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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城规划完备，精准的几何布局和巧妙组织的卫生系统表明强有力中央权威的存在。统治者极有可能是祭司或祭司兼国王。但他们的宗教信条，以及指挥控制普通民众的方法手段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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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是，开展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在地层之间找不到太大差别。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地方，通过观察物品制作方法的变化，专家能精确判断出各种物品所在年代。就算是陶罐碎片也不例外。这种工作在印度河遗址没有取得进展。部分原因是，负责挖掘的人太匆忙，没有仔细记录物品出土位置。另一部分原因是，关于两城的所有东西似乎在几百年里维持原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洪水常冲毁建筑物。每发一次洪水，所有被毁建筑物都会在原地按原样修复。只是到了后期，才发生了一些变化，粗制滥造的建筑取代了原有建筑，原因可能是，统治者没有资源、手段再维持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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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河两大城市遗址的瓦砾中，考古学家找到了几尊小雕像，但没有发现其他类型的精美艺术品。古代手工技艺痕迹几乎荡然无存。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材料，判断古印度河的工艺风格和品质。奇怪的是，这几具雕像各不相同，但风雅有致。印章雕刻达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水平。印度河文明的技艺和知识很可能与同时期的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极为相似，但我们获得的信息太少，因此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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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已经对印度河文明时期的许多村庄遗址进行了发掘，也了解到阿拉伯海沿岸有几个小城镇。这些群落是否附属于两大主要城市？印度河流域居民与他们多个邻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重要程度如何？这些问题依然成谜。在这些谜团的背后，可能屹立着一个复杂精彩的文明，在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外别有洞天。但是没有可供参读的记录，我们对塑造这个文明的思想和制度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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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亨佐·达罗遗址 这幅摩亨佐·达罗主街图表明，古建筑用砖打地基相当普遍。城市设计师似乎知道，一个大帝国的都城应该是什么样子。除此之外可供推断的线索不多。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最初发掘这一遗址的人是要寻找工艺品和其他珍宝，无暇完整记录所有发现。二是，地下有水，挖掘者无法挖到瓦砾堆底，对这个曾经荣耀一时的印度河城市一探究竟。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地下到底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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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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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美索不达米亚人，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在河流冲积平原这一特殊环境下，他们创建了足够富庶的社会，把少数人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让这部分人有余力术有专攻，发展一大批新技艺：书写文字、制作青铜器、雕刻印章、兴建大规模建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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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这些技艺多数敬献于神祇。美索不达米亚的神祇无影无形，永生不灭，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又与人非常相像。而埃及最重要的神祇是法老。至于印度河文明供奉什么样的神祇，我们还不知道，也不清楚祭司是否是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考古发现未对此观点做出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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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000年后不久，文字记录形成。在美索不达米亚，战争成为上述专项技艺的第二大消费者。埃及有天然屏障，比美索不达米亚更有能力御敌，因此在军事技艺方面未能取得进展。在印度河文明遗址中，也没有证据表明备战御敌、建立军功格外重要。但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未能逃过军事侵略之灾。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两大文明均被武士部落征服，印度河文明因此被摧毁。这些部落通过观察两群人之间的边境战争发展了自己的战术战备。这两群人中，有一群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冲积平原上，以务农为生，处于开化状态；另一群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周边的高山和草原上，以旱地种植和放牧为生。下一章，我们将对文明社会与相邻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做一审视。这种互动不仅征服了奴役，也促进文明社会的技艺和组织向雨水浇灌的土地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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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 第三章 雨水浇灌土地上文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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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又称米诺斯宫） 这是克里特岛米诺斯宫的正殿。英国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爵士发现此殿，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米诺斯宫曾用做神殿，其廊柱可与古埃及卡纳克神庙巨柱相媲美。克里特文明在与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各地相交流时兴起。统治者从海上贸易获利，并向当地农民收租。就数额上而言，他们收缴的贸易利润大于或等于地租。这使得克里特文明与尚武的赫梯文明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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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复杂社会形式只能在河流冲积平原的灌溉土地上产生。在其他地方，农民生产不出足够的粮食，只能自给自足，没有余粮养活从事专业技艺的人员，如士兵、工匠、祭司、地主等。快到公元前3000年时，犁的发明改变了这种局面。有了犁，再套上几头牛，普通土壤也能产出足够多的粮食，养活一家人。前提是只要有充沛的降雨、适宜的温度即可。因此，河流冲积平原这一特殊环境不再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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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地球温带地区的广袤大地都有可能产生文明。简单的新石器时代村落要想转变为文明社会，需要获取专门技艺、革新社会结构。到公元前2000年时，这些变革在中东绝大部分地区实现。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间，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一个又一个或独立发展，或衍生进化的文明在古美索不达米亚中心的每一处蓬勃兴盛。我们了解最多的是小亚细亚的赫梯社会，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迦南群落，但在伊朗东部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北部的亚美尼亚也有文明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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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蛮族和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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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如何从灌溉土地传播到非灌溉土地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再清楚不过。一些人高高在上，使唤农民耕种收获、上缴余粮，供给士兵、祭司、工匠、船员、驼队、矿工、伐木工，及其他从事专业技艺的人员。随着这些人数量渐增，技艺日精，一个我们称之为“文明”的社会由此形成。这种转变并不简单。生活在村庄上的人做着同样的工作，过着差不多一样的生活，而文明社会结构更为复杂。要充分了解这种转变，我们必须考查文明民族和未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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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社会和文明社会何以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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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大多数人希望能够享用或使用任何比已有的东西看起来要好的新东西。因此，能工巧匠所制妙物，专家学人所发奇思常被相邻民族视为高超不凡。而当一个民族发觉相邻民族在重要方面都比自己高超不凡时，做出这一发现的民族可适当被称之为“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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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barbarian）一词为古希腊人所创，用来形容所讲语言让希腊人听不懂的民族。在希腊人看来，这些人似乎只会发出毫无意义的音节——barbarbar。到了古罗马时代，“蛮族”主要指生活在古罗马帝国疆域之外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英语“蛮族”一词含义即发端于此。在概括早期基督教世纪日耳曼人和古罗马人之间的关系时，如果我们使用“蛮族”指代那些虽与文明中心产生联系（如日耳曼人），但所怀技艺无法比肩其文明近邻的民族，那么“蛮族”一词可以用来描述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贯穿整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出现频率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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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同“蛮族”的这种定义，就会发现，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拉开了文明中心民族和文明之外民族之间的技艺差距，导致野蛮未开化状态的产生。文明的发展也建立了一种难解难分、又爱又憎的关系。蛮族希望享用文明成果，却不愿承认自己低人一等。他们常称文明方式腐坏堕落。另外，创造文明的民族对蛮族近邻常怀恐惧鄙视之心，但他们有时也羡慕蛮族吃苦耐劳、自由勇敢。只要社会不平等凸显，社会不公显现，文明民族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失去信心，这种羡慕之情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古代，所有文明社会都建立在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基础上。多数人辛苦耕种，一贫如洗。只有少数人生活富足，还有一些人尊享奢华。相比之下，蛮族社会虽然生活贫穷，技艺不精，但更简单，也更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