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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这种推论将印度与西亚之间各条路线一分为二，这种两分局面似乎长时间地影响着经过印度洋西部的贸易。在北部“轴线”上，往来的主要是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船只，而在广大的南部（这里已穿过广阔的大洋，从索科特拉岛或哈德拉毛沿岸，直到喀拉拉），我们发现了埃塞俄比亚的船只，有时还有希腊（拜占庭）、南印度等地的船。印度南部出土的拜占庭铸币令人印象深刻，证明直至6世纪，从东罗马帝国出发经过红海，直至喀拉拉甚至斯里兰卡的相关航线一直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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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珊王朝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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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方的萨珊王朝也使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逐渐活跃起来。通过这条陆路，中国的丝绸到达了西亚；而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乳香、海湾地区的珍珠、欧洲的琥珀及其他奇珍异宝则流向中国。从中获利的不仅是当时统治中国北方的胡人政权，还有萨珊王朝本身和印度北部，后者就从中亚赚到许多黄金。公元5世纪，由于游牧民族占领了广大区域，破坏了货流，陆上商路所承受的压力日益沉重。这使大量波斯商人转而投资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不仅在印度西海岸可以进一步发现其遗迹，而且在不久以后的斯里兰卡也出现了用西亚商品交换中国货物的地方。这可能反过来也促进了印度南部与东南亚之间的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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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年前后，萨珊王朝和笈多王朝都受到了来自中亚的巨大威胁。前者尽管损失惨重，但还是经受住了冲击，但后者则同时由于诸多内部危机而受到削弱，开始分崩离析。几乎与此同时，为了结束也门的迫害基督徒运动，阿克苏姆帝国开始进兵也门地区。此外，拜占庭和萨珊王朝也曾多次互相开战。最终，也门于公元570年为一支波斯军队所占，此后的六十余年，该地区一直处于外来势力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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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格局的各大重心又发生了偏移，改变了经过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的面貌。虽然印度西岸的大多数港口对外开放贸易，但局势的发展却使红海地区的货物交易大损。伊朗和拜占庭之间的陆上贸易也在战争期间受到了影响，对东方商品的需求要么下降了，要么无法得到满足，而且从前流向欧洲的货物，如果没有被毁，就被“滞留”在了海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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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常见的解读方式，拜占庭主要是被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丝绸供应，这种情况甚至被传为“丝绸危机”（Seidenkrise）。直到生产丝绸的工艺知识传到欧洲，这个“危机”才告缓解。当然，至于丝绸究竟是通过海路还是陆路抵达中转的海湾地区的，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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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众多变化和冲突之下的真正赢家是萨珊王朝，它控制了印度洋西部的整个海上贸易，不仅是海湾地区，还包括沿哈德拉毛海岸到也门和从索科特拉岛另一侧到索马里海岸这些广大部分。相反，埃塞俄比亚的航海已经或多或少成了明日黄花，拜占庭也已衰落。但其他小规模商人群体仍旧存在，如犹太人和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他们即使远在印度，也仍在从事商业活动。文献主要在后来的时代当中提到他们，但这些散居群体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形成的开端，很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比如来自亚历山大港的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⑦就曾记载，印度西海岸和锡兰有多个基督徒聚居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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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五节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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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亚洲的不同海域之间日益靠拢。不仅第一次被用来传播重要宗教佛教的东北亚海域是这样，南海也是如此，尤其是东吴及其后继王朝推动了中国南部和东南亚世界之间航海活动的发展。中国文献记录了古老的西航路沿线不同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扶南，还让我们看见了东亚与东南亚之间货物交换的粗略面貌。在有些地方，考古发现可证明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但同时也给出了许多进一步的提示，而这些提示又因其复杂性而不断抛出新的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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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物质遗产，我们可以一致断定，东南亚和印度之间存在规律性的交流。如果在公元前几世纪，孟加拉湾尚属未知之地，那么到现在，经过该海域的航线已有多条，有些甚至在中国都有记载。海上交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无疑是印度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以佛教旅者和经东南亚向中国的观念传播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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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们始终很难估计这一时期中国的制度和思想性因素对东南亚的影响程度。交趾和占婆地区无疑吸收了许多中国元素，而至于更靠南的地区，虽然中国的船只曾不时进入印度洋，但中国因素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应该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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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国知道西亚地区，也并不一定说明其船只到过海湾地区或红海。吴国的航海活动似乎曾进入孟加拉湾。总体而言，尽管从日本到波斯和埃及的航线正日益为人所知，但主体上仍然是破碎的，因为不同的群体控制着不同分段的贸易。似乎极少有个人或者单独的“团队”征服过东西方之间的整条航线。中国方面流传下来一个罕见的例子：有文本记载，大秦商人曾通过交趾来到吴国。而直到很晚以后，我们才听说有来自伊朗世界的商人航行至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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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西半部的发展，包括波斯湾和红海，受到附近多个强国的影响，尤其是萨珊王朝。在这一情况下，我们才第一次注意到，海湾地区和红海完全构成了东地中海地区和印度之间的竞争体系。在后来的时代，我们也能得出类似的认识：各种地区的重要性交替突显，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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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观察的这段时间的末期，当萨珊王朝崛起的时候，希腊－罗马遗产的影响已日薄西山。总体来说，到今天为止，对早期“欧洲人”所扮演的角色，人们的看法非常不同。然而，那些以西方视角来考察南亚的文本却构成了历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文献资料。我们在这里只需以托勒密为例，他留下了关于斯里兰卡等遥远地区的珍贵线索。当然，对于欧亚大陆另一端而言，托勒密的世界观并无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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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来自公元后早期时代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黄金和金属流通日趋频繁，其中就包括铸币。在这一格局之中，印度可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与之相随的必定是一定程度上的贸易货币化（Monetarisierung）。这显然涉及亚洲海域的各部分，只是在东南亚，其影响可能略显微弱。在那个时代，通过海路传播的还有珍珠和首饰、玻璃制品和各色陶瓷等。珍贵物品的交易与货币和金属的流通平行发生，或者密切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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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第一次确定，连接东西方的海路和陆路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作用。随着汉末的分裂，曹魏统治北方，东吴控制南方沿海地区，这一点更加明显。而至于东亚更频繁地利用海路的现象，同样可以归因于上述分裂局面。显然，分裂阻碍了这两个中国政权之间的和平沟通。到了6世纪末，我们逐渐踏入了一个无论是西亚还是东亚都由统一帝国治理的时代：最初仍然是萨珊王朝统治波斯，隋朝主政中国，后来则分别被第一批伊斯兰强国和唐朝取代。崭新的篇章就在这众多的新征兆之下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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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说印度婆罗门僧侣孔丁雅根据梦中指示前往柬埔寨大湖寻宝，巧遇那伽国王的公主索玛，并缔结姻缘，遂建扶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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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古称罽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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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古印度僧人，汉语又译功德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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