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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标准：和平 在这里，苏美尔工匠用青金石镶嵌，向我们展示了苏美尔人的世界观。石板上方，坐着统治宇宙的七位主神，分治风暴、天空、地球、淡水、咸水、太阳和月亮。他们聚在一起为人类决定来年命运。随行者为他们演奏音乐，舒缓身心，并呈上饮料。底部两列向神敬献礼物。在苏美尔人看来，神创造了人类，人理应服侍神，满足神的每一个愿望。因此，帮助祭司，愉悦诸神，人人有责。如其不然，神祇动怒，来年谕旨厄运降临，让不听训教的人类蒙受死亡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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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标准：战争 将描绘诸神商议新年命运场景的艺术品翻到背面，我们就能看到苏美尔文明的另外一面。石板上方，两军交战。个子最高的那位是国王。他面向外族人而立。这些人有可能是俘虏。中间一排，步兵手持矛枪列队向前，右面是他们的敌人。底部一排，战车滚滚向前，碾压敌军。战时领袖对苏美尔祭司的领导权构成了挑战。随时日迁移，军方权势渐增。原因是，相邻城市之间为夺取灌溉水权而战，而没有灌溉，诸事皆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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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巩固城市控制权时，战争领袖或国王不需要创建新形式的政府。他们可以调拨神庙收上来的谷物或其他形式的收入维持自家日常开支。这样做有可能惹怒祭司，当然也可能让神祇动怒，但却让战争领袖省去了另起炉灶、创造税收制度的麻烦。另外，祭司也不总是和国王对着干。他们有时会对神祇给出的迹象做出解读，让民众追随国王战胜来犯的敌人。换句话说，在古苏美尔人中，军事首脑和祭司头领常协作共事。只有在决定城市资源用于战事还是祭献神庙时，祭司和国王才会发生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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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每个城市都建有王权，却并未能解决一个大问题，即如何在苏美尔各城之间建立和睦关系。早期的国王战胜敌对城市后，迫使败方上交谷物或其他贵重物品。但过了几个星期后，国王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回归故土，要么在该城建立永久中心。不论做出哪种选择，国王的军队仅能控制近在手边的群落。分散军力是自取败绩。而且，军队在攻克的城市待的时间太长，食物供给可能难以维持。更重要的是，战败城的神祇不愿见到陌生人围攻自己的子民，而战胜方的神祇远居他域，无力庇佑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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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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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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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2350年，第一个帝国征服者出现。他的名字叫萨尔贡，来自阿卡德。该地区紧邻苏美尔上游。萨尔贡曾一度攻陷苏美尔冲积平原上的所有城市，长驱直入相邻土地。他的士兵可能到过地中海沿岸和黑海岸边。在美索不达米亚，萨尔贡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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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战功部分原因在于军队规模。萨尔贡士卒之多为任何一个敌手所不及。因常年经历战事，萨尔贡的亲信很快变成沙场老手。他们比敌军更训练有素，经验丰富。换句话说，萨尔贡的军队变成了职业常备军。但他的权力也有致命弱点。每到一处，军队给养不能持久。且帝国都城给养有限，不能维持军队常年征战需要。因此，这个伟大的征服者只能四处征战，哪里能找到食物和战利品，就把军队开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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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此缺陷，萨尔贡在世之时，权倾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地。死后，后嗣威权难继。美索不达米亚很快分裂为政治军事小单位。一些变成部落，一些变为城邦（由一个独立城市和周边境地组成），其他一些采取什么形式，我们还不清楚。长治帝国的秘密尚有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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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贡统治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为建立稳固帝国铺平了道路。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原为蛮族的阿卡德人以平等身份，参与了苏美尔文明生活，并带来了社会秩序新原则。阿卡德人说闪语，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定居前，以狩猎为生。他们很可能有首领，以部落形式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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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贡出生前和在世时，阿卡德已有灌溉农业。在这里，农民不把收获的粮食献给神庙。当地军事首领派奴隶仆从去田间劳作，以租子或纳贡形式上缴所得。对于辛苦劳作在田间地头的家庭来说，余粮奉献神庙也好，交给兵器在握的主子也罢，差别不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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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整个社会而言，阿卡德模式意味着，更多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非宗教祭祀。为了扩大武器盔甲生产规模，武士需要手工匠人，尤其是金属匠。这些匠人也为武士提供了奢侈品。此前，工匠只为祭司效劳，生产奢侈品供神祇享用。对于工匠来说，将手工制作的产品交给祭司也好，献给有地收租的世俗军事阶层也罢，也没有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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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一个即将统治所有土地的人来说，一个职业军事阶层的发展让统一灌溉土地的任务变得简单。单个地主不够强势，在服兵役和交税方面无法违抗王意。如有不遵，就很容易被换掉。因为等着收租，给国王当兵服役的人大有人在。但对于那些远离皇家而居的地主，国王如何保证君意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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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第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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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远地子民统治问题的第一套系统性步骤似乎由乌尔第三王朝君主付诸实施。该王朝在苏美尔古城乌尔建都，统治时间是公元前2050年至公元前1950年。乌尔第三王朝君王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全境纳入麾下。为巩固王权，乌尔国王在所有重要城市委任官员，代表自己执政。这些代表之所以获职，是因为讨得了国王欢心。他们发出常规命令指示，将一整套统治规则付诸实行。君臣之间常有书信往来，便于在重大事项中执行国王意志。这样，即便君臣相隔甚远，国王没有亲见臣子，也依然能贯彻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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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乌尔第三王朝通过基本的官僚制统治臣民。官僚制原则是所有现代政府施政之基。在官僚制下，官员获委任取得某种权力，并依据职权命令他人遵守。谁人任职无关紧要。也就是说，官员扮演一个角色，普通民众对这一角色做出适当回应。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庞大、非人格社会中的复杂关系得以常规化，安定秩序得到维护，互未谋面、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间也能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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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种中央权威向首都外官员授权的问题似乎显而易见，无须赘言。但对于那些经历磕磕绊绊，摸索尝试官僚制原则的君王来说，授权与否远非显而易见。说服众人，让每个人都明白王权可以也应该授予给一些大家不了解的人，并非易事。叛乱当然时有发生。官员或许不忠、无能。而且，在那个依赖信使上传下达，且信函可能被叛乱分子截获，也可能因突发事件而延迟的时代，要对远地实施有效的中央控制可谓困难重重。但不管怎样，这样一套制度在大多数时间里起到了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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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王汉谟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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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后，另一位名君汉谟拉比发现，不仅可以把部队派驻到美索不达米亚农村，还能随时掌握每位将领去向和带兵人数。汉谟拉比把这些情况都记录在案。每位将领有权对特定地区居民征收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但条件是必须提供一定的作战人员，响应国王或国王派驻的地方官员代表发出的参战命令。参照这些记录，国王能将部分或全部军队召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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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汉谟拉比解决了阿卡德王萨尔贡无力解决的问题。汉谟拉比自己不带兵，也不用四处出击寻找补给，而是把将士派到粮多的地方，让他们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如有一员大将不听召唤，则立等可查，严惩加身。鉴于此，每个人都会遵守王命，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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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和市民视角来看，虽然国王的将士要他们供养，但汉谟拉比制度仍要优于萨尔贡统治。萨尔贡军队过境，如同蝗灾肆虐，不可捉摸，毁坏一切。而在汉谟拉比制度下，兵士在多数时间里驻扎一地不动。而且汉谟拉比部队给养虽然超出萨尔贡偶尔犯境造成的破坏，但因负担均摊到全年而比较容易承受，就算驻上几年，对市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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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汉谟拉比及其他君主制订或系统梳理的法律为处理臣民之间的关系，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手段途径。人际关系由此变得可以预见、预料。一个由商人组织跨区物品交换的初级市场也在汉谟拉比时代形成。这是另外一种远距离协调人际关系的手段，对交易双方不无裨益。但是，我们很难判定这两种手段的实际效用。比如，有文字记载的法律讼决似乎不是按照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判定的。而且，自由市场交换可能也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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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汉谟拉比时代在贸易、行政管理和军事组织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冲积平原居民和相邻蛮族之间的势力均衡仍然非常不稳定。蛮族学到了不少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圈的生活方式。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夺取制作精良的武器铠甲，突袭尽享灌溉之利的富庶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