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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论述与前几章的划分方式略有不同。首先，占据中心地位的是14世纪中期至该世纪末的发展。这一段的探讨方式仍然主要是“地域性”的，某些情形下也须兼顾15世纪初期的一些事件。第二部分（约1405—1435年）暗含着一次视角转换：它描述了明代早期的一系列国家行为，这些行为似乎笼罩在“整个体系”的分裂之上。在这些行为结束以后，在局部已经变化的征兆下，整个体系再次回到了之前的碎片化状态。这就是第三部分（约1435—1500年）要讨论的内容。而欧洲人的到来宣告了另一次转折，第三部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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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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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次从极遥远的东方开始我们的描述，从朝鲜和日本入手。早在13世纪期间，朝鲜沿海许多地方就多次遭到日本匪帮的进攻，这些人在文献中被归于“倭寇”这个笼统的名称之下。14世纪下半叶，此类事件再度增多。《海东诸国纪》和一些编年史著作给出了相关的说明。盘踞在壹岐、对马、济州、九州、五岛列岛等岛屿上相互为敌的群体，不但扰乱了环朝鲜半岛的贸易，而且也影响了各地与中国沿岸之间的海上交通。朝鲜方面的应对措施经常无效，因为不同的倭寇匪众不断结成新的帮派。有时，他们在劫掠时还使用从自己岛上带来的马匹，以便深入朝鲜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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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东北亚普遍权力分散，倭寇问题只是这种现象的一个表征。元朝一直处于衰弱状态，这个状况影响了很多其他地区。这不仅让统治朝鲜的高丽王朝必须面对如何应对海疆群寇的问题，还让它面临着在陆地界线上寻找可靠伙伴的困难。朝鲜宫廷所考虑的是最终可与谁订约的问题：是14世纪50年代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地区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反元起义军，还是中国东北部的女真，还是继续忠于他们本应顺服的蒙古人？因此，使团来来往往，还爆发了数次边境冲突，这周期性地妨碍着朝鲜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元朝的统治崩塌之后不久，高丽军队甚至短期占领过辽东半岛部分地区，这让刚刚掌权的明朝非常不快，因此明朝在当时对朝鲜采取了敌对态度。这些变化一同让高丽王朝处于内外高压之下。这最终在1392年导致了朝代更替：朝鲜转而由李氏家族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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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倭寇侵袭的密度并未随着这次朝代更替而降低。朝鲜仍然受到主要来自对马岛的困扰。李氏家族的回应是发放通商许可，他们希望以此让海上交通顺利过渡到正轨。此外，他们还试图动员控制着对马岛部分地区的权势家族宗氏与之合作。但非法领域的整肃并非一日之功，而且正常贸易活动和“海盗行径”之间的边界也是流动的，并非泾渭分明。因此李朝认为，有必要和从前的高丽一样引入军事手段。比如1419年，朝鲜向对马岛上早田家族①的诸多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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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活动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环朝鲜半岛周边海上交通的负担。但对马岛作为区域性贸易据点的意义已由此减弱。如果说该岛从前与一些遥远地区保持着联系—人们喜欢列举那里出土的越南陶瓷为例，那么这些联系现在已经明显减少了。同时，朝鲜方面加强了和琉球群岛的联系，通过琉球，朝鲜获取了更多来自东南亚的货物。朝鲜和琉球群岛之间的新“轴”似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取代经过对马岛的老“线”。下面，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相关内容，以及在15世纪变得日益重要的琉球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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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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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元朝的崩溃影响了从辽东半岛到长江口的几乎整个沿海地带。虽然黄海和东海的海上交通还没有因此完全瘫痪，但却不得不经受严重的干扰。洪水、干旱、瘟疫、起义，还有元帝国和后来由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之间的军事斗争，不仅毁灭了某些港口的经济地位，还破坏了元大都赖以维持其保障系统的稻米运输。我们知道，通过船只，人们把大米从长江河谷的产地经过山东运到渤海地区。为了保证后续的供应，当元朝即将失去对沿海航线的控制时，朝廷试图拉拢张士诚和方国珍两大豪强，他们曾经在起义中承担过领袖的角色，统治今天江浙的部分地区。但这种尝试取得的成功非常有限，因为张氏和方氏维持着广阔的贸易网络，掌握了通往东南亚和横跨东海的多条航线，这突显了他们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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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余下的民间贸易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受到新兴的权势个体的控制，而朝廷对此束手无策。这些人的角色完全能使人想起后来福建贸易巨头的广泛活动。相关商人到处都能利用现存体系当中的空隙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标。极端地说，张士诚和方国珍可以说是这类人的第一批“原型”，至少是第一批在文献中有记载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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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60年代元朝的彻底灭亡使张氏和方氏陷入了和朱元璋势力的冲突。朱元璋不仅征服了蒙古人及其盟友控制的多个依赖商业的区域，而且在1368年刚登基建立明朝之时，就下令严禁民间与外国通商。新朝过于害怕“海疆”上出现未来的敌手，以至于无法像14世纪元朝治下那样允许民间自由贸易。此外，首都南京离海岸很近；旧统治者虽然早已退回北方，但却仍然危险，他们和南京民众之间可能出现的联系是朱元璋无法容忍的。因此，类似张士诚和方国珍这样的人物被视为威胁，任何情况下都要防止他们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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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把中国的沿海地区推向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境地。因为朱元璋一贯地坚持自己的要求，毫不松动，所以民间贸易很快就萧条了。这位皇帝希望，进入中国的唯一道路应该是朝贡贸易。对此，明朝发布了详细条款，规定了使团的数量、频率和规模。相应的规章主要见《大明会典》，而针对民间出海贸易的处罚则大多载于《大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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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所有地方都受到新政的牵连，但那些位于东海边上的地方，大概尤其苦于这一政策。这同时也触动了整个东北亚的贸易空间。虽然官方使团常往来于明朝和朝鲜之间，但出于上文提到的理由和对朝贡的严格限制，使节的来往也笼罩着不和的阴影。确实，朝鲜偶尔从陆上或从海上出发，经山东供应马匹和当地特产，但这些送来的货物并不能满足民间商人的愿望，他们被远远排除在交易之外。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官方交流也乏善可陈。因此，正如中国和朝鲜之间出现过的场面那样，少数几个商人试图破坏贸易禁令。但这些努力很少成功，因为明朝政府对“突破海禁者”大多极为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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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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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这些发展中受益的只有一个地区：琉球岛链。我们已经提到，14世纪末，在朝鲜接受东南亚等地区供货这一方面，这组群岛的重要性日渐突显。这一趋势到15世纪仍在延续。相应的线索主要出现在两种文献里：类似一部巨大日记的朝鲜官方文集《李朝实录》，以及琉球典籍《历代宝案》。后者还包含了载有琉球群岛其他对外交往历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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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琉球的主岛冲绳上存在三个小王国。从14世纪70年代开始，它们更频繁地往中国派遣进贡的船只。为了能够顺畅地办理手续，明朝仿照前朝的先例，在福建设立了市舶司。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机构。市舶司的地理分布虽然随着时间的更易而变化，有些年份甚至完全关闭，但基本来看，琉球的使团总是经福建入境，而接待东南亚使团和日本使团的则分别是广州和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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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来自冲绳还是其他地方的朝贡贸易者，在抵达中国之后都可从事民间交易，不过只能在专为此类行为而设的地方，而且规模也很有限。这个事实也并非不重要，它说明朱元璋实行的严格政策至少还留下了这样一个余地。但有些商品却是外国商人绝对不能从中国获取的，比如某些金属的出口就在禁止之列，其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可以用来铸造兵器。对于琉球使臣而言，单凭交通的便利就值得渡海来华，因为在有利的天气条件下，航程最多只要两到三天，运输成本很低。显然，这一切都促使琉球方面在整体上遵守明朝严苛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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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内，冲绳岛上的三个国家成了中国朝贡体系内的“蛮夷之典范”。不久以后，中国就推进了与这些新邻国之间的交流，毕竟它们证明了自身的可靠，而且还频繁地送来中国缺少的马匹和制造火药所需的硫黄。另外，一个有利条件是，现在海上国际交流的核心部分都要经过一个前哨，它名义上在中国朝廷的监督之下，却和大陆保持着安全距离。这正合朱元璋的心意，因为他对沿海各地，对海洋和与海洋“背后”的世界有关的一切，一直怀有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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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化同冲绳的良好关系，明朝随即施以“发展援助”。青年男子可以在中国研习儒家经典，作为传播者，他们回国以后将按照中国的意思发挥作用。许多中国家庭也获得官方许可，得以在冲绳的都城那霸定居，以便对他们的本地同事进行技术指导，尤其是在造船方面。这类服务大多来自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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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已经进入了15世纪。在此期间，琉球的三个国家也已融为一体。从许多方面看，这使琉球对中国的交流变得更容易了。《明实录》的相应记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贸易使团的信息。不久以后，除了上文提到过的货物，它们也越来越多地把东南亚商品运往福建，如胡椒、锡、苏方木等。甚至偶尔还有包括武器和漆器在内的日本货。琉球群岛已经建立了从北部的日本和朝鲜到南海某些地方的独立贸易网络，这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由于中国的隔离政策和福建省的援助，琉球群岛崛起为东亚贸易中的一个新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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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说中国的进口需求主要通过冲绳的朝贡贸易而得到满足，这就有些夸张了。通过零星的文献线索，我们知道中外商人已日益懂得避开明太祖出于战略原因而发布的禁令，而15世纪琉球的船只和他们一样，有时也无视朝贡条例，非法前往中国。中国沿海地区的供需早已处于增长态势，完全无法通过死板的律条来控制。因此，15世纪及此后，违禁的海外非法交流变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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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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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期，台湾岛在国际航海格局当中仍旧无足轻重，它只是东海和南海之间起划分作用的一个地理标志。但此时已有新的状况，随着琉球王国的统一，台湾岛北部第一次出现一股非中国的贸易势力，这股势力准备在台湾以南和东南亚活动。此前，能够在类似的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只有中国航海者，特别是福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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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通行的经商禁令，福建人虽然不能前往东南亚，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知道有些人索性绕过了中央条例。对于居住在广东的商人来说也是如此。但广东的非法行业却给人一种不如福建活跃的印象。也许其原因在于，作为南方大都市的广东享有优先权，每年可以接待更多来自东南亚的外国使团，有时也有来自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使团。相反，福建只负责办理那霸来船的业务。因此可以想象，与福建相比，广东得到了更多通过朝贡贸易产生的进口货物，所以进行非法活动的诱惑也就相应地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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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省之间的另外一个差别要追溯到元明易代之际。让我们回忆一下：在蒙古人治下，许多穆斯林在泉州定居，而通往产香料各岛的东部航线的开发也始于泉州。随着明朝—明军从海陆两方面占领了福建—建立，情况发生了改变。在当地发生激烈斗争之前，穆斯林已经遭到驱逐，对他们的追捕甚至持续到多年以后。作为蒙古人从前的合作者，他们绝对是不受待见的。因此，一些在元朝积累了财富的穆斯林商人似乎在文莱、占婆等地落脚。这些人长期试图从远方再次让从前的交流活跃起来，他们可能鼓动在福建的同行从事非法生意或与正在崛起的琉球方面合作，而此时的琉球已经开始对福建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但这个假设的许多内容仍然没有定论。在明代早期，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中国在东部航线上活动的线索。即使考古学也未能举出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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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68年4月投降的广州，朝代更替造成的变化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的。那里并没有像泉州那么庞大的穆斯林社群；因此，广州没有出现福建所必须忍受的后果。此外，东部航线的暂时停运可能几乎没有影响到广州。它不仅在过去主要和西部航线相连，现在也仍然如此。最后，与浙江和福建的港口相比，广州的地理位置离国都更远；所以在遥远的南方，中央的监督可能从一开始就相对宽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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