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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年，地方军阀蜂起。但这并没有严重制约税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刺激了发展。原因是，军阀所在省份实施自治，不向远在北方的国都上缴货币税，而是自征自用，省会城市由此得到发展，南方省城尤为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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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中国社会进入商业化高速挡。就连贫苦小农也开始进入市场，买卖粮食和其他商品。在农民眼中，哪些东西卖得好，就应该专门生产这些东西。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农民也可以像几百年前的城里人那样提高生产效率。而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开始在不同地区提高生产率、增加产量、应对市场价格后，整个国家的财富就会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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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运河商船创造的廉价可靠交通。而这些商船往来的运河网络最初是为了保障水稻灌溉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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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很快超出了运河系统所在的两大河流域界限。海运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南方沿海城市与东南亚各个港口开展海上贸易，挖开了另一眼财富源泉。船舶设计上的改进让这种发展成为可能。关键发明包括：加固船体；风帆改用棉布，不再使用竹子篾片编织；安装活动龙骨，一入浅水区即可提起。此外，到1100年时，中国水手开始使用磁性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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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的作用另加解释如下。有了指南针后，人们就能驾船出海远航，遇有多云天气看不到星星时，也不会迷失方向。如果船长沿指南针航线行驶，知道离预计登陆点还有多远，就可以轻松找到遥远的港口。中国南海海域属于季风气候区，一年大部分时间天气晴朗，有经验的水手看着星星航行就不会迷失方向，一般用不上指南针。但在北方海域，多云天气可能持续几周，磁性指南针的重要性凸显。在中国水手使用指南针导航三个多世纪后，欧洲航海者才发现了指南针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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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商业化意味着繁华大都市的兴起。当时中国最大城市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威尼斯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记录下了1275年至1292年间旅居中国的亲身经历。他以世界其他地方作比，详尽描绘了中国都城之宏伟，中国其他城市规模之大、生活之富庶，字里行间，难抑惊叹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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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可·波罗时代，中国领先世界，这一点无可置疑。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囿于重重局限，使西欧赶上并最终超越了中国成就。首先，地主乡绅阶层的社会领导地位从未真正遭遇商业变革中出现的任一新群体的挑战。儒家认为，商贾是社会寄生虫，只会抬高市价，从未增加商品价值，将商贾和兵卒两类人划为必要之恶。因此，靠贸易发家的人为了得到社会尊重，常买地置产，送子入学，使之做乡绅、走仕途。换言之，中国商人缺乏独立自主精神。如果他们的志向是成为有地产、有闲情、有学识的人，又怎么可能去挑战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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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地主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靠前文所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而手工贸易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乡绅阶层的需求，迎合他们的品味，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钱赏玩得起工艺品。手工艺人自然要竭力取悦最佳主顾，因此也不可能找到有效方式挑战乡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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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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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贵胄喜欢奢华工艺品。这种品味成就了中国手工艺人无与伦比的技艺。唐宋两朝留存下来的工艺品以瓷器和陶器为主，数量不多。但从文字记录中我们了解到，丝绸、木头、金属等容易腐坏的物品曾被加工成精美的艺术品。宋朝时，中国北方以焦炭为燃料，大规模发展冶铁业。而欧洲直到18世纪才发展类似产业。但奇怪的是，蛮族侵略者洗劫宋朝都城，占领铁炉所在地区后，炼铁业未能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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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发展历史最能说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如何促进某些领域的技术发展，却又阻碍该技术在其他方向取得进步。从公元1000年起，中国军队试验了“火箭”和“火矛”。这两种兵器上的易燃物质就是火药。此后不久，他们将火药放进花瓶形状的火炮中，射出重箭。但中国人对原始火炮发展为能毁墙破壁的加农炮不感兴趣。而欧洲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制作火药后，立即着手研造加农炮。在中国人眼中，发展能摧毁防御工事的武器是愚蠢之举。他们的敌人是生活在开阔草原上的骑兵，而需要建造坚固城池避难的是中国人自己。所有弱化戍城要塞功能的东西都是中国人不想要的。因此，对中国人来说，不造加农炮是相当理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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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百多年里，该政策成效显著。1550年后，装有多门大炮的欧洲战船出现在中国海岸，中国人这才开始意识到没有发展摧毁防御工事的远程武器的代价。在此之前，宋朝统治者及后续朝代仅以火药为辅，以传统办法应对西北边境游牧人侵袭。方法不外乎进贡与结盟两种，如不奏效，则守城护村，能用弓弩则不用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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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生活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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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宋两朝，中国思想、艺术和文学最为兴盛。后世中国人将这一时期创作的书画作品奉为典范，对两朝前人大师推崇备至，自愧不如。现代学者也认可这种判断。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宋朝名画都是后人临摹作品，并非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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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艺术文学之所以达到如此高度，原因可能是，汉朝覆灭后，蛮族入侵不断，中国四分五裂，外国思想大量涌入。唐宋两朝时，这些思想得以吸收借鉴。这首先意味着，中国思想艺术在与佛教达成和解的同时，又吸收了印度、希腊和中亚的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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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唐宋两朝与印度笈多王朝在各自文明史里所处位置相似。两者都处于兼容并蓄的时代，都比以前更丰盛复杂；两者都奢华高贵、精致不俗；两者都发展了一种诗歌流派，关注个人内在意识的构成要素——爱情的复杂和情绪的起伏；两者都备受后世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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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有这些相似点。在印度和中国，抽象思维是在艺术表达臻至完美、令人赞叹的几个世纪以后才得到高度发展的。因此，新儒学在宋朝末年兴盛繁荣。而在印度，印度教哲学是在公元5世纪笈多宫廷诗人迦梨陀娑登上印度教想象文学顶峰的三四个世纪后，才得到充分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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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旧世界早期大河流域文明和美洲文明之间的相似点可为以下事实提供佐证，即如果人类能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不受干扰，则其所处的某种模式会得到自然发展，从而形成人类历史规则。不过，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相似点，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人类过去时眼光偏颇、顾此失彼，才做出了这一推断。社会研究非常不精确，而历史记录又支离破碎，无法得出确凿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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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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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不同文明历史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相似点，我们大体能从扑朔迷离的细节中了解到中国对佛教刺激的反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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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即便在佛教最受朝廷欢迎之际，佛教徒也从来没有迫害过儒家学者或其他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这种态度与思想保守的儒家不同。儒家极其不信任佛教徒。一方面，因为佛教提倡出世，不强调个人对家庭和统治者尽责。一个深受儒学熏陶的知识分子绝不会认同这一点。而另一方面，佛经中提到的许多问题为儒学经典所不及。如果要对佛教徒从印度引入的详尽教义逐条批驳，儒家学者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像孔子那样对鬼神世界闭口不谈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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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饱读儒学经典的人不愿清谈务虚。这是希腊人的方式，是哲学的方式。孔子曾称自己并未创新，仅仅是承袭古人。儒生也必须如此而为。为应对上述困境，儒家学者学习佛教思想家，阅读古书经典，阐发新理。佛教徒惯于从故事旧经中找出隐藏的事实，并加以象征性阐释。在佛教徒眼中，一人一事代表一种抽象的思想。比如，释迦牟尼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但他也代表成佛之人的所有特质。释迦牟尼是宇宙原则的象征，而这种象征明显比真实存在的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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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阅读、阐发文字的办法让儒家学者从古文经典中发现了新含义。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儒家思想的人被称为“新儒家”，以朱熹（1130年—1200年）为集大成者。朱熹为三四百年前佛教徒和儒家之间的所有争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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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从佛家中也有所学。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道家从佛教中借鉴得不多。但佛教徒以寺庙为组织的修行模式向道家展现了如何以一种更为紧凑的形式向更多人传播道家思想。认识到这一点后，道家开始在道观修真，与佛家弟子的寺庙修行相似。自此之后，道士以善理鬼神世界为务，帮助中国普通农民和市井百姓卜占吉地建宅，解幼子病因，开卦测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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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年后，佛教寺庙被毁。佛教徒与道士在上述服务中形成了竞争关系。不见容于官方让佛教既受损又得益。穷苦农民和未考入功名的儒生在对社会心生不满时，会觉得佛教特别有吸引力，原因就在于佛教的非法地位。佛教因此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对抗儒学和新儒学思想的非官方学说。比如，强调读书致学无用、倚重顿悟的禅宗成为中国主要佛教流派。这种挑战对强调读书致学、克己自制的儒家来说是最直接不过了。禅宗与印度佛学思想的相似点很少。换言之，在中国环境中，佛教这种外来信仰和生活方式通过实现本土化而得以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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