责的大溪地农场里，法律概念早已名存实亡且模糊不清了。
1707304266
1707304267
阿周一边听着不知所云的证词，一边思绪早已飞出去，幻想着自己获释后的景况：
1707304268
1707304269
他下半辈子都会当个有钱人，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有妻、有子，孩子们长大后都会敬重他。还有，后院里要有个小花园，那是他休息、沉思的地方。小池塘里有金鱼，树上有风铃叮叮响，院子四周还有高墙围绕，以免他的休憩受到干扰。[46]
1707304270
1707304271
阿周认为，白人才是岛上不理性及暴力的来源，而非中国人：
1707304272
1707304273
白鬼的眼睛后面有一道帘幕，支那人怎么也看不进他们内心深处。不过，最严重的还是这些白鬼的效率，他们办事的能力，推动事情的方法，追求成果的精神，让所有能动的生物，都屈服于他们的意志之下，那是他们最深层的力量，是的，白人既古怪又杰出，总之，他们是魔鬼。[47]
1707304274
1707304275
由于共谋杀人，阿周被判二十年劳役，但是他“并不苦恼。二十年就二十年嘛。只不过这段期间再也别想着花园了——如此而已。他还年轻，骨子里又有亚洲人的耐力。他等得了二十年的，到时候他沸腾的热血已获舒缓，必然更能安享花园里的静谧。他为花园想到了一个名字，叫做‘静晨花园’”。[48]
[
上一页 ]
[ :1.70730422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