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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车入侵促进了各民族交往，加快了沟通交流，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原有的宗教信仰。大家开始意识到，不能保护虔敬信徒的神祇不值得崇拜。与此同时，各地区关于世界形成和诸神统治的传统互相冲突。如果说，一个为真，其余为假，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一个为假，其余都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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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归荒唐。人们不会很快把原有礼仪信条弃之不用。相反，他们会完完整整遵照传统拜祭程式。这样做一半是出于习惯，一半是为了确保自己没有在神前怠慢，惹得神灵降罪。但如果事情是在很远的地方发生，怎么可能只有一席神力统治全世界？一神论产生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原有信仰纷纷攘攘，阻碍新事新境。能做的就是舍掉其他各神，强调一神法力无边。因此，在巴比伦，祭司极力颂扬马杜克，将其推到巴比伦主神位置，别的神祇显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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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论起源：对太阳神阿托恩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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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还是多神，曾让埃及人大伤脑筋。希克索斯人入侵之前，埃及人洋洋自得，对尼罗河之外发生的事情置若罔闻。但当法老将统治版图扩展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就不能再漠视埃及边界之外的世界。但把埃及的政治宗教观念强加给别的土地也并非易事。这些土地上没有尼罗河，当地人对法老神力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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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太阳无处不在。凡是穿越埃及和巴勒斯坦间茫茫大漠的人都不可能忽略太阳的威力。因此，埃及宗教改革者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太阳神阿托恩是大自然唯一真神，其他诸神均为虚假。公元前1380年，新一任法老走上王位，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为表示对阿托恩的尊崇，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阿肯那顿，并禁止其他任何崇拜形式。因为法老宣称自己具有神力，阿肯那顿的改革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一神论，但这场改革进行得相当彻底。石匠被派到埃及各地，凿掉太阳神阿托恩之外所有神祇的名字。底比斯的造物之神——阿蒙神就是此次清洗的主要目标。原因是，底比斯的祭司带头反对阿肯那顿。新都选在今天的泰尔埃尔阿马那村附近。定都后，阿肯那顿着手重造传统埃及艺术和建筑风格，以取悦阿托恩。要做到这一点，阿肯那顿必须抛掉严肃正规，关注当下，做到思想和行为开放。这种风格与埃及传统艺术中的正襟危坐和庄重尊严形成了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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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肯那顿死后，改革运动即告终止。宗教反对势力占据上风。首都迁回底比斯。新一群石匠被派往各地，将所有能找到的阿托恩的名字擦掉。阿蒙神祭司独立于法老存在，握有更大权力。阿托恩崇拜湮灭无存。直到现代学者发掘阿肯那顿废都时，才发现了阿托恩的一些碎片。学者将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发现了几首献给阿托恩的赞美诗，还有一个详细记录法老与远在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之间的外交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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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托恩革命 这两具半身像中的人物是法老阿肯那顿和妻子娜芙蒂蒂。阿肯那顿想清理埃及各路神祇，仅以太阳神阿托恩为尊。他以神圣法老特权之便，推行宗教革命。因法老宣称自己拥有神力，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阿肯那顿观念中的阿托恩崇拜并不是一神论，但却在朝着这一思想方向迈进。埃及新信仰的原则之一是，真实和开放压倒一切。这一原则体现在雕塑上便是，娜芙蒂蒂天生丽质、美艳非凡。而她的丈夫面部畸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阿肯那顿面容怪异，神情紧张。戴着头饰，蓄有胡须，手拿曲柄权杖，这三者是法老传统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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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克阿蒙神庙 阿肯那顿死后，埃及宗教反对势力将阿蒙神及其祭司复权。卡纳克的阿蒙神庙保存至今，向世人展示神庙雄伟壮丽、祭司权力如日中天。法老成为祭司的傀儡或附属。本图中神庙施行的礼仪正是阿肯那顿革命要极力推翻的。阿肯那顿死后，阿蒙神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祇，而深谙唤神祈福的祭司也拥有了无上权力。图中柱子上雕刻的是宗教神话，附有象形文字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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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与以色列关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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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时期的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圣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约公元前1950年，乌尔第三王朝末期，亚伯拉罕离开苏美尔乌尔城，和他的追随者、羊群云游四方，最后抵达迦南地。亚伯拉罕死后，以撒和雅各先后率领子民逃往谷物丰裕的埃及。雅各在与一位天使较力后，更名为“以色列”。《圣经》上还有这样的描述，雅各之子约瑟因见宠于父亲，遭诸兄嫉妒，被卖身为奴。多年后，约瑟成为法老幕僚长。他把谷物赠给父兄，并揭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雅各喜不自禁，一直居留埃及，直到离世。雅各的后裔也在埃及生活多年。后来，埃及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开始迫害他们。上帝命摩西返回这片乐土。摩西遵照上帝谕旨，但在“以色列之子”实现目标前去世。于是，摩西的子民定居迦南。这块土地正是很久以前亚伯拉罕的放牧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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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还没能找到埃及文字中任何与《圣经》故事相关的记述。有些学者认为，关于约瑟及其兄弟的故事可能是与希克索斯入侵被逐有关的民间记忆。但二者日期不符，而且希克索斯人是以征服者身份踏上埃及大地的，并非饥荒灾民。一些学者认为，有着埃及语名字的摩西从阿托恩崇拜者那里得到了一神论的灵感，但这似乎也牵强附会。因为阿托恩崇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神崇拜。而且，摩西敬拜的神——耶和华与阿肯那顿尊崇的太阳神阿托恩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简而言之，不论从哪方面来讲，埃及的文字记录与《圣经》记述都不相符。如果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填补我们的认知空白，这一谜题将永不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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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简单的文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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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车帝国时代，许多不同背景的民族聚合交融，促进了更简单文字形式的发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设有完善的教育体系，专门培养书吏。因此，复杂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只要这种培养学习一直持续下去，就不会有重要变化发生。但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中间地带，尤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存在某种混乱现象。比如，在叙利亚乌加里特镇，考古学家发现了用六种文字写成的文本。这里没有建立教育体系，来解决如此复杂的文字教学问题。所以，那些没有受过专门培训的书吏发挥聪明才智，将书写彻底简化，发明了字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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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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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在西奈和叙利亚北部某地，有人发现，不到30个符号就可以完全表达口语中的全部发音。秘诀在于将元音的变化忽略不管。比如，一个简单的符号“b”可以代表“ba”、“be”、“bi”、“bo”和“bu”。因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所用闪语经常变换辅音和元音，读者不难把正确的元音和辅音组合在一起。比方说，“b-n-n”和“banana”看起来可能不像，但只能读作一个音。因此，书吏发明的东西实际上是只记录辅音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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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发明让学习变得相对简单。相比原来的书吏动辄背诵记忆成千上万个符号，只学习不到30个符号可谓简单之至。其实早在公元前1300年，陶器碎片上的文字片段就证明，普通老百姓已经学会了如何书写。他们有时还用这种方式记下不少鸡毛蒜皮、家长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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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简单的文字形式让知识从专业人士传播到普通百姓成为可能，但这种传播进展得非常缓慢。祭司不太乐意记下圣歌圣事，让平头老百姓阅读。实际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祭司和书吏执意使用过去那种复杂文字。一直到基督纪元，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才寿终正寝。同样，其他一些知识也为特殊群体所把持。他们觉得传之大众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因此，虽然文字形式简化了，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直到文学脱胎而出，新思想才得以开放，新知识得以获取。这种显著变化在公元前1000年后姗姗来迟（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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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莎草和羊皮纸在书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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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学外，第二个书写形式的变化也值得注意。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泥板写字，烘干后坚硬易碎。埃及人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后来，人们开始用笔墨在展平的莎草纸上写字。莎草纸呈条形，卷在一支木棍上。写字的人一列一列书写，边写边打开纸卷。读的人不用翻页，而从一支木棍上摊开纸卷来看，读完一卷后，再从下一支木棍上展开读下一卷。莎草纸跟现代纸张很像，但更厚，表面也不很光滑。只有埃及才长有纸莎草。莎草纸制作业在埃及是重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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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个世纪以后，人们发明了羊皮纸，取代莎草纸。制作办法是：把羊皮割成薄薄的一层，再不断揉搓，直到表面光滑为止。在不生长埃及纸莎草的地方，羊皮纸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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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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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芦苇秆从中段以上劈开，通过毛细管作用控制墨水流量，可以制成笔。不过，使用笔墨后，字体形状也跟着发生改变，圆润流畅的草写体由此产生。这种字体多应用于正式函件书写，就像今天的书面文字采用打印字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