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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宋朝的建立标志着高效有力的官僚制中央政府在部分地区的回归。不过，宋朝从未能实现中国统一，北方几省仍被多个蛮族掌控。黄河以北的宋朝政府时时处于危患之中。1127年后，宋朝疆域收缩到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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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宋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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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初年，中国政府强势有力，征募自耕农子孙为兵。经历了蛮族入侵和汉朝灭亡后的连年战乱，这些农民多在北方地区安家。当时，中国军队兵力强盛，勇悍善战，曾远征中亚，臣服里海部落。在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甚至控制了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克什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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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边疆要靠职业军人。农民长时间离开土地后无力缴纳税赋。但中国边境上的蛮族能征善战，渴望入行伍、拿兵饷。因此，到750年时，唐朝多从蛮族征兵，甚至把统率权也交给了蛮族。征兵政策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755年，唐朝接连战败，引发大规模暴动。蛮族将领率兵夺权。很多年后，唐朝军队才将该支蛮族力量剿灭。这一次，一支团结更为紧密、说突厥语的回鹘蛮族从西面骑行而来，让孤立无援的唐朝皇帝又坐上了祖先给的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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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中国和蛮族关系发生倒置。皇帝不再希图保住北部和西部边境，而是将这些地区拱手让给地方部落和王国。只要中国政府能够通过税收体系会聚大量资源，就有充足的回旋空间，操纵贡“礼”分配，在部落首领之间搞外交权谋。但税收体系渐渐崩溃，地方新贵截留中央税收，自立地盘。在这种情况下，蛮族干预和突袭自然日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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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衰败、蛮族压境搅得中国人心神不宁。为此，宋朝皇帝恢复旧制，激发臣民意识深处的排外情绪，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的中央政权，并从国内征募职业常备军，使之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但宋朝之所以能统一政权，靠的是官僚制改革。从本质上来说，这项改革是完全保守的。宋朝皇帝有意识重提孔子和辉煌历史，从南方各省选任官员。与以往朝代相比，这些新官更注重按儒学原则实施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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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儒学理论不能让中国回归大一统局面。包括中华文明发祥地在内的黄河以北省份被突厥人、蒙古人和女真人统治。这些蛮族政权中以金朝最为突出。东北的女真族建立了该政权，于1115年至1234年间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纳入统治版图，后来被蒙古人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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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和经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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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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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口多、密度大。以世代完善的农耕技能、辛苦耕种小块土地的农民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坚实基础。农田面积小，亩产量高，但每个农业人口获得余粮相对较少。这就是中国农业与欧洲和西亚的区别所在。欧洲和西亚使用畜力，耕种面积更大，人均余粮更多，但亩产量较低。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中国农耕面积不断扩大。新田地开在越来越高的山坡上，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力将之挖成适宜种植的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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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得到精耕细作后，中国农村生活重心改变。这一过程出现得很早，可追溯到汉朝建立之前。但是直到605年隋朝开凿大运河后，长江流域农业才充分具备经济和政治重要性。税收成倍增加，朝廷可支配收入增多，意义非同小可。此外，长江流域的气候条件促成了小麦、大麦、小米及其他旱地作物向水稻种植的转变。前几种作物是黄河流域的主粮，塑造了早期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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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的一大优势是，同等面积土地产出的作物中，数稻米产量最高。与之相伴随的劣势是，备耕、种植、收获时需要投入巨大劳力。首先，要平整土地，疏通水渠，引水入田。要修堤坝、筑矮墙涵养水源。因为，水稻植株只有在根部充分浸润在死水中几厘米的情况下才能茁壮成长。在准备稻田的同时，还要把水稻种子种在特殊的苗床上。发芽长高后，再把秧苗移植到稻田里。只有在稻米成熟后，才能抽干稻田里的水，这样土地干燥，便于农民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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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多少人力才能成功种植大米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农业年度是这样构成的：稻农花费很多个小时挖田修渠；艰辛劳作数日移栽秧苗；成熟时，用镰刀收割，费工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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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起，又是首先从哪个地区开始种植水稻的。商朝时，水稻种植即已成为中国农业的组成部分，但直到土地肥沃、水量充沛、面积广阔的长江流域得到开垦后，水稻种植方式才成为中国农业的标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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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我们不知道具体步骤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数不清的稻田如何像地毯一样，从河边湖边铺到山谷斜坡上，沿山势蜿蜒起伏。不知道开垦这些良田需要投入多少人力，需要修筑多少机巧精妙的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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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可与冰川移过地球表面相比。冰川在行进过程中，沿途吞噬所有障碍，深刻改变了地形地貌。历史上的中国农业就像冰川一样行进，接管新地区，囊括其他民族，吸附征服者，改变自然地形地貌。其力度之大、程度之深，为多数人类社群所不及。在朝鲜、日本、印尼，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水稻种植也成为农业主要形式。只有在这几个区域，才出现了与中国相当的密集居住、自律刻苦的农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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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历史时期内，中国农业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约公元1000年时，中国人发现了一种新型早熟稻。这种水稻能让灌溉充分的田地实现一年两熟。这意味着，一年只有几个星期有水的土地也能种植水稻。原因是，有了早熟稻，稻田死水涵养时间无须超过30~40天。由此，粮食产量大幅提升。因为，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春季径流过后，河床干涸缺水。有了早熟稻后，这样的土地也能种植水稻。很多缺水的内陆地区开始从事水稻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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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种植 如图所示，投入足够人力后，水稻种植能够改变自然地貌。但像图中这样的稻田也改变了中国中南部的人类社会，创造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养活了众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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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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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华文明的兴盛发达靠的不是农村人口的无限增加。村庄的剩余产品必须聚在一处，才能养活手工艺人、学者、士兵，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在这方面，重要进展也在隋唐时期出现。大运河通航后，大宗廉价商品在长江黄河流域往来穿梭。一只人力或畜力拉动的驳船能够运载几吨重的货物，大大降低了长途内陆交通成本，将最丰饶富庶的中国中部和北部连接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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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年左右，引水渠和相连水道四通八达，朝廷对经由大运河运输的农产品需求减弱，命令地方税吏卖掉官仓中部分粮食和其他粗加工产品，换回精工细制的手工艺品。这些产品价值更高。宫廷对精美漆器、瓷器、刺绣等一切地方特色商品有不竭需求。这种政策刺激了地方手工贸易的发展。而地区专业化让规模发展成为可能。财富增加，人口增长，中国技艺开始超越世界其他地区，水平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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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财富积聚于朝廷和国都，但也惠及他方。私人贸易与官方交易同步增长。私人贸易的发展意味着，货币使用更广泛，官府获得更多现金收入，并向私人供应商采购，以满足政府需求。零散数据显示，749年，朝廷税收中仅有3.9%以铸币形式存在。到106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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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中国享受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灵活便利。货币得到更广泛使用，交通条件改善，运输成本降低，私人贸易范围扩大。由此，资源得到更高效的分配和开发。而在此之前，政府征收实物税，导致商品生产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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