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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时更重要的是购置马匹，这也是为了育种。马匹是《明实录》中提及次数最多的“贡物”，大量购自朝鲜等地。北方的骑兵需要借此对抗蒙古人。但我们不知道海上进口在整个语境下的地位如何，因为并无相关数据。留下一些数字的只有琉球供应的马匹，但这与郑和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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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据另一观点，海上扩张只服务于有限的政治军事目的。其内容是摧毁扰乱贸易的海盗势力，或牵制满者伯夷的利益集团。中国在马六甲、巨港和爪哇北部港口树立了旗帜，而这些地方在1400年前后都背离了满者伯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想象，明朝此举意在遏制该国。但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中国船队为何同时开往印度、霍尔木兹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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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更简单的做法是假定朝廷把海上的功业视作对征伐北方和攻打大越等军事行动的“补充”，同时也是明朝总体扩张追求的一个元素；这样，经济成分就居于其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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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有意思的论点和帖木儿帝国有关。帖木儿原计划从新疆突破，席卷中国：因此中国试图疏离帖木儿潜在的南亚和西亚伙伴，“从后方”抓住敌人。但有一个事实构成了这个论点的软肋：帖木儿很早就放弃了这个入侵计划，但中国去霍尔木兹和亚丁的航行却仍在继续。因此，与之相对的一个观点认为，永乐皇帝致力于拉拢帖木儿，使其保持中立，以便阻止帖木儿－蒙古联盟的形成。许多线索都支持这种猜想，但中国在东南亚的投入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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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卓越的地缘战略能力，至少是良好的地理和空间知识。相应的信息，包括地图学知识，早在元朝时就已具备。中国和西亚的交往也由来已久。无论是为了削弱帖木儿的物质实力而从那里购买马匹等商品，还是单纯为了给帖木儿留下积极的印象，希望与之形成伙伴关系，都可以解释明朝为何频繁地把霍尔木兹当作目的地。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郑和的船队必定要寻访古吉拉特各港口，因为这些港口也为帖木儿帝国供货，但显然，郑和并未去过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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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上述考虑，朝廷并不一定是为了推行某种宏大的夹击战略而派出巨型船队，哪怕我们无法把这种可能性排除在外。在这样一种大局势之下，明朝在东南亚采取的措施只能归于次要地位，最多是为了稳固后方的航线。但问题并不局限于此：关于郑和与15世纪初期仍处于繁荣阶段的阿拉伯－印度航海活动之间的关系，我们所知甚少。古吉拉特人沿印度和东非海岸不断扩张的贸易网络究竟是一种竞争性质，还是一种互补性质的系统？中国是否自视为阿拉伯海部分海域的“调节性力量”？抑或中国只在东南亚西半部充当这种角色？马六甲和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一些地区位于中国影响范围之内，这是否意味着古吉拉特人和其他商人团体不能遂其所愿，自由地向东方扩展？这些又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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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毫无争议的是，明朝的国家航海行为和欧洲殖民时代的行动不同，它并非为了传播宗教观念，不具备传教元素。另外有一种大胆的看法，但我们还无法证实。这种观点认为郑和奉命去发现新的国家和岛屿，甚至声称他开发了太平洋和好望角，开辟了经大西洋到欧洲和美洲的航线，甚至还到过北极水域。诚然，郑和也许进行过一定限度的考察航行，如经过索法拉以南地区（旅行者始终感激这些有利信息），但如果像最近一些不可靠的出版物所称，把郑和航海称为对未知空间的系统性探险，则纯属无稽之谈。无论是郑和还是其他人，都无法与哥伦布和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⑤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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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航海行为的终结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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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年，郑和的海上壮举在正式开始三十年之后最终停止了，中国也完成了其漫长历史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篇章。但问题并未停止：大量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都向中国派出过外交使团，从摩加迪沙到亚丁、霍尔木兹、卡利卡特、科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东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还自认为是明朝的臣属，某个僧侣甚至还通过中国朝廷来认证其地位。从外部看，中国官方的航海政策是一段成功的历史，那么为何竟陡然终结？也许可以告诉我们答案的相关文件已经在皇宫的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至于是偶然还是有意，没人确切知道。也许这些材料包含一些负面内容。无论如何，文献的许多线索都说明航海活动过于昂贵，过多的人因此丧生。简而言之，海上权力的发展最终变得无利可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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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观点认为，如果测算材料和人力费用，则国家的船队建造计划绝对没有形成额外的财政负担。其他支出要比这高得多。朝贡贸易可能甚至还有盈利，特别是朝廷获得了许多昂贵商品，而在后来的年代中，明朝的回礼主要是仪式性物品和纸币。外国使者又用这些纸币购买中国商品，而且只在中国本土交易，因为这些纸币在他处并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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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想法则往往流于泛泛：1420年或1421年前后，朝廷从南京迁到寒冷的北方都城北京。皇帝仍旧更加关心陆上疆界，一心要消灭蒙古人。因为没有威胁从海上袭来，明帝国就失去了对海洋世界的兴趣。当后来需要节约开支之时，这部分并不必要的开支就被划去了，其中就包括船队政策。这种阐释方式也许听起来比较可信，但却无法回答郑和航海的本意和多重维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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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结束国家航海项目的决策贯彻得畅通无阻。不久以后，巨大的远洋航船就无所事事地停泊在港口里，很快就成了廉价木材，被拆卸一空，而航海人员则被投入建筑和内部交通等行业中。其后果是无法避免的：不久，明朝就不再拥有亚洲海洋的主导地位了。虽然朝贡使团仍在流入，但已是乘外国船而来，而到了15世纪中期，印度洋周边国家的使团一般都已远离中国水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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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东南亚邻国仍旧对皇帝保持着忠心，也许是由于中国是附近的强国。因此，约八十年后，马六甲仍希望中国帮助它对抗葡萄牙人。显然，15世纪的明朝在有些地方还长久地享有强大保护势力的声誉。值得注意的还有：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文本还提到过中国国家船队在亚洲的影响。相应的段落可能主要基于口头传统，但它们让人感受到，中国航海达到了使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因此持久地影响了同时代人的记忆。对后来出自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传说，我们亦可做类似评论。正如历史事实的重构中有时可资参考的一些马来史籍一样，我们对中国郑和“故事”里的某些元素也完全应该严肃对待并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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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退出世界海洋的行为还带有另一个特征：该举动并非受到外力的胁迫，而是出于内部的权衡—无论这种权衡可能是何种性质。而其他的航海大国往往经过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受到对手的驱逐而成为悲惨的输家，不得不离开舞台。明朝的退出单纯是出于自主选择。正是这一点额外地刺激了传说的形成。明代早期的航海活动早已被视为和平崛起、经济增长和文化交流的表达。中国希望以此和英美世界的帝国主义诉求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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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 第三节 其他航海者（15世纪早期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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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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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至琉球路线，出自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1579年）。路线从右向左，东－东北走向，经过彭佳屿、钓鱼岛等地（台湾以北及东北方向），通向琉球岛链主岛。航线上的文字给出了距离和方向。小框内为岛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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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朝国家航海行动对亚洲其他航海活动的影响，人们的评论可谓迥异。同样，针对明朝停止航海的后果，也存在很不一致的观点。对那些认为文献资料无限夸大了郑和航海规模的人而言，航海政策的终结并无任何重要性。他们主张，除了明朝，当时还有许多其他群体在正常地发展，丝毫未受中国方面的影响。但另一些人认为明朝的国家航海行动曾在某些区域占有极强的主导地位，因此它削弱了当时的竞争关系，使竞争关系直到1430年或1440年才回到历史进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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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真相恰处于这两种极端说法之间。也许明朝船队的存在和撤出在区域上所造成的影响很不一致。让我们再次从亚洲东北部开始。郑和与日本、朝鲜几乎毫无牵连。而且无论是郑和之前，郑和航海期间以及郑和之后，中国和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民间贸易始终是被禁止的。当时，日本岛内出现纷争，举国动荡，足利幕府在日本的统治似乎难以预料，至少中国在东海边看到的是一个日益分裂的世界。因此，中国和日本个别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很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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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海盗与匪帮令中国沿海陷入恐慌，有些盗贼来自日本，但从整体上看，这些事件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另外，宗教交流虽然不像从前那么频繁，但也仍旧存在。毕竟15—16世纪来中国的日本旅行者留下了为人所熟知的类似日记的记录。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对日本的官方描述，但此类资料更倾向于对日本持保留态度，有时甚至持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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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群岛的状况则全然不同。明代初期，琉球在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中扮演着海上“蛮夷之典范”的角色。郑和远航结束之后，汇集于冲绳的各条贸易航线获得了额外的意义。东南亚的货物不仅日益频繁地经过琉球抵达日本和朝鲜，还运往福建。因此，冲绳和东南亚之间的交流也变得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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