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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此缺陷，萨尔贡在世之时，权倾苏美尔和阿卡德两地。死后，后嗣威权难继。美索不达米亚很快分裂为政治军事小单位。一些变成部落，一些变为城邦（由一个独立城市和周边境地组成），其他一些采取什么形式，我们还不清楚。长治帝国的秘密尚有待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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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贡统治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为建立稳固帝国铺平了道路。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原为蛮族的阿卡德人以平等身份，参与了苏美尔文明生活，并带来了社会秩序新原则。阿卡德人说闪语，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定居前，以狩猎为生。他们很可能有首领，以部落形式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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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贡出生前和在世时，阿卡德已有灌溉农业。在这里，农民不把收获的粮食献给神庙。当地军事首领派奴隶仆从去田间劳作，以租子或纳贡形式上缴所得。对于辛苦劳作在田间地头的家庭来说，余粮奉献神庙也好，交给兵器在握的主子也罢，差别不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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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整个社会而言，阿卡德模式意味着，更多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非宗教祭祀。为了扩大武器盔甲生产规模，武士需要手工匠人，尤其是金属匠。这些匠人也为武士提供了奢侈品。此前，工匠只为祭司效劳，生产奢侈品供神祇享用。对于工匠来说，将手工制作的产品交给祭司也好，献给有地收租的世俗军事阶层也罢，也没有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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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一个即将统治所有土地的人来说，一个职业军事阶层的发展让统一灌溉土地的任务变得简单。单个地主不够强势，在服兵役和交税方面无法违抗王意。如有不遵，就很容易被换掉。因为等着收租，给国王当兵服役的人大有人在。但对于那些远离皇家而居的地主，国王如何保证君意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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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第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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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远地子民统治问题的第一套系统性步骤似乎由乌尔第三王朝君主付诸实施。该王朝在苏美尔古城乌尔建都，统治时间是公元前2050年至公元前1950年。乌尔第三王朝君王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全境纳入麾下。为巩固王权，乌尔国王在所有重要城市委任官员，代表自己执政。这些代表之所以获职，是因为讨得了国王欢心。他们发出常规命令指示，将一整套统治规则付诸实行。君臣之间常有书信往来，便于在重大事项中执行国王意志。这样，即便君臣相隔甚远，国王没有亲见臣子，也依然能贯彻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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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乌尔第三王朝通过基本的官僚制统治臣民。官僚制原则是所有现代政府施政之基。在官僚制下，官员获委任取得某种权力，并依据职权命令他人遵守。谁人任职无关紧要。也就是说，官员扮演一个角色，普通民众对这一角色做出适当回应。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庞大、非人格社会中的复杂关系得以常规化，安定秩序得到维护，互未谋面、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间也能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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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种中央权威向首都外官员授权的问题似乎显而易见，无须赘言。但对于那些经历磕磕绊绊，摸索尝试官僚制原则的君王来说，授权与否远非显而易见。说服众人，让每个人都明白王权可以也应该授予给一些大家不了解的人，并非易事。叛乱当然时有发生。官员或许不忠、无能。而且，在那个依赖信使上传下达，且信函可能被叛乱分子截获，也可能因突发事件而延迟的时代，要对远地实施有效的中央控制可谓困难重重。但不管怎样，这样一套制度在大多数时间里起到了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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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王汉谟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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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后，另一位名君汉谟拉比发现，不仅可以把部队派驻到美索不达米亚农村，还能随时掌握每位将领去向和带兵人数。汉谟拉比把这些情况都记录在案。每位将领有权对特定地区居民征收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但条件是必须提供一定的作战人员，响应国王或国王派驻的地方官员代表发出的参战命令。参照这些记录，国王能将部分或全部军队召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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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汉谟拉比解决了阿卡德王萨尔贡无力解决的问题。汉谟拉比自己不带兵，也不用四处出击寻找补给，而是把将士派到粮多的地方，让他们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如有一员大将不听召唤，则立等可查，严惩加身。鉴于此，每个人都会遵守王命，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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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和市民视角来看，虽然国王的将士要他们供养，但汉谟拉比制度仍要优于萨尔贡统治。萨尔贡军队过境，如同蝗灾肆虐，不可捉摸，毁坏一切。而在汉谟拉比制度下，兵士在多数时间里驻扎一地不动。而且汉谟拉比部队给养虽然超出萨尔贡偶尔犯境造成的破坏，但因负担均摊到全年而比较容易承受，就算驻上几年，对市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也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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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汉谟拉比及其他君主制订或系统梳理的法律为处理臣民之间的关系，甚至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手段途径。人际关系由此变得可以预见、预料。一个由商人组织跨区物品交换的初级市场也在汉谟拉比时代形成。这是另外一种远距离协调人际关系的手段，对交易双方不无裨益。但是，我们很难判定这两种手段的实际效用。比如，有文字记载的法律讼决似乎不是按照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判定的。而且，自由市场交换可能也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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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汉谟拉比时代在贸易、行政管理和军事组织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冲积平原居民和相邻蛮族之间的势力均衡仍然非常不稳定。蛮族学到了不少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圈的生活方式。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夺取制作精良的武器铠甲，突袭尽享灌溉之利的富庶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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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因素也改变了苏美尔人和邻人的势力均衡。苏美尔人使用的灌溉方法是让河水在田地里自然蒸发。因此，每年都有少量盐留在地里。盐在多数土壤中都存在，极易溶于水。雨水把地表盐分带走，形成稀释溶液，通过溪流江河汇入大海。盐水汇入海洋的结果是海水变咸。但如果水没有流走，而是蒸发变成水蒸气，盐就会留在土壤里。因此，在苏美尔的灌溉田地上，盐分渐渐累积。数百年后，盐分沉积到了一定程度，原先肥沃的土壤因盐度太高，寸草不长。这个文明的摇篮渐至人烟罕见。财富和权力稳步移往北方，先是到了阿卡德，后来在汉谟拉比统治下，移至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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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明中心北移的地区降水充沛，无须灌溉。在这些国家，灌溉区和非灌溉区界线不再泾渭分明，灌溉之利和不用灌溉之间的差距缩小。慢慢地，只能在灌溉土地上才能发展起来的文明社会结构也在雨水浇灌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这种渐进转变从公元前250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500年。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对这种渐变的性质和结果进行考查。但在审视这种突破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看看另外两种大河流域文明。同苏美尔文明和阿卡德文明一样，这两种文明也建立在灌溉农业基础上，而且非常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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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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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美索不达米亚不远，就有冲积平原。几条小河流过，灌溉便利。但这些平原面积较小，不足以独立发展为新文明。比如，约旦河流域。人类虽然在此定居已久，但自约旦农民了解苏美尔人的成就和思想后，其生活方式就深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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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罗河和印度河与苏美尔文明中心相距甚远。这两大流域地广水丰。因此，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南和西南两方，继苏美尔人开辟文明之路后不久，另外两大古老流域文明也开始出现。比如在埃及，修建高大建筑物的方法很明显是从苏美尔人那里传来的。我们之所以确定这一点，是因为埃及最早的纪念性建筑就是模仿美索不达米亚的泥砖结构而成。但不论埃及人借鉴到了什么东西，他们都很快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形式。古印度人和印度河流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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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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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下游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冲积平原迥然不同，河水流得更缓，常发洪水，但水势不猛，尼罗河冲积成的狭窄平原夹在高耸的石崖之间。石崖之外是荒漠，比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沙漠还要贫瘠。因此，尼罗河流域因封闭而受到保护。对早期居住在尼罗河流域的农民而言，时常侵扰美索不达米亚的突袭掠夺影响不大，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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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还有一个独特之处，使得政治统一出奇容易。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不同，尼罗河自南向北流，与第一瀑布通航。古埃及素以该瀑布为界。埃及地处信风带，常年刮东北风，且风势和缓。因此，升起风帆，风吹向船尾，便可驶向上游。落下船帆，轻舟顺流而下。因尼罗河仅有几千米宽，控制尼罗河通航的人就控制了整个埃及大陆。对古埃及人来说，把土壤出产的果实运往一地储存不费气力，船只可载巨量大麦和其他商品穿梭于尼罗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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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洪水来袭，也因尼罗河水流动缓慢，不足以冲毁堤坝沟渠。实际上，古埃及人从来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人那样，发展出一套完备的沟渠系统。他们是靠漫灌种田，在田地四周修建低矮的堤坝。发洪时，开堤让尼罗河水流进来。土里渗透水后，堤坝上开出口子，让多余的水径流到附近地势稍低的田地。这种灌溉办法可防止盐分积聚，避开苏美尔人灌溉技术的致命缺陷。因此，时至今日，埃及依然坐拥沃田，而苏美尔的土地已变成盐滩，堆满干泥干沙，一片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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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在洪水到来之前播种田地。种子发芽后，水平面下降，需要农人自己动手浇田。水分随后蒸发。即便农人卖力多浇水，与每年洪水量相比还要少很多。因此留下的那点盐分都被洪水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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