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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1200年时，在市镇生活最为发达的欧洲部分——法国北部、莱茵兰、英格兰东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大多数农民变成自由人，不再对采邑主负有强制性义务。乡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市镇靠向普通农民提供铁具、熏鲱鱼、粗纺羊毛布料，向贵族富人出售奢侈品而兴盛。采邑主靠收取地租、征收贸易保护费而发达。农民靠出售余粮和原材料而富身。简而言之，西北欧进入繁荣兴盛期，并于1200年至1300年间攀上发展高峰，不仅在每一条边境上进行军事扩张，还实现了快速经济扩张。林地开辟为新田，贸易增长，人口增加，技能提升，西欧追赶上了发展水平更高的中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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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市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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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市镇生活与希腊、罗马时代的市镇生活存在组织方式上的根本差别。在早期的希腊和罗马，公民即为农民。商人和手工艺人是被挤出土地、不得不另谋生计的边缘人群。古典时代后期，在罗马帝国市镇里，公民权利几乎都局限于向种田人收租子获得收入的地主身上。但在北欧，乡村的骑士地主享受不到如此显赫的地位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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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1000年时，西欧商业和手工业阶层蓬勃发展。这些人习惯自我防守，能自主决定结盟和战争事宜。当地采邑主是他们的天然敌人。而远方的采邑主，尤其是国王，或者比当地采邑主地位更高的人则是他们的天然盟友。如果市镇居民能够保护自己不受外侮，就能获得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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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日本外，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产生出这样的商人和手工艺人阶层。在其他文明民族中，商人和手工艺人安分守己，不得不迎合身份地位高的社会阶层——士兵、官吏和地主，并接受他们的控制，不可能实施自治、彰显自信。而这两种特质正是西欧文明增长的根基所在。市镇成为欧洲文明活动的主要发生地。因此，市民的习惯和期望在塑造后世欧洲文明精神上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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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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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年后，市镇在中世纪欧洲的重要性立即显现在政治上。加洛林时代相对简单的政治关系消失不见。西欧不再受单一帝国统治，不再与教堂合作传播、捍卫基督教，而是分裂为一大批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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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讲，帝国继续维持统一局面。公元1000年，德国奥托三世仍以皇位为荣，但实际权力遭到重重限制。843年，查理大帝的帝国被他的三个孙子分割，法国和德国独立王国应运而生。位于中间地带的意大利和莱茵兰成为法德两国的争议领土，并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教皇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授予给德国国王，法国统治者拒绝承认。英格兰、苏格兰、丹麦、挪威、瑞典、波兰和匈牙利国王也宣布独立（他们中有些人时常与德国皇帝有特殊关系，承认后者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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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也自称对所有主教、修道院，及其他教会组织拥有至上权威。但和皇权一样，教权也不具备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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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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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讲，欧洲实施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每一个贵族都要向领主尽一定义务，而领主授予封地给贵族以示回报。封地可以是产生收入的任一种财产。当然，常以土地形式出现。法理认为，上帝选定国王为代理人，授予其最高统治权。国王再将广阔的封地授予给主要人物——封臣。封臣将小一点的封地授予给次封臣，以此类推。处于这一制度底层的是骑士，即采邑主。农民要为采邑主种地，以此得到采邑主的保护。而采邑主听从封建领主的召唤参战或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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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制的每一个层面上，位尊者与卑微者互有责任义务。效忠誓言是领主和封臣间的契约。宣过效忠誓言的封臣必须听从领主召唤，和手下兵士一道为领主荣誉而战。如果不能尽忠职守，则被领主其他封臣判定有罪。这些封臣聚集在领主法庭里，采取相应步骤惩罚不作为者。如果领主违背义务，则会遭到封臣联手反抗。在欧洲各地，政治关系被视为崇武尚战、捍卫荣誉的人之间自愿签订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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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从来不像这样井井有条。首先，单个骑士是多个领主的封臣。如果两个领主发生争执，骑士不可能做到兼顾。而且，很多领主拒绝效忠国王。实际上，在1000年这一年，法国国王仅仅是法兰西王国中十几名强权者之一。他对诺曼底公爵的统治权完全是有名无实。有时，连伯爵和公爵都不能控制自己的封臣。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权无法有效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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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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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局之下，市镇处境尴尬，教会也不例外。在欧洲全境，教会拥有大量土地。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控制其中大部分。但跟其他大封臣不一样，他们不能把土地传给子孙，因为神职人员不得婚配，也就无子嗣可承。基于这一点，德国皇帝对多数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委以重权，目的是让亲信担任要职，打赢世袭领主。法国国王没有这种权力，任命教会关键职位的权力差不多都落到了伯爵和公爵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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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会法规定，主教应由教徒和所在教区的神职人员，而非国王或世俗领主选定。修道院院长应由修道院各修士选任。简而言之，教会应独立于世俗政府。但这些规则鲜有人遵照执行。从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初，拜占庭皇帝就对教会拥有广泛权力。查理大帝也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有权委任新教皇。但在800年，是教皇利奥三世主持了查理大帝的加冕大典。因此，把皇权称作是上帝借教皇之手授礼给皇帝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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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皇权孰强孰弱？1054年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赢得了教会控制权，这一问题愈发尖锐。改革始于910年。那一年，阿基坦公爵在克吕尼新建了一座修道院。克吕尼很快成为宗教学习中心。此后不久，该修道院修士在基督教世界各处修建姊妹修道院。克吕尼式修道院信奉的首要原则是，完全摆脱世俗统治者独立存在。为保护每一处修道院，新成立的修道院与克吕尼修道院建立了紧密联系。此外，克吕尼修士宣称教会其他组织也应独立于外部干涉。他们特别强调，教皇委任一事不应再因罗马少数强权家族一时心血来潮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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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年，克吕尼改革者获得教权。五年后，他们确定了教皇选任方式，即先列出有选举权的罗马神职人员名单，再由其选举下一任教皇。这些神职人员就是红衣主教。每位教皇都有权委任新的红衣主教，将选民团体控制在合适规模。因为教皇是罗马大主教，所以每一位红衣主教必须负责罗马一个教区，这项风俗一直沿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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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和教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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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皇帝（当时是亨利四世）同情克吕尼改革者。但红衣主教认为教权的含义是，不与皇帝商议，即可选举教皇。这种阐释引发了纷争。1073年，农民出身的修士希尔德布兰德当选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纷争急剧升级。格列高利七世要求，德意志主教也必须跟他一样由选举产生，世俗力量不得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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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让皇帝亨利四世看到，政权的最坚强后盾陷于瓦解。两人互相指责。1076年，格列高利七世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雇佣兵，以及憎恨皇室干涉的意大利北部市镇达成同盟。格列高利七世本人还结交德意志贵族，这些贵族害怕罗马皇帝一手遮天损害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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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年，被教皇四处树敌、权势大减的亨利四世不得不来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对格列高利七世言听计从。但他的德意志对手仍不罢休，选出另一位“国王”取而代之。亨利四世奋起反击，却于1080年被再次逐出教会。此后，他动身前往罗马，把格列高利七世囚禁在圣天使城堡。教皇的诺曼盟友出手相救，同时将罗马城洗劫一空。教皇心惊胆战，不敢再回罗马，最后身死异乡。不仅未与皇帝分出胜负，反成了罗马的流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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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和乡村教堂 有效的地方防御为欧洲农业财富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基督徒的虔诚和地方荣耀在恢宏壮观的教堂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从这两张图片可见一斑。上图的米兰圣安博大教堂是早期罗马式建筑的代表，于公元900>年左右完工。米兰市民曾经聚在这里参加主日崇拜。米兰建有城墙，所以这座教堂没有另建防御工事。但下图修道院建在开阔乡野，无防可依，因此必须在充当崇拜场所之余，建造防御设施，保护修士不受恶意攻击。1100年初，法国南部的修道院就出现了这种要塞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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