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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类役使的动物很快与它们的野生祖先区分开来。它们的骨骼发生了改变。因此，专家不难判断出散落在远古居民点附近的骨头是野生动物，还是驯养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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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类靠培植作物、驯养牲畜获得食物，而培植的作物、驯养的牲畜也开始依赖人类。小麦和大麦不会把种子自然散落在地，不经人们种植便不会生长。而驯养的牲畜失去了野生动物的凶猛本性，不经人类保护便难以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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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其中依赖性更强的还是人类。依赖付出的代价是，与狩猎者和采集者相比，种植饲养者能享受的闲暇时光不多。而且，在一地定居后，易受多种传染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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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也好，影响也罢，只要新品种动植物出现，男人女人掌握良耕巧养之道，人类全新生活方式快速扩展的场景就会上演。不论在哪里找到合适的阔叶林地，小小的农业村落就能开辟田地，养家糊口；不论在哪里发现丰美的野草或带叶植物，人类都会赶着牛群羊群前去放牧。北方寒冷，沙漠干燥，给这种生活方式造成了限制。但在位于这两种极端环境之间的广阔地带里，一个完整的世界展现在首批新石器时代农牧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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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粮田，就能养家糊口。随着粮田重要性的凸显，人类开始成群结队在一处定居，一住就是好几年。住的时间一长，就有必要建造结实房屋。这些屋子常用泥土糊制，或用泥土加砖搭建，屋顶可能覆盖茅草。造好屋子后，用陶器等器物装饰一番也可能不无必要。而且，谷物要存放在干燥的地方，以防受潮发芽。因此，大储藏罐显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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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陶器首次出现后，不同群落采用不同方法塑形、装饰陶罐及其他器物。因为烘干后的陶器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装饰风格因时因地而异，陶器为专家提供了研究考古遗址之间文化传统和联系的主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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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农人面临的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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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农民很可能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持续时间不长。一些人类群落学会了培植作物，但对于生活在干旱草原地区的群落而言，刀耕火种行不通。不过，这些群落可以驯化动物，到位于中东林区南北两方的广阔草原上放牧。牧人居无定所，为寻找草场四处迁移。这些群落里的男人还和早期狩猎队伍一样，充满斗志，有组织观念。他们的日常任务就是守护饲养牲畜，防止野兽和其他人袭击。有了这种日常生活经验，善战习性和协作纪律自然而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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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牧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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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之相反，每个家庭分散在田间劳作，当人们每日忙于砍伐树木、挖掘土地、收割谷物时，就不会养成多少好战习惯。久而久之，牧民发现自己能袭击打败农民，逼迫他们交出宝贵的谷物或其他有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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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平衡非常复杂。通常，农民人多势众，但组织松散，不善交战。因此，中国等地修城墙，设守卫，保护农民村落不受突然袭击，但很难既备战事，又务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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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全是敌对冲突。牧民会用奶酪、羊毛、牲畜换取谷物或农民手工制作的其他产品，而不是武力抢夺粮食和其他货物。有时，牧民能提供一些奇特的石头、贝壳，或在放牧游荡过程中找到的罕见物品。在这种交换方式下，玉石等珍品常跨越迢遥路途，几经易手，因此价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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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计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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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农人需要解答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确定作物种植时间。在中东，只有冬季几个月才会降雨。所以农人必须在秋天种上谷物，来年初夏成熟时收割，以避开随之而来的干旱天气。如果种得太早，偶下阵雨后种子发芽，而此时骄阳烈日，新苗枯萎；如果种得太晚，夏季旱情来临时，作物还没有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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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时间不当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何以避免？答案就是：观察月亮，根据月相标出月份。当然，月亮的阴晴圆缺与太阳年并不完全相合。而决定四季变迁的是太阳年。所以，数月相的群落常在自制历书上另加一月，使之与太阳轨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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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制出精确历法？早期农人没能找到满意的答案。与狩猎者对时间的感知相比，早期农人更需要精确时间。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不小进步。在狩猎者的生活中，日复一日，变化不大。该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晴天雨天，酷热严寒，无关紧要。而农民得往前看，数日子，计算时间。一家人得吃多少粮食？得留下多少种子？吃粮食时得精打细算，确保新粮下来之前，手中不断粮。年，而非日，变成了人类时间的基本单位。每年计算时间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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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早期农业村落里，有一些人善习礼仪，其角色与最早的祭司相当。他们会决定什么样的月相适宜种粮。但对此我们还没有确切信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农民对种植收获的关注反映在了宗教中。太阳和月亮，尤其是月亮，被供奉为神，专司生殖繁育。地球也被看作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出产人类所需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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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早期农人着迷的是，人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模式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种子播种后，焕发生机，随后死亡，再次播种后，重现生命。种子能这样，那人呢？人被埋在墓地里，会不会复活？既然死去的亲戚朋友总在梦中出现，因此死而复活似乎是符合逻辑的。人死后，生命应该像是影子，活在阴暗漆黑的地下世界。不只是有农人这样想，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很可能也相信死后有生，把地球当作母亲。因此，二者对死亡的看法仅仅是重点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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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适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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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农人面临的第三大实际问题是越来越缺少的适种林地。随着人口增加，未经开发的林地日益稀少。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有必要重新使用废弃的田地，而且循环利用土地的间隔越来越短。土壤肥力下降，作物长势减弱。同时，控制杂草蔓延也越来越难。田地之间挨得越近，杂草就越容易从一块开阔的向阳地上蔓延到另一块。土壤肥力下降，杂草丛生，意味着，虽然出的力是一样的，收获的粮食却变少了。因此，每一家必须多垦地，而这只能让情况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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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公元前3500年时，人类想出了一条良策，解决了土地短缺问题。这就是犁的发明。犁很可能不是在林区发明的，而是在沿河开阔地带。毕竟，最早的农田树桩遍地，犁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发挥作用呢？但当人类开始使用畜力拉犁耕地时，新的可能开始显现。犁地便于除草。可以说，犁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此。使用犁后，仅凭一家之力就能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这比使用木棍挖掘要好得多。除了上述两个益处外，犁过的田地能无限次种植。犁使用后不久，农人们就发现，在播种季节，将休耕过的田地犁一两次后，来年就会有好收成。简易轮耕办法由此产生，即先休耕一年，明年再种植。一家人有了合适的犁，套上牛或驴之后，就可一年多季在大多数土地上耕种粮食作物，还能留下一些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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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的发明对中东、印度和欧洲文明具有根本性意义。在美洲，没有人知道犁为何物。在中国，犁从来没有像在欧亚大陆西部地区那样重要。犁以一种新的方式，将畜牧业和谷物栽培结合起来。犁投入使用后，主要从事作物栽培的是男性，而非女性。而在此之前，很可能是女性承担了田间地头多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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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也创造了我们今天知道的田地类型。同一块土地连续种植几年后，地里的树桩烂掉。这时候犁派上用场，将这些自然“小山丘”犁平。土地变得平整开阔，块块相连，且多以常规几何图案形式布局，变成了今天我们心目中“田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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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了犁耕地，农民就能永久定居某地。田地一经犁耕栽培，农民就没有必要四处迁徙。永久的村庄住址，特定田地所有权的固定模式和村庄生活结构就是在那时成型，一直延续至今日的欧洲和西亚。与此同时，帝国的曙光开始显现。无力迁徙的农民不得不缴纳税款；税金用于法庭司讼，供统治者花销，养活军队，建造城市。一句话，文明有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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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块根作物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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